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灼人

约瑟夫和他的男人们

@拉夫

（“怎么样？你去过动物园吗？你离开是因为他们不给你东西吃吗？”）

怎么样？
秃顶的西伯利亚男人
绿坦克结队而来
为我们的村庄扬起炊烟
——哦
苏维埃！

吃饱了饭的人民
开始发福
成为仆人

怎么样？
约瑟夫。大胡子
他们赶走绿坦克
哦，我们的约瑟夫

“上帝啊，我已不再是那个
 尿过裤子的男人”

2012.8.8.

(评的是话剧版）

        当意识到为了看这个话剧，我已经花了30镑票钱、35镑交通费和15镑额外的午饭钱之后，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让人失望啊，这80英镑本来可以用来买30盒鸡蛋或两顿火锅或一条连衣裙的呀。
        《Burnt by the Sun》没有让人失望。
        看到一半的时候，还是有点失望的。当Mitya义正词严地讥讽Sergei的时候，我又看到那种熟悉的“正义者谴责堕落者”的黑白分明。但是该话剧的第二部分戏剧化打了一个U-turn，整个故事骤然立体了起来。
        故事发生在1936年的苏联。Sergei是个苏联将军，Marousia是他的年轻妻子，Nadia是他们可爱的女儿。他们一家，以及Marousia的众多亲友，到湖边渡假。快乐的假日被一个突然的来访者打断：Mitya，Marousia的旧情人，在消失了12年之后突然造访。他指责Marousia背叛了他们的爱情，卖身求荣投靠了将军。Marousia则指责他当年不辞而别。一个丑陋的事实逐渐浮现出来：当年Mitya不辞而别是Sergei暗下的命令：为了得到她，Sergei秘密将他派往巴黎做情报人员，Mitya为了“回到故乡的机会”而接受了任务，却一走12年。然而Mitya真的是“不得不”做特务吗？Sergei质问他：你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你出卖朋友，做秘密警察，双手沾满了鲜血，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回到故乡的机会”，你才是卖身求荣的刽子手。然后一个更丑陋的事实浮现出来：Mitya此行，是以秘密警察的身份来逮捕Sergei的——1936年，正是斯大林党内清洗的前夜。
        如果说该剧有个中心思想的话，它可以用Mitya和Sergei之间的这段简短对话来概括：
        Mitya: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是被迫的！
        Sergei: 不存在所谓的被迫，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只要你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也就是说，不是，或不仅仅是，斯大林的邪恶，不是，或不仅仅是，克克勃的淫威，不是，或不仅仅是，古拉格群岛的恐怖，造就了肃反清洗的恐怖，是每个人——每个普普通通的人——当时作出的选择。专制能够得逞，不可能靠一个人的伎俩，它一定是成千上万人合力的结果：是他们的“协助”，或至少他们的沉默，为专制者铺好了台阶。
        就是说，虽然Mitya当初无奈做了特务，他不是无辜的，因为12年的浸染已经使他成了制度本身；虽然指控Sergei是“德国间谍”完全是污蔑，他也不是无辜的，因为清洗之前他是那个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甚至Marousia和家人也不是无辜的，正是他们十几年的沉默让这个制度越来越坚固。当Marousia的奶奶不断追忆“解放前”的音乐多美好时，Sergei问：如果你们真觉得过去的时光多么美好，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捍卫它呢？你曾经有机会选择。
        “你曾经有机会选择”，道出自由主义的要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角色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关于个人责任的理论——因为正是个体在其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实践，使得限制政府专权变得可能。一个自由制度就象一条公路，没有无数清洁工、修路工持之以恒的清扫修补，它将很快在风吹日晒中退化为荒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最小政府”的前提恰恰是“最充分的个人”。人类通过左翼或右翼极权主义逃避自由的冲动也由此可以理解，因为越大的自由意味着越大的责任，因为一个自由的人注定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他无依无靠，除了自己的头脑和心灵。
        看这个话剧，不能不想起中国曾经的残酷政治运动。从80年代到现在，“伤痕文学”层出不穷。上至老右派，下至红卫兵，几乎人人都自称是牺牲品。也许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去看看《Burnt by the Sun》，那么他们也许会明白：如果你曾经在文革早期曾积极批斗过别人，那么你在文革后期被赶下去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在大跃进中强迫农民交出不存在的藏粮，那么你在四清中被批斗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暴力剥夺“地富反坏右”的财产，那么你在公社化运动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粮食被村干部抢走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委员称号那个职务待遇，那么你被打成右派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在这一切运动中一直保持沉默，那么当你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机器中血肉横飞时，你要知道，不是别人，你，你自己，是自己的掘墓人。
        当然，今天去苛责历史人物也许太奢侈。在肉体毁灭和精神毁灭之间的选择，也许根本就不是自由。专制制度的残酷，就在于它让个体在这种“不可能”和那种“不可能”之间进行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生于长于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未必更好，只是更幸运而已。也许任何时代的人可以做的，只是在“可能”变成“不可能”之前，及时地说不。

