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曝内幕

——对话《惊爆内幕》主人公，普利策奖得主，《六十分》栏目前制片人洛维尔.伯格曼

郭宇宽

我很多次向同行推荐这部我认为作为记者不得不看的影片，尤其是其中那个令人难忘的制片人形象。影片中的洛维尔穿着皮夹克，头发蓬乱，走路常常微低着头，盯着你看的时候，目光好像要把你射穿。他像一块石头一样固执和坚强，当遭受极大的压力，不得不告诉杰弗里“遇到点麻烦，片子可能播不出来时。”他也没有放弃努力。

当生活中真实的洛维尔站在来自世界各地的近百名记者面前时，他简直受到了摇滚名星般的拥簇和欢呼。在他精彩的演讲结束后，主办者甚至不得不为他挡住围上来的各国记者，以避免洛维尔难于招架而过于疲劳，一个加拿大记者对我说，洛维尔是这个职业的骄傲。离开了《60分》的Lowell Bergman 现在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当教授，陪同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Sharon Tiller，她是PBS著名新闻调查栏目《前线》（《frontline》）担任资深制片人。

也许我的自我介绍打动了他，晚上在一家位于Norfolk street的酒吧，他接受了我的独家采访，这家酒吧在英国小有名气，是新闻记者的聚会交流之所，酒吧的名称恰好也叫做“front line”，拥有酒吧的几位合伙人都是记者，酒吧的墙上陈列品，全是一些著名记者的遗物，比如一本被子弹击穿的采访本，牺牲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两杯马蒂尼酒下肚，我们的谈话在一种轻松坦诚的氛围下进行。Sharon Tiller女士一直饶有兴趣的倾听我们的交谈，并不时发表意见，她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女性，对中国新闻界的好奇心，甚至超过我对伯格曼的好奇心。

我所作的一切是为了公共利益

郭：老实说我是通过盗版碟，才看了《惊爆内幕》这部影片，我真觉得这是一部应该在中国公映的影片，这部片子能给很多人带来鼓舞。

伯：其实这部片子在美国也很低调，而且能出来很不容易，这是一部少有的迪斯尼公司(Disney) 发行的不作大规模宣传的影片，不过还是有很多人看到了。那部片子播出后很多人以为我像艾尔帕西诺（Al Pacino）一样帅，见到我都会失望（笑）。

郭：我印象很深刻片子里的罗素克罗（Russell Crowe）扮演的杰弗里，面对坐牢的危险在大海边苦苦思索，猛然转过身，对你说“去他妈的，让我去作证。”真实的故事是这样么？

伯：是的，杰弗里为此承担了很多，我们对抗的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最初是我说服他站出来公开接受专访说出真相，而不是作为匿名证人，因为这样对公众有更强的说服力，可当他真正站出来的时候，我们遭遇到的压力是包括我在内最初都没有想到的，我们都会说要勇于为捍卫正义而承担责任的道理，而当这个责任真正落到自己肩头时，作出无愧的选择是需要勇气的。

郭：你受到了杰弗里一样的压力么？

伯：我的压力和他不一样，不可能有人来粗鲁的威胁我，因为他知道我是记者，如果这样的话，我会记录下来然后公诸于众。来找我的一般是穿着高级西装的律师，措辞一定无懈可击，非常得体，但微妙的给你传递一种压力。我的老板也不会跟我说：因为我们怕吃官司所以要剪你的片子。因为他们知道我决不会接受这种理由，他们会用堂皇的说辞来劝你，但我不是白痴，他们不管说什么背后的意思都是“忘了这件事吧!”

郭：我特别好奇的是，你们所对抗的不是一个两个坏人，而需要违背保密条款，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违背了当时的法律和制度,所以你完全可以给自己找一个体面的台阶下，没有人会指责你，因为可以说你已经尽力了。

伯：如果我不坚持到底，我不能说我已经尽了力，我更不能容忍因为自己的怯懦而让杰弗里已经付出的牺牲付诸东流。除了这种情感因素以外，是我们职业的底线，那就是我们的报道不管触犯了谁，采用了什么手段，甚至处在法律的模糊地带，有一件事是你一定要问自己的内心的，当你被起诉，面对法官和陪审团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盯着他们的眼睛说：我所作的一切是为了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在体制中保持你个人独立的判断

郭：在你成为著名的《60分》栏目制片人之前，你的职业经历如何？

伯：在进入商业广播公司之前，我在PBS工作。PBS是公共电视台，我们是由政府专项资金支持的，所以我们不允许播放广告或者接受赞助。听说在中国的电视台，一方面以国家台的形象出现，一方面还可以为公司做广告，这和我们很不一样。

