一 慈禧太后每天的工作就是“打地鼠”，谁冒头就敲谁几下脑壳。 李鸿章势大，便用张之洞翁同龢牵制，反过来再以李鸿章压制这双方。光绪帝和他老爹个头大，放在身边亲自看护。 不冒头也要套出你的心思，时不时抛个诱饵，投石问路，几个回合下来你就原形毕露。 太后想去北洋观兵，光绪帝兴奋的要死，马上露出冒进的尾巴。醇亲王在军舰上得意忘形，即兴赋诗一首，醇李联手抢班夺权之心昭然若揭，慈禧一顿痛斥，天生胆小的醇亲王肝胆俱裂当场吓死。即使自己身边的亲信李莲英也不忘敲打，“让你去北洋溜达溜达，是看看你出了宫是什么德性！”同时又探了李鸿章的底，北洋待遇优厚，李鸿章在银行有存款，但这些都在容忍范围之内，因为李鸿章，“劳苦功高，给大清争了面子”，慈禧多疑，但聪明，不昏聩，所以谁诋毁李鸿章都不买账。 北洋观兵，一石四鸟，皇帝先露了头，检阅了李鸿章的家底，拷问了醇亲王光绪老爹，又敲击了身边的小李子。 二 太平天国最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军队“私有化”，国家正规军八旗兵绿营兵拼光之后，曾李左张的地方乡勇便成为主力，千年以来的兵之大忌产生了，将专其兵。 于是便外重内轻，满轻汉重，山头林立，各图自保。每个人都口口声声朝廷社稷，但各个都有个如意算盘在心里。 所以，李鸿章能以地方身份领导全国洋务，足见之奇葩。同样来自地方和中央多方位的掣肘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内耗之大足可料想。 这种上下猜忌，左右倾轧的格局最终酿就了甲午海战的苦酒。 日军在花园口登陆，旅顺告急，李鸿章求助山东巡抚李秉衡，光绪帝亦多次诏谕，但李秉衡就是按兵不动；两代帝师翁同龢，掌户部大权，对北洋经费大肆节制，以至北洋水师修缮不及弹药奇缺，临阵只能八艘军舰参战；甲午海战持续九个月之久，但大清国另外一支南洋水师却始终坐视；翁同龢节制北洋经费却鼓噪开战，心机狠毒可见一斑，光绪帝只会鸡血般上蹿下跳，慈禧太后只关心六十大寿，每天几百道菜依然无处下箸。 隔岸观火，落井下石，难怪李鸿章慨叹，北洋以“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甲午海战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正如他所料，拼光了全部家当后，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尽头。甲午战败，几家欢乐几家愁，消除了政敌，地方督抚弹冠相庆，即便是那慈禧老佛爷，心痛之余或许也在暗暗欣喜。上上下下全无家国，唯有自己的机关心思如意算盘，岂能不败？独独苦了我四万万生灵。 将专其兵之弊，流毒甚广。 且不提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单就中日第二次战争，也几乎败于这军队私化之上。地方军阀多亦如李鸿章，“保船避战”，或如李秉衡之流坐视不理，即便是那最高统帅蒋介石也如慈禧太后一般有个小伎俩，借日本人之手消除异己。 实是多亏了我共产党，扶大厦于将倾，救社稷于危亡，犁庭扫穴，复土开疆，折冲樽俎，纵横捭阖，匡扶华夏，扬威域外，千年时局，一朝鼎固。 三 盛宣怀问李鸿章，为什么不查办利用北洋军舰走私一案。李鸿章说，军舰走私，牵扯太广，水师不能乱。 李鸿章所言极是，法不责众还是颇有道理的。水至清则无鱼，很多事不可书生意气，现实总比理想复杂的多，凡事总有个得与失，利与弊。当事情已经败坏到影响大局的时候，彻底根除无异于挥刀自宫，势必挫伤根基。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的时候，就曾因为贪污警员太多面太广而被迫妥协退让。 这也是清末，处于最高统治阶层的慈禧太后不敢大手术的原因，也是慈禧太后相对于光绪帝老道稳健的地方。 但是，时不待我，清之所以亡，皆因一个“晚”字，它的人民已经失去耐性。 