田园乡间，残酷的温柔。
女孩对社会主义的懵懂憧憬，将军对政治危机的无可言说，秘密警察的伪装渗透。

体制化的人只愿诉说被自己命运胁迫，矫饰过去；而高贵的人则永远认为自己有选择，坚实地生活。
肯定自由意志，对生命的尊重，对自我价值的认定。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一、通向幸福之路

　　贝特兰•罗素在论及“幸福”这一话题时，曾说过：“动物只要不生病，有足够的食物，便快乐了。我们觉得人类也该如此，但在近代社会里并不然，至少以大多数的情形而论。”“黑客帝国”中的矩阵曾经创造过一个完美的虚拟世界，使人每日处在一个无忧无虑的环境中，每一个欲望都得到满足，不多时日，他们就忍受不了这种安逸而精神崩溃了。不可否认的，疑虑和忧患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与生俱来的忧愁促使社会思考、进步，让我们在钻木取火后有了打火机，从咯吱作响的两轮马车坐到了平稳快速的汽车里，人们在永远追逐更完美生活的时候被焦愁所困。可是一旦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受到压迫和威胁，那么宽广的追求幸福之路将退化为走钢丝式的求生本能。

　　有一个关于“何谓幸福”的前苏联笑话，听起来难免有些戏谑，但也在哑然失笑的同时常到了辛酸的现实意味。在这个幽默对话中，古板的英国人认为幸福是冬天里的暖炉，浪漫的法国人说幸福是与金发女郎的一次度假，苏联人对于幸福的见解是当半夜有人敲门，你可以从容的告诉来者要捉捕的对象其实住在隔壁。这种幸福并非来自普遍意义上的心灵的满足或者精神的愉悦，而是出自命悬一线的侥幸存活，死亡竟然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针兴奋剂，让活着变成一种至高的荣耀与快乐。这种幸福和每日都在猎豹爪牙下逃生的羚羊感到生存的简单快乐并无二致，这种快乐是消极的，正如“醉酒是暂时的自杀，是不快乐的短时间的休止”，人们用更悲惨的境地来麻木不幸，提醒自己惨淡的生活还存留着“幸福”。对于个人，这是乐观精神，对于一个社会，这是精神上的慢性自杀。

　　俄罗斯电影“烈日灼人”（Burnt by the Sun 1994）将背景放在了1936年的苏联，透过民族英雄红军上校科托夫•赛基•培特洛甫的遭遇，描绘了当年旷日持久的“肃反”运动给人民带来的巨大伤痛。电影并未运用刻画政治现实惯用的冷峻色调和激烈斗争场面，将画面定格在晨风里包裹着香气的乡间，翻滚着金黄色呢喃的麦田，母亲的歌声，妻子的巧笑嫣然和女儿的怀抱。这样浓厚温暖的氛围中，却隐藏着眼泪与冲突，不安与暴力一点点侵入到家园。

　　科托夫上校六岁的女儿纳迪娅有着孩童们初入世界的好奇，她单纯懵懂，只不过幼小的她也已经深受爱国精神的感染。每次有少年先锋队员路过，她都会绷起小脸，认真地行礼，希望有一天也能神气地穿上整洁的队服，昂首挺胸地走进队伍。历经坎坷的米特亚却不无惆怅地对她说，如果真的经历过一起起床、吃饭、做早操的日子，就会会知晓生活是如何埋葬一个人，且一并抹煞了他们的个性与天性。