郭：对于公共电视台，美国政府有多大的控制力？它能决定你们报道什么？

伯：要明白我们事由纳税人养的，而不是政府养的，它没有权力决定我们报到什么。假如我坚持，没有人能阻止我，政府更不可能对我们施加压力，当然我要为我的选择承担责任，比如我们报道巴以冲突，往往会让犹太人社团感到不愉快，他们就会通过参议员提出质询, 或者发起诉讼。

郭：那如果你做一些让美国政府难堪的事情，会不会因为违背国家利益而遭受指责呢？

伯：如果你做的符合职业标准基本上不会，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让人民知道他们应该知道的真相是最高的国家利益，我在PBS做的主要干的就是批评政府，和一些大企业。说到这里我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是89年我曾经到广东调查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美国企业由于国内的严格立法转向在中国倾倒垃圾。为了得到第一手的情况，我在一个台湾商人的配合下，装扮成一个欲来投资的美国商人，我的摄像师几乎完全是大摇大摆的用摄像机拍下了我想要的一切。而且那一次行程我受到了当地政府非常热情的款待。我作为一个美国记者，那次报道的主要指向就是批评美国企业和美国法律的漏洞，美国商业文化的唯利是图和自私，顺带也对中国一些只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不顾长远环境保护的政府官员表达了委婉的批评。我相信即使在体制内也要保持你个人独立的判断，这非常重要。

郭：作为享有很大话语权的制片人，如何避免个人的偏见对判断的影响？

伯：当然实际上一个人作判断不可能没有偏见，但有很多的媒体可以构成话语上的平衡，但理论上讲作为公共电视台的记者，我们的底线是绝不能带有党派偏见，也就是站在一个党派立场作出判断。

职业理想和策略的平衡

郭：后来你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后，像你这样的性格是不是受到的束缚更多一些，比如和老板政治立场不同的时候？

伯：我的政治观念总是和老板不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上学时我就参加了反越战的示威，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都有比较强烈的质疑精神，但关键是能否坚持下来。有时候你的新闻理念和上级甚至整个理性的制度系统之间的冲突会让你非常沮丧，你需要做出选择是去影响他们，还是被他们控制？而老板会考虑什么是他需要的人，一个能为他赚钱的人，首先是一个能干的记者而不是一个听话的庸人。

郭：在商业媒体工作时你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么？

伯：其实商业媒体的记者大多数都有很强的职业理想，并不是生意人，但老板们往往首先考虑的是商业利益，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报道变得非常“性感”（sexy）来迎合观众的口味，这让我感到厌恶，但为了你的理想你要把握某种平衡。

郭：你有处理这些问题的技巧么，比如在我的经验中有时让一个尖锐的报道得以发表需要做很艺术的处理。

伯：我也有这样的技巧，我在CBS工作时，商业台的老板有老板的思维，在商业电视台里老板最喜欢的就是犯罪故事，这能吸引很多眼球，可是他们不愿意过多得罪企业界的巨擘，尤其是那些大宗广告客户，如果我总是揭露那些自私的大企业，老板会非常紧张，怕有一天会失去所有的衣食父母，他会告诉我“嘿，你整天盯着那些有钱人干什么？为什么不去报道一些犯罪现象？比如凶杀和黑社会。”所以我常常把一个揭露企业内幕的报道包装得像一个犯罪故事。我会告诉老板“最近经常有一些工人失去手和脚，他们还受到威胁如果说出去就的不到赔偿。你想知道幕后黑手么？”于是老板说“喔，这个故事太棒了！”于是我干成了我想干的事情。

我们不是大人物，但我们可以使自己的职业值得尊敬

郭：作为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栏目的制片人，你打交道的都是这个社会最有影响的人，和他们平等对话，而在公司里却不得不服从老板，如何把握心态的平衡？

伯：记者不要因为自己见的都是大人物就把自己也当成大人物，这是荒唐的。有一次经历我很难忘，那是我遇到纽约市长朱丽安尼，你知道他比我个子高得多，完全是俯视我的姿态，大概我的什么报道让他觉得很不爽，他对我说“你以为你很了不起么？”他要和我谈一谈，于是把我带进一家豪华的餐厅，在我们聊天的不长时间里，大概有二三十个人走过来向他问好，根本没有人理我，你知道么？这些都是纽约最有权势的人！