四 中途弃主已是大忌，偏又落井下石，若非李鸿章海量，袁世凯从此便会“夭亡”。李鸿章看得不错，四姓家奴（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奕劻），不反才怪。 野心总是伴着能力膨胀，能量爆棚，自然胆子渐肥，没有谁一开始就想谋反，王莽，袁世凯也如此。 五 历史上，政治力量的博弈往往是很微妙的，真的可谓毫发之差差之千里，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多时候，一个细节就有能改写历史。崇祯皇帝时期，明清和议，就因为陈新甲将密约无意中泄露，最终导致和谈失败，双方再次反目，最终明朝灭亡，不然明朝还可苟延。 再比如，维新变法，康有为这个二货，宫廷戏看多了，居然整出个帝党和后党，就因为一念之差，严重估计了帝后矛盾，鲁莽地制定出一个臭屁的“围园杀后”，才最终导致“戊戌六君子”，导致变法失败。中国历史就此改写，不然变法一旦成功，中国将比之今天还要强盛数倍。 历史的得与失，往往间不容发！细节往往能够扭转历史车轮的走向。 这就要求参与历史博弈的政治力量，都应该本着对民族对国家无比忠诚无比严肃的态度，肩负历史重任，万万不可儿戏，慎重，再慎重，你们的肩上扛着的是历史的车轮！ 政治博弈中有对抗，更有相互的妥协，妥协不一定是投降，妥协有时候是一种明智的斗争方式，有时候妥协比对抗更重要。 宋辽和议，享百年和平。英国光荣革命，资产阶级和斯图亚特王朝妥协，结果走上了光明大路。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同德国签署《布列斯特合约》，也是成功范例。 现在的某些香港人，太过高估自己的实力，无责任无节操，将历史重任等同儿戏，有时候历史发展就断送在这些心胸狭隘颟顸愚钝还高傲自大的人手里。 六 电影《指环王》里有一只至尊魔戒，它能够诱惑你去占有它，有了它，就会拥有控制一切的力量。魔戒诱惑每一个生灵，即使高贵的精灵族，勇敢善良的甘道夫，也抵制不住引诱。 人世间，权力就是那魔戒。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扇地狱之门。 贪欲，是地狱里的魔鬼。 诱惑有多大，贪欲就有多疯狂。 而权力是打开地狱之门的金钥匙。 所以，清帝逊位实是被逼迫，孙文让权也是出于无奈，袁世凯称帝却也是，人性使然。 谁也别骂对方有多卑劣，吹嘘自己有多崇高，在权力这面照妖镜前，再道貌岸然的人也会现原形，露出禽兽的本性。 道德与崇高，储藏在乌贼的墨囊里，…… 七 爱国主义是个好东西，就像漂亮的糖纸，如果需要，谁都可以将自己的私心包裹进去，推销给外人。 西方各国要求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这下踩了太后的尾巴，立马跳将起来，出离愤怒了。 中法战争，藩篱尽撤，她不怒。 甲午海战，海防尽失，她不怒。 权力要失去了，她便出离愤怒了！ 将自己的私心，用爱国主义的糖纸包裹好，抛出去，一切为了大清江山！ 正如同光绪帝训斥刚毅，“向十一国开战，你疯啦？！” 即使几十年后的战争疯子希特勒也不敢同时向十余国宣战。 这是，作死的节奏。 为一人之私，与全世界为敌。 割别人的肉从不心疼，踩自己的尾巴就急眼，假国家之名，行苟且之事，以崇高的名义绑缚最无耻的私欲，不惜裹挟天下苍生，甚至这满朝耿忠之臣。 义和团就像哮天犬，被适时的放出。 八 袁世凯三次差点掉脑袋，鬼门关过来的人深知权力的威仪。 利刃在手，乾纲独断，生杀予夺！ 在权力的角逐中，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往上爬，越往上越安全。 九 慈禧太后要向十一国宣战，臣子们怎么看？ 明明知道主子错了，奴才该怎么办？ 公开反对开战的，你敢“逆鳞”，马上摘掉顶戴花翎，当猪宰了。 刚毅、徐桐，专是顺风接屁的庸才，主子胡闹，奴才也跟着煽风点火，只图主子一时高兴，顺了主子的心思。