　　当人们利用周末假期在湖边游玩时，广播里却一遍遍播放着庆祝解放胜利六周年胜利的话，并预警要进行毒气演习，每次结束前都不忘说一句：祝大家假期愉快。将不安与恐惧带进原本安宁的假日后，他们还不忘告诉大家这该是一个美好的假期，要知道自己是多么幸福。就像在说，我们不能游泳，不能嬉戏，不能享受静谧的午后，但是我们是如此幸福。他们似乎想要制造一个完美的世界，一个从未实现过的乌托邦，只不过不是通过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而是通过在艰苦环境中“提醒”幸福，潜移默化地让人们不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是将每况愈下的生存环境通过精神催眠硬生生变得“幸福”。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动物庄园》中的有些情节就是取自俄国革命的真实事件，他在小说的序言中直言不讳的指责“大清洗”运动，指出苏联已经完全不同于1917年的样子，慢慢向一个等级森严的集权国家发展。而在任何一个政权建立的伊始，都不会刻意有计划地向集权方向发展，都会铺开一个光明远大的未来预想图，让任何一个见过的人都愿意付出不懈的努力向这个目标迈进。贝兰特•罗素在谴责苏联政府之前，也曾经写道俄国的年轻人比世界上任何别国的都快活，因为“他们在那边有一个新世界要创造，有一股为创造新世界所必需的热烈的信仰。俄国青年的信仰可能显得不成熟，但这究竟有什么害处呢？他正创造着一个新世界；而新世界是一定投合他的嗜好的，一朝造成之后，几乎一定能使普通的俄国人比革命以前更幸福。”奥威尔的小说中，甫一开始，动物庄园的长者只是倡导动物们紧密团结起来反抗压迫它们的人类，还高唱了那首激动人心的《英格兰之兽》，带领大家“倾听快乐的佳音，展望那金色的未来”。当它们真的革命成功，赶跑了人类，两位猪领导人一开始还像模像样的制定了“七戒”，誓要和人类划清界限。但是之后的局势却由两位领导人的意见相左，变成了一场内部斗争、排除异己的活动，发展到后来甚至成了血腥镇压的内部清洗。掌握权力的“拿破仑”（其中一只猪的名字）一步步背离革命的初衷，不许大家哼唱《英格兰之兽》，将“七戒”涂改掺水，对所有动物实行洗脑。到了故事的最后，猪和人类结成了盟友，并开始像人一样走路吃饭，直至动物们都分不清哪个是猪哪个是人了。

　　影片中的上校科托夫就是创建社会初期的英雄，他勇敢、忠诚，热爱祖国，富有感召力，善于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当军队的坦克开进了农民的麦田，他三言两语就让士兵们欣然臣服，原路返回，不仅因为他是众人爱戴的科托夫同志，也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当妻子马鲁西娅得知他曾经赶走了与她青梅竹马的米特亚，只为了能有机会亲近她，深受打击、痛哭着要跳楼，却被科托夫几句深情的呼唤拉了回来，安然地接受了这个有些残忍的真相。他和斯大林的合影照片一直摆在书桌和墙壁上的显要位置，这是荣誉，也是他的骄傲，他曾经与斯大林并肩作战，知道斯大林办公室的直播号码，这位“朋友”给他权力与荣耀，也带着他走向不归路。朋友，普希金说过，“我不再有朋友，或者他们已经远离了我”。科托夫的悲剧不只是斯大林一个人造成的，每个人都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或者沉默，或者积极响应，让他没有任何选择地坐上了那辆一去不回的轿车。

　　二、为永恒的离别唱一曲短歌

　　“被太阳灼伤，绯红色的海洋干涸。我听你说过，我亲爱的鸽子：那里将不再有爱。让我们离去吧，我将不再冷落你。”——“烈日灼人”