但我们这些记者又能在这些最有权势的人包括老板面前挺起腰杆，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我们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公众的知情权。

郭:能否理解为这种职业的崇高感使你愿意为此付出？

伯：可以这么说，有时候职业需要我冒险，但我从不鲁莽，也许爱夸张自己的职业危险是记者的职业习惯（笑）。有一次布罗考带着头盔穿着防弹背心，告诉大家他在战地现场，其实他所处的位置，比站在纽约街头还要安全。并且我认为记者需要冒险的时候，一定要对价值有所权衡。

郭：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连你也不敢碰的题材？

伯：有，比如说宗教极端主义的题材，很多人都认为这很有意义，但我个人是不想碰的，因为即使是黑社会，他也有他行事的逻辑，你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可关于宗教极端势力，常常是不讲逻辑，甚至没有理性的。

郭：那么你和杰弗里所作的一切，后来所付出的代价也超出了你的预料，今天看来值得么？

伯：很难说值得不值得，但确实很遗憾，我失去了一份25万美元年薪的工作，而且福利很丰厚，当制片人还可以省很多顿饭（笑），受人尊敬。最重要的还不是收入，真正让一个有抱负的人动心的是他所能达到的影响力，在《60分》你所传播的信息可以达到美国最广大的观众，他们信任你，相信你能忠诚的担负起责任，需要你提供的哪怕一点点信息，这也是支撑你在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和时常的挫折感而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这是一份可以干一辈子的工作。

郭：相对于如此有影响力的职位而言，这个收入听上去不是非常高，据说一些节目主持人，比如麦克华莱士可以赚成百上千万。

伯：这就是一个记者和电视明星的区别,我是一个记者不是电视明星。在学校里我总是告诉学生们，任何社会里一个好记者都不要想和那些生意人或者明星攀比收入，如果一个记者永远不做政府和企业的代言人，那么记者永远不会是一份让你发大财的工作，不过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让它成为一份值得尊敬的工作。

郭：如果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你还会作出当时那样的选择么？

伯：(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会的，我没有别的选择，那是一个记者必须作的事情!

关于《惊爆内幕》（《insider》）及背后的真实故事

看完这部片子很久都没办法释怀。不是一天两天，是每每想起来，就如刺在心。
这里面有我喜欢的帕西诺和拉塞尔克劳，但这不是真正想说的。
新闻是做什么的？新闻要把真相报导给需要知道它的大众群体。但在国内现在的氛围中，却分明显示着，新闻真相离我们还隔了好多层。我们看见媒体的语言暴力，看见筛选或不加筛选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闻信息，无可奈何，渐渐地也变得麻木接受。
帕西诺饰演的记者是一个让人敬佩的角色。现实中这种人不一定讨喜，因为他会很犟地去坚持他的新闻理想。对于政府，对于媒体上层，肯定是个头疼的人物。而对于大众，也未必意味着福音，因为他不断地揭露伤疤，让你看到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但他始终是让人敬佩的，或者说，敬畏的。因为物质化的社会里，能够把自己的理想坚持下来的人，仿如神圣。对这些人来说，他想要的，根本就不是三餐饱暖。如果他是吃饱了穿暖了就想赖在家里抱着老婆看电视的人，根本就不会冒着生命危险跟到极端主义份子的阵营去做采访。而对于我们来说，就算有时真的讨厌这种好事鬼，但对于这种敬业精神，永远是带着仰望的姿态的。
理想，这是一个可笑的词汇。在很多环境里是不敢随便谈起的。当一个理想主义的人需要担忧他的基本生活的时候，他要么就是个笨蛋，要么就是这个社会有问题。孔庆东说，你们现在还在担心衣食住行，那就是没出息的表现，你们要考虑的应该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孔先生这句话说得也是不腰疼的，因为如果带着济世的胸怀去地摊卖牛肉丸，自己也会很有自嘲的兴致。
我们骂过西方媒体的不实，但是有多少人回过头来想想，也许他们的角度看过来就是这样？除去资本的丑恶，在一片有所为的土地上，那些为自己的信念坚持着的人们，闪着我们向往的光芒。

                      通往自由之路

  从那个完美的片头一直到Al Pacino那个让人回味许久的背影，160分钟，欧式电影的节奏感和戏剧张力好比在夜色掩盖下的暗流，你可以体会到冷静的叙事风格压抑不住内心的暗涌。