但他们不曾想，将来主子闯出祸来，捅了篓子，最后无法收拾的时候，谁来顶罪？！奴才专是为主子卖命的，所以这一百七十四个大清官员替主子顶包也算是死得其所。 反对是死，支持也是个死。 所以，荣禄、李鸿章是睿智的。 对待主子，有时候更应该像对待孩子。孩子胡闹，劈一巴掌打过去不对，跟着他一起胡闹也不对。好的方法就是让他闹下去，背后为他做工作，疏通铺垫拯救。等栽了跟头碰了壁，撞了南墙呼呼流血，走投无路，绝望无助的时候，再伸出双手扶起来。这时候的主子，气也出了，火也败了，性子也磨没了，知道错了也后悔了，痛苦又绝望，你的双手就是救命稻草，你就是他最亲近的人。即亮了自家本领，又有救驾之功，关键是自此以后主子便更信任更依赖更离不开你了。 所以，李鸿章装傻，荣禄装糊涂。 李鸿章告诉全天下人，太后向八国宣战的诏书是伪诏，两广决不奉诏。并联合刘坤一、张之洞抛出“东南互保”方案，将国家损失减到最低，同时通过辜鸿铭向西方列强表明中国坚定抵御入侵的政治立场，以博得政治回旋之余地。 辛丑和谈，李鸿章单刀赴会，舌战群儒，拼了老命救主子出水火。难怪李鸿章辞世让慈禧太后老泪纵横，这才是股肱之臣，国家栋梁！ 荣禄在这方面也是高明至极，装糊涂，作缩头乌龟，不掺合不表态，敷衍塞责。但是在背后偷偷为主子做工作，找后路。在大炮的标尺上做手脚，炮弹轰不到洋人的使馆，给洋人送水蔬菜粮食，并告诉洋人，北京的乱子，不是皇太后的意思，她老人家也控制不了，这样将主子从困局中慢慢打捞出来。 慈禧责怪的时候，荣禄说了一句话，奴才这条命，绝不随便卖。 这句话，值金子。 洋人要杀大清一百七十五个官员，第一个就是慈禧太后。 老太太吓得要死，绝望痛哭的时候，荣禄才最后整出杀手锏，“太后啊，您怎么不想想，李鸿章能让洋鬼子杀了您吗？” “太后，李鸿章要是挡不住，奴才立刻回北京跟洋鬼子拼了这条老命！” 荣禄的下一句让慈禧感动地直哭，“只要卖得值，奴才也卖！” 为主子卖命的至高境界就是，一定要卖得值。 十 清末的预备立宪，实际上是加速了满清灭亡。 假若你不想给，就别贱嗖地撩，撩的结果是全国上下集体炸毛。 自古社会变革本质上都一样，利益重新分割。 蛋糕就这么大，你多别人就少。 整个锅你都端去，甩给别人的全是鸡头鱼刺，人家不给你砸锅会飞呀？ 宪政的本质是权力下移，从理论上讲，人人都可以进入权力机枢，其中当然包括立宪派，汉族官僚，地方督抚，甚至革命党。所以，宪政一下子便把满清贵胄孤立了起来，全国上下无数双眼睛都在瞅着你，说吧，这蛋糕怎么分？ 这一时期，连革命党的活动都跌入低谷，全国上下屏气凝神，就等你揭锅呢。 结果，皇族内阁，钦定宪法大纲，全国都炸毛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皆骂。 第一：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的政治格局就已经异变成弱干强枝，藩镇割据的态势已经形成，庚子国变中“东南互保”便是一例。这立宪本应是权力下移，但结果不下移反而还上提，妄图揽权于中央，借机消除割据。比如1906年设陆军部，统率全国的陆军，该部的尚书及两位侍郎都由满人担任，这样陆军就全部由满人统率；还有设立度支部，控制地方的收支，宣布只有中央才拥有对外借款及铸造、发行货币权。 汉族官僚没发现蛋糕变大，反而还小了，能不急眼能不骂街吗？特别是那个袁世凯，皇族内阁里居然没有他，他能不生二心？ 第二：士绅，传统中国特殊的一个阶层，介于官与民之间，官非官，民非民，多是科举未仕或落第士子，或者是退休回乡的中小官吏。他们是官与民之间的润滑剂缓冲垫，往往要依靠这些士绅调节官民矛盾。调节矛盾的时候，他们还往往站在民众一边。因为本乡本土，同在一个村子里住，谁也不想半夜被人在院子里扔石头。不过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往往一头扎进官府怀抱，比如太平天国。 但是，1905年废科举，大部分士子回乡，成了士绅。