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2014

《亲爱的》是我今年在影院的最佳体验。看这片的时候，周围没有喜剧片时放肆的毫无节制的笑声，没有动作片时我X我X的大呼小叫，没有悬疑片时讨论和卖弄的高谈阔论，没有烂片时手机亮起一片、人人都在聊天的茶话会气氛，只有不间歇的抽泣声、偶尔的轻笑，这点噪音渲染群体情绪足够，又不至于影响心情，刚刚好。

我没有想到《亲爱的》是这样一部电影，它和陈可辛近年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不一样。去掉一水儿的大腕脸孔，再在镜头语言上做点“朴实无华”的加工，立刻就能改换成一部半纪录样式的新闻片。这里没有谁是戏剧核心的主角，谁都可以独自面对镜头，谁都可以偷偷跟观众交流一下心声的设置，就像那些被誉为特定领域教科书的小说一样，非得有详实的资料搜集，精确的人物肖像，一丝不苟的背景调查，才搭得出来这样的故事结构。这种结构里，角色重心的不断游移，不会让人觉得怪异，反而能加深自然主义的印象。一切都是现实的一部分嘛，生活中谁也轮不到始终当焦点、做主角的。到结尾一看，果然取材自真人真事，这样留给编剧的活儿相对轻松了，只要精心做减法即可。

现实色彩的弊端是，对体制内人员的描绘，有点让人齿冷。无论警察、法官还是福利院院长，均予人墨守成规，不近人情的印象。当然，从逻辑上衡量，这并不是负面描写，他们恪守法律法规，不徇人情，是应尽的职务。但电影作为激发感情的文艺作品，尤其是这样以瞄准并挤爆观众泪腺为己任的悲情片，观众在同情主角之余，格外容易对他们产生反感。陈可辛拍这样一个剧本，是非常冒险的决定，他大可以妥协一点，把这群亲情的阻挠者塑造成两手一摊、满口抱歉、不那么吹胡子瞪眼的。但他就是要维持现实骨架的刚度，其创作立意是勇敢的，他的前作《中国合伙人》为三个大亨立传，偏要把他们早年市侩钻营、投机倒把的劣迹抖一大堆，都是一脉相承。

没看到一半，两边的姑娘都哭成狗了。我从头到尾都没掉泪，倒不是说电影不够煽情，其中多场催泪戏，每一场都足够给一部常规的剧情片做压轴了。只不过我年幼时候去影院看了一部《妈妈再爱我一次》，极大幅度提升了亲情戏的泪点阀值，不太容易被这种骨肉分离、久别重逢的情节逼出泪来，只在临界点七八成的位置持续徘徊了好久。陈可辛的这个煽情境界，已经足够把许多姑娘的纸巾耗得跟宅男一样快了。考虑到完全可以拉伸到20集电视剧的情节被大幅度简约化，泪点频度的设置还是合理的，毕竟你要给每个角色同等的、合适的展现酸楚的机会嘛。不过我估计，这些煽情戏码很快会被许多影评人称为电视剧哭法，等着吧。我比较意外的是，本期待结尾轰轰烈烈煽一场，它却抖了个现实与虚构的置换，把高潮尽在不言中了。这样的处理方式还是遵循了生活的逻辑，有光明的希望，也有崩塌的预兆，谁也无法预料会迈向哪一个方向。

影片星光熠熠，鉴于我不是任何一个主演的粉丝，免不了给好感度排个名。最后还是佟大为的痞子律师最得我心。这个角色放在这个剧本里，其实是带点抽离的。皆因其他所有人都是立足于真人真事，或是脱胎于那个世界观的，唯独这个家伙是戏剧化的，他也是唯一一个用发飙而不是流泪展现高光瞬间的。剧本为了把他和其他人放进同一个悲惨世界等同视之，必须安插了一个精神不稳定的母亲。否则我们太容易将这个家伙视作置身事外：别人都那么惨，你凭什么不开森。

但我喜欢他的原因不在这里，而是很离奇地，他让我想起《海扁王2》的结尾那句台词，现实的世界需要现实的英雄。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小律师最符合这个定义。佟大为这个演员很有意思，《金陵十三钗》里演了一个以一当百的漫画式英雄，这里又诠释了一个没有壮举的草根英雄，全都似模似样。我不太懂得评价演员的表演，但至少这两个形象的塑造，佟同学叫我心服。