  同《肖申克的救赎》一样，这是一部纯男性题材，却远无前者如此出名的电影。

  很久没有看见好莱坞拍出如此有血性的电影了，很久没有花超过两个小时的时间看一部酣畅淋漓的电影了。

 

  几天前，有个朋友问我，为什么《纽约时报》会去质疑为美国带来8块金牌的菲尔普斯涉嫌作弊，为什么一家美国媒体会对一个美国式的“民族英雄”紧咬住不放？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作为国人，假设刘翔未退赛，甚至以0.01秒微弱优势取胜罗伯斯，你能想象中国有哪家媒体会去讨论刘飞人的胜利中有没有猫腻吗？

  中国媒体人和西方媒体人对“新闻”的理解根本上来源于两个体系，这一点即使对新闻学一无所知，相信也理当了然于胸。中国新闻理论中的“党性原则”和“为共产党的执政做好舆论引导”这两条根本使命在美国的任何一本新闻教材中几乎都看不到，更不用说国内的主要新闻学院校（如复旦和人大）已经把“我们要当好党和政府的喉舌”这样多少带有些反讽意味的话正式写进了教材。

  老外可不管那么多，对他们来说，搞新闻，无非就是赶到现场、弄清楚发生了什么，然后尽可能客观地把真相讲出来。他们只对观众而不是政府负责。老百姓经常用 “喜鹊媒体”（意指其报喜不报忧） 、“乌鸦媒体”来区分中西方新闻观。

  当然国内媒体的新闻从业态度比较容易让“老百姓喜闻乐见”，觉得形式一片大好。背后的曲折和无奈，广大观众也心照不宣。

  于是，有些人抱怨一句，“中国没有新闻自由。”

  试问一句，一个国家的所谓“新闻自由”，难道像石油矿产一样理当生而有之吗？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相对的自由是必须付出努力通过争取得来的。过去的美国有过麦卡锡主义，有过种种新闻管制，甚至政治压迫、取缔反对党、冷战时联邦监狱里关满政治犯，一切情况看起来都好不到哪去。但是现在呢？

  所谓自由权是天赋的，但若没有争取，也就没有自由可言。

  独立宣言作者杰弗逊说：“一个人不能指望睡在鸭绒被上被人从专制抬到自由去。”

 

  电影《The Insider》讲的就是这样普通小人物争取自由，坚持真理和良心的故事。记者Lowell Bergman和Wigand先生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将会面对些什么。当对手是某种体制或某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时，往往实力对比悬殊，往往过程很艰难，有时我们会想放弃，有时我们会丧失勇气。但到头来，为了自己的信仰，还得硬着头皮走下去。

  千百年来，一成不变。总是螳臂当车，鸡蛋撞石头——理想主义很傻，不是吗？是的是的，我的确很傻很傻，但是很抱歉，我还得坚持下去……不是为了理想主义，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你问，Wigand先生，你算不算英雄。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不是《角斗士》里一夫当关的饶勇将军，也不是《美丽心灵》里患了妄想症的数学家Nash，我只是小人物，碰巧知道内幕的小人物，彻底的草根。所以他们威胁我时我发抖了，那些大人物，他们捏死我如同捏死一只苍蝇。但还有更可怕的，最大的压力是来自内部，来自那些我爱的人：失业、被停掉的医疗保险、同妻子间无休无止的争吵，对我的孩子的威胁……而我的呐喊却没有反应，得不到任何回声，我感觉若置身茫茫荒野里束手无策，为一些不认识我甚至大概永远也不会理解我的人牺牲一切去打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

 

  如果你问我值得不值得。

  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值得。

 
 

——......and have you wish you hadn't come forward?You wish you hadn't blown the whistle?

——Yeah,there are times i wish i hadn't done it.

There are times i feel com..compelled to do it.

If you'd asked me...would i do it again, do i think it's worth it?

Yeah,i think it's worth it.

 

  节目顺利播出后，Lowell的妻子对他说，亲爱的，你们赢了。

  “赢了？但是我们又赢得了什么？”

 

  不错，对很多人来说我是傻瓜，有时我承受的压力与痛苦，局外人难以想象。但是你问我赢得了什么？

  我赢得了尊严赢得了自己的良心，赢得了小女儿可爱的会心一笑……

  我赢得了一切。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小人物的人性光辉有时更持久，小人物的挣扎故事有时更让人感动。就是在这样的USA，有这样一个个阿甘式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才会有诞生李普曼的土壤，才会有揭发水门事件的勇气。这样的小人物无处不在，相信我国也不例外，有时他们的声音很微弱，他们奋斗我们看不到，可他们还在咬牙坚持着。因为他们明白，哪怕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有时仅仅是一支小小的蜡烛，也足以带来温暖和希望。