没了科举，前途暗淡，名利不保，他们本身就对清政府满是怨气，这股无名之火无处发泄，要搁在以往，无非私底下发发牢骚，或者借酒浇愁。但是，预备立宪了，各省设立咨议局，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以他们的资历完全可以进入，日后便是省议员，名誉地位又回来了，于是他们成为了立宪派。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咨议局就是个空壳子，狗屁权力没有还处处受制，因为清政府压根就不想权力下放。不死心的立宪派还曾在1910年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但是当他们的要求被拒绝，特别是“皇族内阁”成立以后，他们多数人绝望了。于是咨议局便成了牢骚局，以前是独自唉声叹气，现在是聚在一起组团骂街。他们的心，同清政府渐行渐远。以前是一盘散沙，现在咨议局成为了他们的岗楼据点和聚集地，一个呼哨就能将全国各省连成一条战线组成一个阵地。 第三：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需要大量的经费，而这些费用都以各种名目强加到百姓头上，老百姓也跳着脚骂街。 全国上下，干柴烈火，革命党只不过浇了桶油。 十一 北洋水师每年军费是六十万两白银。 甲午战争赔款是两亿三千万两白银。 大清国岁入是八千八百万两白银。 可清朝官员之间的贿赂却是以万两银子起步。 袁世凯行贿庆亲王奕劻是五十万两。 户部侍郎唐庆昌为保自己的官职给奕劻一次就送去一百万两的银票。 管中窥豹，满清官场贪腐之严重，令人发指。 庆亲王奕劻卖官鬻爵朝野尽知，就连慈禧太后都知晓。 但是慈禧却看中了他的忠心，是一家人。 “你的毛病根儿呀，无非是一个财字。” 最多劝诫两句，“咱大清要是真给糟蹋的亡了国，你那财还从哪儿来呀？” 瞿鸿禨精忠为国，一生廉洁，结果却被慈禧罢黜，因为他，“分布羽翼，窃权不轨”。 慈禧太后说的好，“有些人有忠心没有才干，这个吗可以让他慢慢历练。可有的人是有才干但没忠心，这样的人，我是不会留着他的。” 慈禧所言也极是有道理，自古以来，从未有因贪腐而失国，只有离心而丢江山。 历代统治者都明白这个道理，你可以贪，但不可不忠。 苏绰定律，穿越古今，黄金法则。 十二 病重的慈禧太后告诉自己的亲侄女隆裕皇后，你就要做太后了。 可是，当时她的亲外甥光绪还没有死…… 可是，光绪没有子嗣…… 该剧很隐晦的讲述了这个千古之谜。 慈禧太后最终也没能放过光绪帝，她亲手剪断了大清国最后一缕阳光。 一己之私，一人之怨，竟然扯上一国之本来陪葬。 口口声声家国天下，…… 十三 孙中山的革命党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南北对峙。 从一开始就隐藏着失败。 袁世凯是攥紧的拳头，而孙中山却是摊开的手掌。 就个人因素而论，袁世凯老谋深算，权力场上摸爬滚打几十载，几次差点丢掉脑袋，揽权，弄权，拉拢排挤，借刀杀人，隔岸观火，落井下石，阳奉阴违，见风使舵，荤的素的，明的暗的，那是样样精通。相比之下，孙中山便纯洁的如同小白鼠，招招式式，处处居于下风。 这革命的正途，窃以为，实是需要经历一个先集权后放权，先专制后民主的历程。只有权力集中才可以凝聚力量，壮大声势，推翻反动势力。待到天下厘定，再还政于民，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宪政共和。 而孙中山的革命党从一开始就忽视这个问题，不能抓权或不屑抓权，这可能和他标榜的民主宪政有关。殊不知逢乱世必要大权独揽，一是为了自身，二是为了革命。 首先是党权，同盟会和以后的国民党都有一个通病，松散，鱼龙混杂，有组织无纪律，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赵秉钧是国民党理事，却暗杀了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二次革命，孙中山振臂一呼，十个省的国民党都督有八个省不响应，以致革命失败。