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在这个律师身上看到了自己以及周围许多同龄人的影子，事业失败，地位卑微，爱耍小聪明，爱装腔作势，在现实面前忍气吞声，热血上头也会怒发冲冠横一次，更重要的是，势利冷漠的保护壳底下，裹着的都是柔软和善良。他会在村妇当街受辱时，男子气概十足地挺身当一回侠士，也会义薄云天地拒绝金钱的馈赠。他和我们分享许多缺点，却做了许多我们羡慕而没有机会或勇气做的事，这实在令人很振奋。现实主义电影情节平实，却比戏剧化的大起大落更具励志意义。比起在一个夸张的世界里目睹超级英雄，我更享受在一个朴素的世界里，被真实可触的善良人所鼓舞。（文/方聿南）

这部电影中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
一个是李红琴，一个是丢掉孩子的田文军。
什么的底层人呢？
在中国，不仅仅是穷。是和你一样穷的人还欺负你。
“我都已经是人下人了，他们怎么还这样呢？”田文军在分享会上如是说。
一群穷凶极恶的穷人，在骗他这个可怜的人。

对金钱的追求把底层人分成了很多类。
一类是穷人中的善良人，他们安静生活，习惯自己清苦生活。
一类是穷人中的恶人，他们往往去剥夺和抢劫比他们更穷的人。
他们的差别是，当他们被逼到绝望甚至无路可走的时候，第一类人往往是最有战斗力的一种。
他们无力，但是他们用各种自己能做到极致的手法来抗争。

我从前总是很反感，为什么中国人在绝望的时候要下跪。


李红琴付出了她所能付出的一切，她所拥有的一切：肉体，尊严，金钱。
为了求人作证，她先是问他要多少钱，得到了否定的回答之后，她给了他另外一样更宝贵的东西。为了请律师，她说她回家把地卖掉，一遍一遍的受冷眼。
但是她非常的清醒和聪明，她知道她付出什么，这两个人才会帮她。

有个被剪掉的镜头，她像多数底层抗争的人一样，拿着一张写满“冤情”的纸申诉。她拿着那张纸，低头看着地面。
我可以想象路人经过时的目光。因为你我都曾经木然的经过这样人的身旁：某个政府机关的门口，某张社会新闻的图片。。。。
你我都看过太多类似的场景，却木然了，这样的人在中国实在太多。

回到李红琴刚出场的时候。
她在阴暗的屋子里收拾东西，儿子在院子里喂鹅。
那是一个普通的皖北农村小院：脏，乱。一眼就能看到贫苦。
她一个人带一双儿女。丈夫死了之后，她的支柱就是这两个小家伙。
“我男人很老实的，不可能拐小家伙的。”
她被带到派出所，蹲在墙边，绝望的看着自己的小女儿也被带来了。
是的，如果失去儿子让她崩溃，女儿的出现让她绝望，她被逼到了死角。
抱着女儿就冲出去了。
在她失去所有之前，她微弱的反抗。

“小家伙”
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李红琴的话。

另一个底层人，田文军。
有一点幸运的是，他是个男人。
为了寻找自己的儿子，他不断的被骗，经历生死。
他在城中村经营着小营生，为了寻子卖麻辣烫。
路过的城管（也是底层人代表之一）指着他说：“明天别摆了啊。”
这是底层城管对他的同情， 并不真正的让他“别摆了”
同样的人才能理解双方的处境。
所以田文军并不恨李红琴。
真的，他不恨。因为他太清楚李红琴的处境了。他自己也曾经这样的绝望过。

其实还有一个人，中国大城市的多数，佟大为这样的律师。
（未完）

       作一个后续补充。

    大学点映场后，一位90后的学生和我说，她看完这部电影后，突然搞懂了一件事——学前班时，有一次早上放学刚好下大雨，她没带伞爸妈又还没来接她，于是她跑到一个地方躲了很久。那时她很害怕下雨，所以一直在那个地方躲了一天也不敢回家。后来，到晚上，她爸妈才找到她，回家后狠狠地揍了她一顿，那是她爸爸唯一一次打她，她至今印象深刻，一直耿耿于怀——直到今天看到这部电影后，她才明白为什么那天晚上爸爸要狠狠地揍她，她才完全释怀。

    大概不少人看过电影的童鞋也会有同样的经历和感受

    常说90后很自私，其实确切地说，是不懂表达，教科书里也并没有告诉90后，要学会“谅解”。这部电影不是要告诉大家亲情的伟大，不是要去诠释亲情，只想轻轻拍一下我们的肩膀，告诉我们要多关注自己的“亲爱的”，多站在自己的“亲爱的”角度上去想。

    一辈子能成为亲爱的家人，其实不易。

    #人来人往，勿失勿忘#

    