　　谋杀与罪恶喜好隐匿在夜晚肮脏的角落里，任凭它呻吟腐臭，哪怕只用耳朵聆听都能探知它丑陋的嘴脸浸了多少毒汁。被暗夜纠结着的噩梦总能被清晨的曙光驱散，连吸血的鬼魂也要藏进冰冷的墓穴等待再一次月升日落。所以，我们热爱阳光，爱它唤醒的鸟啼，爱它绽放了春天，爱它开拓着蓝天的疆界，爱它散发的激情，仿佛只要有一片它叶片上的光芒便能获得快乐。可是，在“烈日灼人”中，我们看到被幸福燃尽的家庭，被太阳灼伤的笑容，一株婆婆纳变蓝了所有金黄的时光。恋人们依旧拥吻，松树们依旧沙沙作响，远去的歌声却在诉说一次永恒的离别。

　　电影开始于一段雪地里的舞蹈，被冰雪覆裹的大地，小型乐队在拱形的舞台上弹奏，恋人们踏着音乐的节奏紧紧拥抱。这是影片中为数不多的一抹冷色，那对相拥的恋人是寒冷中的一线温暖，导演却也在用这种气氛暗示了再深切的亲吻也无法逃脱命中注定的别离。导演将故事浓缩在了一天，保密局的摩爪伸向了缓慢、悠闲的田园生活中，以飞快的速度终结了漫长的星期日。

　　坦克闯进了麦田，让科托夫难得的休息日都不得安宁，而这个偶然事件只是一连串变故的序曲。马鲁西娅搂着女儿惊恐地看着这一切，单薄的身影在空旷的田野里显得分外无助。冰冷的炮口没有指向什么入侵的敌人，而是摇向了自家的人民、同志，手无寸铁的妻女。

　　科托夫住的是专门为艺术家和音乐家准备的豪宅，坐落在树林中，被树叶过滤的日光笼罩了一层光晕。他的母亲爱硫娜曾经是歌唱家，用歌声缅怀失落在光阴隧道中的记忆。

　　＊＊纳迪娅＊＊

　　纳迪娅是穿梭在树林间最清凉透彻的微风，不经过世俗的浸染，肮脏的阴谋到了她的眼中就变成了另外一种风景，新奇而别致。就像谈起当年祖母因为毒气泄漏被人从莫斯科抬回来时，她睁着大眼睛，煞有介事的说那是因为动物园太臭了，搞得大家都无法呼吸了。她对善恶还没有太多概念，她喜欢最终带走他父亲的米特亚，喜欢那辆保密局的车，喜欢哼唱那首忧伤的情歌“毒太阳”。如果不是她的世界过于简单美好，就是这个世界太会隐藏真相。本来，米特亚应该只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叔叔，轿车应该只是一辆孩子眼中了不起的物件，“毒太阳”该是一首优美动听的短歌，可是到了现实故事中，我们都会对他们心生畏惧，畏惧他们带来的血腥，畏惧他们带来的哀伤。

　　湖中泛舟的时候，科托夫曾珍爱地抱着纳迪娅，仿佛她让一切事情都变得容易，让世间事物都变得和谐。他怀着沉沉地感怀说，如果能和她一辈子在河上漂流就好了。这句话是属于纳迪娅的温馨许诺，却是讲给科托夫自己听的哀愁与不舍。当在许一个最简单的愿望时，就是我们最害怕失去的时候。

　　临别的时候，科托夫一直没有勇气穿上军装，却是纳迪娅相信了父亲善意的谎言，急急慌慌地给他穿衣服，得知可以开车让她兴奋地有些结结巴巴。她绝不会知道自己在无意中把父亲推向永别，这将是伴随她一生的悔恨。她和父亲最后的游戏是比赛谁可以不换气的一直说“呜——”，她自然是输了。父亲的声音悠长得像是一次静静的哭泣。他的纳迪娅给了他说再见的勇气。