孙中山为此也一度痛心疾首，曾有另起炉灶，再造新党的念头。创建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孙中山竟要求每个党员在入党誓约上按指模，发誓“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其急迫之情可见一斑。就算后来的国民党也是什锦杂拌糖，什么物色都可入党，政审把关不严。还有国民党的党建工作也一直饱受诟病，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烂得一塌糊涂，直到离开大陆为止都不曾改观。 还有就是对军权的控制。孙中山在海外遥控革命，极少亲自参与起义，所以武昌起义后，各省革命军自己选出了领袖，军权始终和他无缘，孙中山成了精神领袖。而这各路诸侯后来便演化成了新军阀，直到蒋介石时期都难以驾驭。 再有政权，且不说南京临时政府是个空壳子，就说袁世凯与唐绍仪不睦，内阁当中全体同盟会员便愤而辞职，如小孩子般赌气任性，就足以证明其政治上的幼稚可笑。武昌首义，革命党人将政权拱手让于旧官僚黎元洪，以至于受人钳制遭人暗算，以至张振武惨死，也真是傻的可以。还有，孙中山放弃临时大总统的位子，甚至后来居然放弃正式大总统竞选，虽出于无奈与难言之隐，但奋力一搏也可以乱了对方分寸，总比拱手相让的好。 权力不集中，就攥不紧拳头，打出去就没有力道。 而这革命党人，便成了浮在水上的油，飘在天上的云。 难怪袁世凯说，孙中山最大的法宝就是他的威望。 不过经过后来的努力，特别是广东革命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黄埔军校的建立，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国共两党的合作，国民党的改组，这党权、政权和军权也渐渐抓了起来，虽然差强人意，但是效果还是很显著的，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便是例子。 可是，集权容易，放权难，蒋介石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后，便死死抓住不放，全国统一之后，宪政就不提了，直到离开大陆。 攥在手里是能力，而放手人间则是人性。 集权，放权，如同炼狱，考验着灵魂。 十四 孙中山最大的功绩就是，以后无论谁当皇帝，全天下都会和他玩命。 吃独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孙中山没有想到，国民党最后以涅磐重生的方式，在台湾实现了共和。 十五 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绵延千古。 秦汉时期郡守县令自辟僚佐，便是其遗风，这样直到明清时期的幕僚。 李鸿章有盛宣怀，张之洞有辜鸿铭，左宗棠有胡雪岩，袁世凯有杨士琦和徐世昌。 自古至今，似乎都有一种惯例，也可以说是潜规则，公事往往需要通过私人关系去疏通办理。 需要办理的事情，上层交给下属的往往是政策，其他事宜你自己去筹划。左宗棠收复新疆，朝廷却不给钱粮，胡雪岩通过私人关系拼了老命给他筹措军饷。李鸿章筹划北洋水师，军费开支也是盛宣怀给他想办法。即便是袁世凯，背后也有个周学熙。 辜鸿铭给张之洞出谋划策，袁世凯身边也有军师徐世昌。 一个“智囊”，一个“钱袋”。 这些幕僚围绕在官员身边，形成裙带，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推古及今，哪位领导身边没有几个“钱袋子”，没有几个“狗头军师”？ 然而，“以私害公，非忠也”。