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的一件事：一次在外面玩耍时，我抓了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麻雀，欣喜地带回家养。无奈小麻雀什么都不吃，隔壁爷爷教了一条妙招，让我用一条绳子系住小麻雀的脚，拴在窗台外面，麻雀妈妈自然会来喂。我照做，果然小麻雀在窗口啾啾地叫，不多久便看见麻雀一家冒着雨轮流飞来喂食。然而这景象实在让人揪心，连拥有小麻雀的欢乐都随之烟消云散。于是雨停之后，我便把小麻雀放回去团聚了。
刘宇昆在《终结历史之人》中则写到这样一个情节：一位曾在731部队活体解剖了无数中国人的日本军医，始终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祖国和人类的医学做贡献。直到多年之后，他在手术台上遇见一位当年从自己手术刀下侥幸逃生的中国妇女，后者惊恐的反应，终于让他发自内心悔悟，并承认：“我犯下了没有人类会去做的罪行。”
这些改变的瞬间是有力量的。人皆有不忍之心。如果我们能够在他人那里找到这种不忍，哪怕万分之一的几率，那么他人就可能不是地狱。
我在看《亲爱的》时，虽然几度落泪，然而始终有一个疑虑盘绕心头：李红琴是否真的如她所辩白的那样不知情？至少导演没有就这一点给观众足够有说服力的解释。田鹏被拐卖时已会说话，记得爸爸妈妈，如果当真如别人所说，一路哭闹不止，那么很难相信与他朝夕相处的李红琴会对其来历一无所知。固然，我们可以为她的沉默提供各种解释：一个自以为生不出孩子的女人，盼子心切，又迫于丈夫的淫威，一个被迫胁从的弱势者，似乎合情合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以无辜受害者身份表现出的那种问心无愧同样合情合理。母爱绝不是可以剥夺他人亲子之爱的借口，尽管类似的罪行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
在电影中，苦难和悲情最终似乎是顺理成章地将故事推向某种苦涩而又温情的大和解。导演让高律师追问李红琴，是否真的不知道。李红琴反问：“我男人让我一辈子不要来深圳。你说我这算知道还是不知道。”而律师竟然会心一笑道：“如果是这样，你就说你不知道吧。”我看到这里很别扭，觉得这不该是律师说出来的话。别扭的地方在于，电影以政律剧常用的＂法外容情＂桥段，来展现潜藏在律师不正经外表下的＂人性光辉＂。然而这种＂人性＂的对立面并非司法形式，而是对正义（justice）的追求本身。如果李红琴的确知道，并且可以释然地说出来，那就意味着她并没有像感受自己的丧失那样体认他人的丧失，而这并不是一个可以一笑置之的事情。
我对法学所知甚少，然而以个人粗浅的理解，罪与罚的根源都来自我们对于普遍人性的敬重。一个人被众人认定有罪，是因为其所作所为对受害者所造成的苦痛，我们每个心智健全的普通人类都能够通过移情（empathy）而感同身受。并且我们假定，罪犯本身也具有这种能力，所以我们总希望罪犯能终有一天良心发现，能够发自内心地认罪和悔过。如果没有移情能力，那么人类将可以坦然目睹同类相食，像故事中韩总所说的猴子。如果李红琴的确或多或少知道，那么她的无知与无辜在我看来并不可同情，而恰恰是一种我们需要永远与之斗争下去的罪恶。
《终结历史之人》中同样写到，在谈论罪恶时，我们总偏爱使用无主句来为罪人开脱。＂发生了太多苦难与罪行＂，仿佛苦难并非有血有肉的人所造成的。又或者，该由某个非人的恶魔来负责，而＂我＂是清白无辜的。实际上，对电影中的苦难而言，有太多人并非无辜，譬如李红琴的协从，村民的知情不报，其他人贩的麻木，执法者的立案不及时，律师的不追问，甚至包括我自己一一因为我不只一次在乞讨的孩子面前扭过脸去，以为这＂与我无关＂。缺乏这种警醒，罪行和苦难就会在＂我＂之外的世界上继续蔓延，直到它们找上门来。
我们尝试去理解罪人，是为了更深入地思考罪与恶（正如汉娜·阿伦特在＂纳粹狂魔＂身上指认出＂平庸之恶＂），而不是为了大家抱头痛哭之后心里好过一些。影片中极少出现李红琴对自己所负之罪的悔认，而把叙事重心放在她万里寻女的坎坷和执着上。并不是说后一段遭遇不值得同情，但对后者的同情亦不该掩盖对前者的追问。这或许的确是我们文化中某种根深蒂固的，从而特别容易广为流传的东西——我们太容易在涕泪滂沱中大团圆大和解，而把最艰难的部分，也即是对于人性之恶的刨根问底，轻轻打发到一边。正如戴锦华老师在课上所讲，在处理历史债务的问题上，我们缺乏俄国人那种直面深渊而不晕眩的勇气。
无论李红琴的遭遇多么令人揪心，她都无法回避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你究竟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许她只是犯了你我在那样境况下同样难以逃脱的平庸之恶，然而正是这种可以存在于任何一个野夫村妇身上的恶，以及我们普通人与这种恶之间的媾和，构成那终将吞噬我们的无底深渊。

