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一位流亡的苏联知识分子，告诉一位美国牧师，苏联知识界正在经历一场东正教的灵性复兴。几乎每位显要的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都在挖掘属灵的主题。这怎么可能呢，在莫斯科，连一本福音书都难以看到了。多年后，牧师在书中写道，那位异见作家，面带骄傲，他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

“只要人们还在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基督教的精神就无法从这个民族的心灵中被消失”。

“被消失”，是我的修订。

    世上只有永不消逝的恩典，没有永不消逝的电波。世上只有永不消失的信仰，没有永不消失的政权。当年，诺贝尔发明了129种炸药，随后半个世纪，炸遍了世界每个角落。他临终倾囊而出，却设立了诺贝尔和平奖，褒扬那些致力于减少他的炸药销量的人。真正的幽默，就像诺贝尔的炸药，都是黑色的。真正的幽默背后，是无巧不成书的上帝之手。不然，人生有多少苦难，历史就有多么尴尬。
 
    1935年，诺委会将和平奖授予一位德国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他是犹太人，撰文反对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任总理仅一个月，就以“叛乱罪”逮捕了他。一年后，德国政府允许诺委会代表来到奥西茨基服刑的埃姆斯兰集中营，向这位编号“562”的在押犯颁发了和平奖。随后，奥西茨基被释放。
  
   奥西茨基煽动颠覆国家最厉害的文字，是批评希特勒的。他说，“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

    我惊叹这话掷地有声，滴水穿石。实在是我说不出来的。在这年代，我也不配说出这样的话。然而言语的威力，话语的力量，“一言兴邦”是真，“一言丧邦”也不假。所以有些语录要被广传，有些语录要被消失。但安徒生问，那个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到底是不是危险分子？有信仰的意思，是相信真理兴邦，谎言丧邦。而无信仰的结果，是妄想谎言兴邦，又怕真理丧邦。

   于是人生就真真假假，历史就捉捉放放。罪恶的权势，弥漫天下。善恶的争战，直上云霄。1989年以后，我才开始为寻求生命意义而阅读。这20年来，就像一个提着灯笼，头插草标的女子，谁都可以把我赢过去。占据我一个夜晚，或数年之久。当我被一种思想占据良久之后，我就被称为教师或学者。就像一个通房丫头在一群没通房的丫头面前，被称为如夫人。又如鲁迅所说，我的灵魂不过是人类思想的跑马场。我是谁，我成了我所拥有的一切，我成了被嫉妒、被尊敬、被讨厌和被消失的一切。我成了人生的苦难、历史的尴尬或皇帝的新衣的一部分。但那不能被消失、也不会被消失的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我不知道那不可消失的部分，我就不知道我自己。

   在苏联，那不可被消失的部分，像穿过白银时代的暗流，依然不可消失。当鲁迅被鲁迅，高尔基被高尔基之后，高尔基在日记中写下，“只要那人存在，我在世上就不是一个孤儿”。

   就像情感要寻找的，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爱人。灵魂要寻找的，也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人。

一个不能被消失，不能被败坏，不能被隐藏的人。

一个可以向他呼喊，向他忏悔，向他敬拜的人。

   150年来，经过苦难，在这个民族，许多肉体都活过来了，许多灵魂却荡然无存。罪恶就像赤焰金龟（电影《狄仁杰》），谁沾染了它，谁就要在阳光下烧为灰烬。因为黑暗见不得光，光却见得黑暗。黑暗不能占据光，光却能占据黑暗。再多的黑暗也不能掩盖光，一丝光却能摒除黑暗。

   1976年，在苏联北部的荒岛上，有一座修道院。一位海军司令，党的干部，带着癫狂的女儿，向一位传说中的圣人求救。有人说，这部伟大的俄罗斯电影，是《罪与罚》的翻版。光与影的明暗，与修士的缄默相得益彰。俄罗斯电影的镜头感，就像东正教的圣像传统，肃静而庄严。导演不动声色的，回顾了共产党背景下的灵性复兴。在光荣正确的党外，一个衣不蔽体的疯癫修士，被同志们谣传为预知未来的圣人。他们参加完政治学习，就偷偷划船去找他。

   但这位修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罗斯科尔尼科夫一样，是个杀人犯。二战中，他服役的拖船被德国人追上。他出卖了船长，纳粹给他一把勃朗宁，他挣扎着开了枪。之后，他被修道院救回来，隐姓埋名成了修士。