慈禧太后并不是我在《走向共和》中最喜欢的人物，然而之所以选择她来做分析，是因为从她身上可以看出封建专制政体下一个国家治乱兴亡的根源。 《走向共和》的剧情几乎一直围绕着国体政体之争，而国体政体之争的背后又是权力分配之争。封建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各方势力各种思想你方唱罢我登场，疏陋如我，并无法断定其优劣，故本文只想从慈禧这个人物对待绪、康、李、荣、瞿、岑、袁等人的态度来谈一谈封建专制政体之下的治乱之道，俟以对中华民族的今天有一点微弱的启示。愚以为，在《走向共和》中，慈禧的作用就好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历史车轮下各位英雄乃至枭雄的人生轨迹，是故分析慈禧，也就能见出各位英雄的志向襟怀。 观罢《走向共和》不由感慨，其内圣外王之说，诚有以乎！有言道：欲知一国之兴亡，必先观其内，一国之内为百姓，百姓之内为法制风气，而天下之风气，必起于天子。 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问道：“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崇祯帝说“诸臣误我”，然而慈禧恐怕不能如此推卸责任。满清之亡，固然是亡于腐败的宗室吏治，亡于袁世凯这样的乱臣贼子，然而慈禧也难辞其咎。 孙中山先生在剧中有言，“我们不是不信任袁世凯，而是共和政体本身就是对任何个人的不信任。”那么所谓的专制集权，也便是对某个个人的极度信任了，孙晓说，这种信任的基础建立在在位者是一位“君子”，否则天地间的一切都会失序。如果说权力就好比一把刀，那么约束这把刀的刀鞘便只有两个字——道德。 “天之历数在尔躬”，“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从这些至诚的诰文，到孟子笔下的王道霸道之争，再到程朱陆王笔下的天理与人心……如果，道德的烛光仅仅照亮了瞿鸿禨一人，那么封建专制这柄闪着寒光的宝刀何以在我中华大地上横行数千年？古有圣君，今有贤臣，李鸿章在，张之洞在，岑春煊在，瞿鸿禨此生不孤矣！因为，他们都是阻止这柄宝刀滥杀的刀鞘啊！ 乌托邦本身都是美好的，然而为何乌托邦一旦落实到现实中就会走样？因为无论何时都会有一种聪明人，无论制度本身有多么完善，他们也依然能够玩弄制度于鼓掌之中：第一在于执行制度过程中的双重标准，第二在于借制度之名行私欲之实，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片面地强调一种制度的优劣是可笑的，因为任何制度的执行者都是人，而任何制度的执行最终都依赖于人的心。只不过所谓的封建专制过多地依赖了君王一个人的心而已。在《走向共和》前半部分展现的这段历史里，也就是依赖于慈禧太后一个人的心。 集权本身并没有错，关键还是在于掌权者的心。袁世凯弄权，李鸿章同样也弄权（甚至后期孙中山先生也不免暂行权宜之计，在国民党内搞集权），然而一者为私，一者为公，手段一样，动机不同，那么性质也就大不相同了。纵观中国近代史里对慈禧的批评，无非是说她专制集权，然而我以为慈禧之过，却不在集权，而在于她少了一样东西，又多了一样东西，她少的那样东西，叫做担当，而多的那样东西，叫做私心。 先说担当，私以为权责永远应该是统一的，《英雄志》中有云：“然太后虽为弱女子，亦可能有英明处，何以言为病灶？其实这个病，不是病在她这个人，而是病在这件事，她抓了权，却不肯担责。她不担责，却又抓了权。故而有责者无权、有权者无责，做错事不知痛，便如行尸走肉……” 再说私心。天子之内有私心，无乃社稷苍生之祸欤？平心而论，我对慈禧是有三分敬意的，她决非昏聩不堪毫无政治头脑的权谋家，人谁能无私？君和社稷，私心和公心，一般情况下两者是不矛盾的，然而等到发生了矛盾冲突，非要作出取舍的时候却要怎么办？