赵薇在《亲爱的》里奉献了影后级的演出，她把一个满口土话刻意扮丑的山村妇女李红琴塑造得丝丝入扣，这位在一个多小时以后才出场的人物当仁不让的成为影片的女主角，看过电影你才明白，这绝不是因为赵薇的明星地位，而是因为李红琴这个人物，她的亮相让整部影片从“打拐”进入另一层面——孩子在被解救以后所引发的亲情和伦理冲击。

鲁迅当年问：“娜拉走后怎样？”北上的陈可辛导演在小心翼翼的触碰大陆社会现实后，也在发出进一步的追问：“孩子找回来后怎样？”《亲爱的》是根据真实的新闻事件所改编，在片尾字幕处，导演也把演员和真实原型的幕后交流剪辑了出来，由此可以看出影片的艺术风骨——大陆文艺界有个老生常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饱蘸着日丹诺夫主义色彩的语汇在文化工业的大潮里几乎被大陆电影工作者彻底抛弃，却被来自海外的华人导演不自觉的（部分）呈现在电影作品里，似不无吊诡。

当然《亲爱的》总体而言还是一部通俗剧，大量明星的加盟以及广告宣传也明白无误的呈现出影片的商业属性，但跟一般的类型片（虽然内地电影还不大有成熟的类型片）比起来，《亲爱的》多有忤逆观众娱乐心理之处——首先是一众明星“自毁形象”式的演出，不再营造以往的偶像光环；然后整部影片中基本没有插科打诨的逗笑之处；再者，影片自李红琴出场开始，截然不同的分为两大部分，前半段还是以亲生父母找寻被拐的儿子为主轴，讲的是惯常的苦情打拐故事，后半段却却话锋一转，将笔墨着在了买孩子的李红琴身上，以其视角来彰显“戴罪”母亲与“受害”孩子的亲情勾连，这无疑消解了商业娱乐片里最基本的善恶二元对立。

毋庸讳言，人贩子是不折不扣的“恶魔”，但《亲爱的》却没有着力刻画人贩子形象，孩子的父母去小山村解救被拐儿童的场景算是全片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这段看起来戏剧冲突十足的戏份其实非常写实——“购买”儿童后视若己出养育，此一行为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这种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宗族陋习支撑着某些落后地区买卖儿童的“合法性”。

李红琴并未把买来的孩子当作商品（她不知道是被拐卖的），这位寡妇确实把他们视若己出全心养育，出狱后的她甚至开始锲而不舍的追寻做母亲的权利——她想找回的“女儿”正是被自己买来的，而被解救的男孩也因跟这位“母亲”的多年生活产生了感情，男孩甚至无法回到那个现代都市里的家，无法在感情上认同自己的生母。

另一条线索则是张译所饰演的商人韩德忠带领的寻子组织，被拐孩子的父母们集合起来，用近乎传销洗脑式的相互支持偏执的开展着寻子活动——他们甚至相约不再生养。不过当主角找回孩子后，多年来支撑韩德忠的信念崩塌了，韩妻又怀孕了，而在去给腹中孩子办理生育手续时，韩被要求出示儿子的死亡证明，这让韩怒不可遏——张译凭借细致入微的表演替可怜的父母们好歹喊了一嗓子，而他对被拐儿子的感情，乃是一种混合着愧疚、背叛、坚韧的复杂父爱——这也是这群失子父母们的真实写照。

与其说法治“打拐”，不如说伦理纠葛。曾被拐卖的孩子在两个家庭间无所适从，血缘与亲情的冲突，法律和道德的矛盾，都在拷问着观众们自身的判断——哲人本雅明曾以“碎片”来指认世界：在现代社会里，世俗的人类生活已经被分解成一个个不完整的“碎片”。其实，《亲爱的》也向我们出示了一个“碎片”式的伦理困境，我们不能简单的品评孩子和亲生父母以及“拐卖”父母间的感情纠葛，这里的伦理图景早已碎裂一地，从每一块碎片里都折射出异样的光芒。

不过，这异样的光芒不正是现实生活中伦理情感的本义？

（刊载于《新京报》2014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