　　纳迪娅眼中并不是一个存在于幻想中的更美丽的世界，而是世界最初纯净的样子，只是无可奈何的现实让这个世界看来如此丑陋。

　　＊＊米特亚＊＊

　　说不上是反面人物，要说他本身也是整个悲剧中的一名殉难者，但是谁都会对他抱有负面情绪。

　　“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这是哈姆雷特著名的质询，也是从始至终鞭笞拷打着米特亚灵魂的问题。他曾经拥有不错的生活，却被战争夺走了，被那个有着宽厚肩膀、迷人微笑的英雄夺走了。面对命运的不公，他选择了默然忍受，甚至将命运的暴虐当成自己丧失良知的借口。他不像其他几名保密局人员深感自己所做的皆为正义，他知道那是罪恶的才会一再想要寻死。可是他的软弱让他最终屈从了生活，为自己的作为寻找依靠和借口。当他正在因为是否要杀死那个问路的人而犹豫不决时，看到了不远处冉冉升起的斯大林头像，他崇敬地看着画像，嘴边不禁露出狞笑，仿佛得到了莫大的鼓舞，眼睛也不眨地结果了可怜人的性命。稍微一个暗示就能让他变成杀人恶魔。

　　他在科托夫家中出现的时候就披着伪装带着欺骗，假装盲人的样子却能讲出已经被深埋的记忆。他总喜欢假扮盲人，似乎这样就不必面对难以抉择的生活。不能说他是个坏人，但是却个性软弱，没有为了自己爱的人和家园做出什么努力与牺牲。当年受到了威胁，他就一语不发地离开了恋人，留下悲痛欲绝的马鲁西娅。他说自己的离开是为了不将暴力和血腥带进这个家园，而现在他却又亲自给这里带来更大的灾难。看似每件事都是不得为之，实际上还是为了保护自己。虽说科托夫曾经运用权力把他赶出了国家，却为了争取爱情争取事业都付出了真心和努力，手段不见得光明，但是人格上却是磊落的，起码他的双脚从来不用来逃跑。

　　科托夫可以面对知道实情的妻子，米特亚却始终都无法告诉马鲁西娅真相。太多不能告人的秘密与折磨，最后还是在浴缸里割开了米特亚的手腕。

　　＊＊寻找扎哥连卡的人＊＊

　　电影里一直有一个寻找扎哥连卡的人，拖着一车的家具，却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他是故事的局外人，却一直试图走进这里，在不断寻找的过程中先是遇到了无法解开的谜团，到后来这种寻找给他带来了冲突，最终惹来了杀身之祸。很像面对“大清洗”的知识分子，他们算是“清洗”运动的局外人，但面对这种重大的事件第一个反应就是想探寻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不断寻找的过程中，哪怕没有过多的企图，还是会不知不觉地卷进漩涡，然后在某一次行动中不知触动了政府哪根敏感的神经，就白白丢了性命。

　　而另一个痴迷药物的女仆摩吉霍娃更像是反应过度的政府。一点小病就会让她塞进大把的药物，相同的，一个普通的暗杀让政府大动干戈进行了全国的“清洗”。当然，政治永远是搞不清楚真相的，导演也只能借着滑稽的女仆来讽刺一下政府的疯狂作为了。

　　＊＊毒太阳＊＊

　　“毒太阳”以一个火球的超现实形象在电影中出现了两次。起初总觉得这个手法过于露骨，像滴在画布上的墨滴，醒目而招摇。后来，渐渐觉得它简单、直接地表达了“肃反”运动如何秘密而又公开的闯入人们的家庭，洒下死亡与恐怖。它不为人知又那么鲜明，像瘟疫一样蔓延，没有防毒面具能敌得过它的毒液。在目睹了米特亚的死亡后，它才心满意足地飞向了莫斯科。

　　对于前苏联历史上的这次政治事件，众说纷纭，有谴责的声音，有反思的声音，也有质疑的声音。导演米哈尔科夫没有做过多的追问和过于苛责的批判，而是平静地叙述了受害者面对祖国的反目和亲人的离别时那种无法言喻的痛楚与无法愈合的伤痕。没有预想中的反抗与哀号，灾厄带着恬静的死亡悄悄降临，科托夫坐在车里满脸血渍，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呜咽。“让溶化的积雪有如眼泪一样，从不动的青铜眼睑中流淌，让监狱中的鸽子在远方轻啼，让轮船在涅瓦河上静静行驶。”（阿赫玛托娃《安魂曲》）我们的心在1936年的太阳中慢慢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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