圣贤给了我们答案：礼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然而慈禧不能做到，义利发生矛盾时，公义总是让位于私欲，大是大非面前一旦退让一步，便埋下了断送江山社稷的祸根。 《走向共和》第二十六集的主要事件是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辛丑条约的签订。如果说之前慈禧太后决意和洋人决一死战，让我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血性。那么这一集中慈禧太后的形象则远远颠覆了之前给我留下的好印象。在位者一旦做出决策，便应该赌上自己的一切为这个决策负责，义和团运动的失败，用慈禧自己的话说是“死得光彩”，某种意义上说，慈禧的这个决策虽说愚蠢，却并没有错，然而面对洋人的问罪，慈禧竟然不惜牺牲一百七十四名“祸首”，不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将决策的责任完全推到主战官员身上，将失败的后果完全转嫁到人民身上，只是因为“我真是不想死啊……” 为了保住自己一个人的性命，甚至想让荣禄做自己的替罪羊，甚至答应洋人的一切条件，将天大的重担全部压在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身上。弄得荣禄元气大伤，李鸿章油尽灯枯，“祸首”们蒙冤而死，为国尽忠的义和团死得轻于鸿毛。义和团抵御外侮，何罪之有？那一百七十四名主战官员何罪之有？对比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时说的“如果一枪能抵一亿两白银，那索性再打我两枪好啦”，人格之高下立判。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说的是君主一个人犯了过错，不能让所有人代自己受过。“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说的是任何人有了过错，都要由君主一个人代为受过，这句话是慈禧经常挂在嘴边的，然而观其行止，却是“朕躬有罪，加以万方”。抵御外侮本来是正义的，慈禧承认了那一百七十四名主战官员是“祸首”，也就等于自己抹杀了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自己打折了自己的脊梁。 然而这位昏君身上映照出的却是一位位贤臣的人生信条。正如梁启超所言：“没想到，中堂大人还是摆脱不了这个下策……我为中堂大人可惜啊”。对于儒生而言，比生命更重要的莫过于“名”。“世上最难写的，莫过于自己的名字。庆王爷，您还年轻，今后的路还长，让我来替您签了吧”，看到这里泪如雨下，中堂啊中堂，你究竟为的是什么呢？ 签完辛丑条约的中南海西花厅，长长的谈判桌两边所有的人影都隐去，只剩下桌上摊放的一张张卖国条约，李鸿章一个人坐在桌边，灯光渐暗，渐渐地李鸿章的身影也消失不见。我相信导演安排这个镜头是有深意的。山河破碎，然而却只有一个人会为了这张卖国条约心痛，甚至心痛得耗去最后一丝力气。长长的谈判桌边，李鸿章很孤独，这里没有庆亲王，没有光绪，甚至也没有慈禧，很快地，也就要没有他了。 中堂，若你不在了，下一回……还有谁来卖国呢？ 我并不会如梁启超一样为李鸿章不值，因为我懂得他，但我相信慈禧永远也不会懂。她以为这就是对她一个人的忠。 在第三十九集第四十集中，慈禧常常提到的一个词便是“忠”。因为这个忠字，她疏远了瞿鸿禨、岑春煊，却亲信了袁世凯和庆亲王。当袁世凯交出自己所有的兵权时，他也从慈禧那里得到了莫大的信任，如此以屈为伸欲擒故纵的把戏实在令我冷笑不已，而慈禧竟然完全被蒙蔽。如果说在戊戌年袁世凯的观望态度让慈禧有所察觉，那么之后他下的赌注却足够大，也骗过了慈禧。 君王为何每每亲佞臣，远贤臣？在于佞臣每每迎合了君王的私心。