   这是一个中国电影无法想象的人物。他不是奥西茨基那种面对罪恶的先知型战士，也不像雨果笔下的冉阿让，悔改后充满行动的能力。基督教的隐修传统，看似人生硝烟的退散，却是属灵争战的激化。作家卢云形容说，到4世纪，罗马帝国全面基督教化后，当时的修士们，就像海军陆战队的空降兵，为着时代的属灵益处，自愿空投到沙漠中。以另一种看似离开时代的方式，怜悯和照料那个时代。在一个杀人如麻的社会中，这位苏联修士做了什么呢。他在修道院用了半辈子，寻求救赎的确据。在某种意义上，他为这个社会什么都没有做；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一个人的忏悔，就是对整个社会的审判和祝福。

    这是基督教隐修传统与佛教避世清修的区别。像易卜生常被引用的一句台词，“这个世界翻了船，我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救出来”。如果指肉体的幸存，这话有部分合理性。就像飞机上说，你要先为自己戴好氧气罩，再去帮助别人。如果指灵魂的幸存，这话其实是沙漠教父们的格言。你不能救人，你必须先与纯粹的恩典相遇。当修道院院长来到他的锅炉房，向他求教，称赞他的好品格。院长说，“你向我证明了我的内心全无信仰”。这位锅炉房修士回答，“我们的品德在上帝面前散发出恶臭，我能闻得见那股味道”。

难道你闻不见吗。

  在东正教传统中，那些看似愚痴癫狂，却显露智慧圣光的圣徒，被称为“圣愚”。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梅什金公爵（《白痴》），就是俄罗斯文学中最著名的圣愚形象。因此，准确的说，这部电影是《罪与罚》与《白痴》的融合。十月革命后，圣愚传统埋没在旷野。但人民仰慕他们，胜过了仰慕教会册封的神父。导演成功塑造了一个共产党时代的圣愚，古怪、疯癫，爱做恶作剧，为罪忧伤，言语睿智。公映后引起轰动。

   结果，那位苏维埃司令，就是当年中枪跌落海中的船长。修士医治了他的女儿，一生的赎罪与悔改也走到了尽头。他选了日子，自己躺进棺材，握着基督的十字架，闭上了眼睛。

   或许我们很难接受，其实诺贝尔和平奖，不但应该颁给奥西茨基，也应该颁给这位锅炉房的修士。他为了内心的和平，一辈子与罪恶摔跤，最后躺下去；不是孤儿，而是灵魂的幸存者。如果他的道路，与这不和平的世界背道而驰；那么他追求的和平，也就是世界的和平。