慈禧的私心在其权位，于是袁世凯便制定了十二年的预备立宪期，保障了慈禧的利益，却贻误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之路的唯一时机。 然而看到袁世凯的种种演技，我却不禁冷笑，袁世凯何忠之有？他不过是抱那个最粗的大腿而已，等到把自己的大腿变得比谁都粗的时候，便会图穷匕首见，什么忠义，什么情分，全都不过是骗小孩子的玩话而已。而瞿鸿禨岑春煊不同，正如瞿鸿禨所言，太后正是看中了他这份“定力”，可惜瞿鸿禨的定力何曾定在慈禧太后一个人的身上？ 因为所谓的离心离德，慈禧远贤臣，又因所谓的同心同德，慈禧亲小人。慈禧曾说，做臣子的最关键的在于忠心和能力，然而何为忠？当然我不否认这世界上真的有忠于某一个人的愚忠，然而这恐怕也就是狗对主人的感情罢了。何况，慈禧身边连这样的愚忠也没有。袁世凯忠于她，李莲英忠于她，不过是从慈禧的利益里可以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罢了，不过是私心和私心交换和勾结，何忠之有？ 所以，慈禧不懂李鸿章，也不懂瞿鸿禨和岑春煊，也就更不能懂得孙文。在这天地间，儒生们只会忠于一样东西，一样高乎这世间的东西。 “吾本息机忘世、槁木死灰之人，念念在兹于古之忠臣义士、侠儿剑客，读其遗事亦为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若不自禁，今虽不能视富贵若浮云，然立心之本，岂能尽忘？我身入梏炬，我心受梏方，天地大无耻，吾对之以二字，曰……正道！” 正道，就是做对的事情。 这就是儒生们毕生的道统。当李鸿章抽着陀螺说出“卖国！”当岑春煊半夜在关帝庙前勒马大呼“臣救驾来迟”，当徐桐面对一丈白绫说出“臣领旨谢恩”……这并不是对慈禧一个人的愚忠。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尧舜本来就是没有私心的，儒生们又岂会忠于君王一个人的私心呢？ “天下为公”并不是孙文一个人的独创，从本质上来说，孙文的思想其实并没有脱离儒家思想的范畴，所以说他是一个儒生也不为过。我看这个思想便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便是“廓然大公”吧。封建君主专制便是建立在君是圣君，臣是贤臣的基础上，若是君臣都没有私心，那么自然同心同德，做臣子的又何必单单忠于君王一人，乃至一家一姓之天下呢？ 这也就是孙文曾想在国民党内搞集权的原因，因为他知道，权力在他一个人的手里是妥当的，因为他没有私心。故窃以为，政体本身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权力本身并没有变，从专制到宪政，变的只是分配权力的方式。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掌权者的心，心正者，即便集权，也能为天下兴利除弊，心不正者，即便宪法在上，谁又来秉公执法呢？即便有人执法，法不责众，你又奈我何？从专制到宪政也就是从自律到他律的过程，自律倘不奏效，他律又何尝尽能奏效了？ 正如剧中所言，宪政的宪字，就是限制的意思。然而，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者何须限？须限者又何尝正？可见宪政本身也不过是一个可笑的悖论而已。 ---------------------------------------------------------------- 咏篆香为李中堂作 夜来谁共西风寒，独上高楼思悄然。 宛转焦心随漏浅，淹煎白首伴更阑。 芬芳任我形为烬，庄正由他迹作烟。 但得残息还一寸，宁使妖氛在人间。（完全出律了 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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