               2010-10-12，《南方人物周刊》“电光倒影”专栏

     是古老而歷史悠久的瓦拉穆修道團體，於芬蘭與俄國邊境處的拉多加湖上的一個小島上。本片的神父他在上個世紀有幸加入該團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了該團體的長上，那時瓦拉穆仍在蘇聯的邊境之外。 神父生活在瓦拉穆大修道院裏，他必定感受到自己是一個可以回溯到許多世紀之前、豐富而又古老的傳統的繼承者。當他最初加入團體的時候，瓦拉穆修道院仍處在它的鼎盛期，有三四百位修士，在修道院的圍牆內有四座教堂，另有許多小聖堂：它是深受俄國人敬禮的朝聖地，有一座足以同時接待二百位來訪者的客廳。但是，吸引像查里頓這樣的修士加入修院的並非它的外在榮耀：查里頓感興趣的是瓦拉穆修道院所代表的修行的傳統及內在祈禱，乃是一个不可見的屬靈遺產。
       瓦拉穆修道院長久以來都是著名的傳教中心：在中世紀時，該院的修士走遍週圍的卡累利阿地區，向異教的部落宣講福音，1794年，九位被揀選出來的來自瓦拉穆修道院的修士去了阿拉斯加，成為美洲大陸最早的正教傳教士。
    本片是从耶穌禱文开始的。耶穌禱文通常的形式是「主耶穌基督，天主之子，求祢可憐我。」可以在後面加上「罪人」一詞，或者這一禱文也可以用複數的形式「求祢可憐我們」；或是其它不同的變化形式。所有這些形式中必不可少地是不斷呼求耶穌基督的屬神名號。本片中你会发现，神父一遍又一遍地诵读耶穌禱文。　理論上，耶穌禱文只是達致內在的祈禱的眾多可能方法之一；但實際上，它在正教會內極具影響力，備受歡迎，以致幾乎等同於內在祈禱。
      祈禱是一種克修奮鬥的行為，是一「壯舉」或「英勇行為」；用依納爵的話說，祈禱是「隱秘的殉道」。
       　　我們通常將祈禱分為三個階段──口禱、意禱與心禱，這一分法也被應用於耶穌禱文：
　　一、開始時，耶穌禱文是口禱，就如同其它祈禱那樣：高聲誦唸禱文，或是祈禱時雖不出聲，但卻運動唇舌。與此同時，藉著有意的意志行動，人專注於禱文的意義上。在這最初的階段，專心地反復誦唸禱文通常是很困難而又費力的工作，要求人謙卑地鍥而不捨。
      　　二、在祈禱的過程中，祈禱變得越來越內在，意念重復著耶穌禱文，而唇舌卻不動。隨著祈禱的不斷內在化，專注也變得越來越容易。祈禱逐漸獲得了其自身的韵律，有時在我們內幾乎是自發地歌唱起來，我們卻沒有意識到我們意志的行動。就如同帕爾塞尼長老所說的，在我們自己內有「有一股喃喃細語的溪流」。所有這些都是人正在接近第三階段的徵兆。
　　三、最終，祈禱進入心裏，支配整個人。它的韵律越來越與心的跳動一致，直至最終成為不斷的祈禱。最初需要痛苦費力的努力，如今成了無窮無盡的平安喜樂之源。
　　在祈禱的最初階段裏，當人仍是故意努力誦唸耶穌禱文時，他通常每天要撥出一段時間來──也許開始時不會超過一刻鐘或半小時，也許是更長的時間，每個人各按自己長老的指導而定──在這段時間內，他什麼事情也不做，只全神貫注於誦唸耶穌禱文。但是，那些已獲得不斷祈禱的恩賜的人卻發現，在他們內不被打斷地持續著耶穌禱文，即使他們做著外在的事務時亦然──用德奧梵的話說：「手在工作，意念和心卻與天主同在。」即使這樣，大多數人仍會自然而然地希望盡可能多地撥出一段時間來專心一意地誦唸耶穌禱文。
     　　就歷史而言，耶穌禱文的根源可追溯到新約，甚至更早。舊約的猶太人特別敬禮天主的聖名──按後期的猶太拉比傳統，由四個希伯來字母所構成的天主聖名，任何人都不得高聲唸出。天主的聖名被看作是祂位格的延伸，是祂存有的啟示，是祂大能的表達。基督宗教延續了同一傳統，從一開始就敬禮降生成人的天主的名字──耶穌1。在此，有三段新約經文特別重要：
　　一、我們的主在最後晚餐時宣告：「直到現在，你們沒有因我的名求什麼，……你們因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他必賜給你們。」（若16:24,23）
　　二、聖伯多祿對猶太人隆重確證：在提到「納匝肋人耶穌基督的名字」後，他宣告：「除祂以外，無論憑誰，決無救援，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字，使我們賴以得救的。」（宗4:10,12）
　　三、聖保祿也說過類似的話：「天主極其舉揚祂，賜給了祂一個名字，超越其它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聽到耶穌的名字，無不屈膝叩拜。」（斐2:9-10）根據這些聖經經文，我們易於理解，在歷史中，發展形成了在耶穌禱文中呼求天主聖名的實踐。
        　　除了耶穌的聖名外，耶穌禱文的另一部份也有聖經根據。我們要注意在福音中所記載的二個祈禱──瞎子的祈禱：「耶穌，達味之子，可憐我罷！」（《路加福音》十八章38節）以及稅吏的祈禱：「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罷！」（《路加福音》十八章13節）在基督徒的慣例中，「達味之子」自然成了「天主之子」。這樣，就形成了耶穌禱文的標準形式──「主耶穌基督，天主之子，求祢可憐我罪人。」這一禱文完全取自聖經。
　　但是，儘管構成耶穌禱文的各要素都清楚地出現在新約裏，最終將它們會集在單一的祈禱文中卻還有一段時間。顯然，初期基督徒敬禮耶穌的聖名：無論他們是否不斷地呼求耶穌的聖名，如果他們這樣做，我們並不知道他們是以何種形式呼求耶穌聖名的。按我們今天所知道的，耶穌禱文的發展最初明顯地與四世紀埃及的修道運動一起興起。曠野教父令不斷祈禱的理想廣為人知，他們堅持認為，修士必須不斷修習他們所說的「隱秘默想」或「紀念天主」。為幫助他們不斷專注於此事，他們採用一些簡短的祈禱文，一遍又一遍地反復誦唸這些禱文：例如：「主啊，求祢助祐。」「天主，求祢快來拯救我，上主，求祢速來扶助我。」「主，天主之子，求祢可憐我。」「作為人，我犯了罪，作為天主，求祢垂憐。」在修道運動的最初時期，這類的禱文有很多。
        　　這就是耶穌禱文發展起來的「背景」。起初，它只是眾多簡單禱文中一個，但它卻具有超越其它禱文的無比利益──即在它內含有基督的聖名。「『主耶穌基督，天主之子，求祢可憐我。』這句話只是工具，而非這一工作的本質；但它卻是非常強大而有效的工具，因為主耶穌的聖名是我們救恩的敵人所懼怕的，是所有尋求祂的人的祝福。」「耶穌禱文就像任何其它祈禱一樣。但它卻因為我們的主救主耶穌的大能聖名的緣故，比其它所有祈禱更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