 

  《The Insider》实在是一部中国媒体从业人员应该去看看的电影。

    推开大门，巨大的夜幕似乎能包裹住从上至下的每一处，只有这么一个背影，定格••••••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小人物，小到被解雇后就无法承担整个家庭的重量，小到在危难时刻连一个温暖的拥抱都是奢求，小到卑微成一粒尘埃都无法躲避巨大的笼网。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或者他们，知道深藏在诡谲背后的丑陋和卑鄙，一旦被暴露在阳光下，立马轰然倒塌。当然，它的构建者，是永远不会让这一切发生的，保密条款的补充条例，或许会永远扼住知密者的喉咙。是正人君子？抑或是卑劣小人？在金钱，家庭，柴米油盐的压力下，没有人可以拍着胸膛担保自己，会毫不犹豫，站在阳光下，揭露这一切。
    
    随后，便是无休止的黑暗，恐惧，害怕，侮辱••••此时，影片从容而又不乏波折的节奏才在这一刻有了转折。对于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人而言，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背水一战才是最好的选择。当Wigand的面庞，如此清晰地出现在镜头的那一刻，影片达到了第一个高潮。“if you’d ask me,would I do it again, do I think it’s worth it ?yeah, I think it’s worth it .”
    似乎到这一刻，Wigand的所有使命已经完成，也就是在这一刻，一个小人物，获得了他生命的重生，在这场打不赢的战争里，他漂亮的完胜了第一仗！

    接下来，如此浓墨重彩的叙述，如此隐忍含蓄而又不乏张力的表演，在Wigand和Bergman镜头的切换中真正将影片掀向高潮。水墨画般晕染开来的墙壁上一点一点蔓延开他的家庭，他的女儿，对着电话那头的Bergman，突然疯了似的咆哮道“我一定得让我的孩子们看到！”是啊，是自己的承诺，是自己的说服，让他冒着蹲监狱的危险，出庭作证，妻离子散，而到头来这一切只是一场空。“get on the fuching phone！”于是，忠诚和背叛之间，他们都选择了忠诚，在信义和自由之间，他们都选择了自由。
    
    Wigand的选择已经在出现在电视台的那一刻让我们看到了他最明确的答复，而Bergman的选择，在此时，也愈发明朗。“我们是商人吗？不，我们是新闻人，我，还有其他人，我们都是新闻人。”
所谓新闻人，就是揭发一切已知事实。所谓新闻伦理，就是心中的一杆秤，就是在“说与不说”中作以权衡。新闻，最忌讳的是虚假新闻，然而，选择“不说”是否意味着真实？选择掩盖“已知”是否意味真实？不，在Bergman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小人物，即使他的一切都是对的，在权力和金钱面前，都是那么微不足道。因为你既无法阻止烟草公司的收购，更无法说服为了商业利益而抛弃新闻职守的顶头上司。甚至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在其他任何人看来，都是疯狂而又愚蠢的，但，这“关乎以后媒体的公信度，这关乎新闻自由，这，关乎所有人的知情权。”
Bergman深知仅凭自己的蛮力是无法抗衡的，于是其接下来的行动不得不让观影人惊叹他的勇气和智慧。将已知线索，将现有困境，转卖给自己的同行，依靠行业内的竞争对自己所在电视台施以压力。这一招，可谓走的惊险而又绝妙。一步走错，不仅会害的Wigand名誉扫地，也会使自己深陷于危险之中。

    最终，节目顺利播出，Wigand的两个孩子坐在家中看着父亲坐在面前的电视机里，或许这时的他们只能懵懂的明白他们的爸爸，是个好人，但对于一个父亲而言，他所需要的，只是儿女的理解，他所能做的，只是成为一个好人。另一头，Bergman的妻子说，亲爱的，你们赢了。 “赢了？但是我们又赢了什么？”

    不一样职业，不一样的人生，两个小人物，为了他们不认识的人做着同样的努力，为了一样的坚持做着同样的努力。他们赢得的，是人们期盼许久的光明，是从未消失的正义和从未消失的道德。

    不过，Bergman还是离开了，因为他“说到做到，说话算数。未曾出卖过任何一条线索，为抛下任何人，直到现在。”而他，已经“无法面对下一个告密者了。”只留下一个背影，消失在未知的尽头••••••

同样都是集体诉讼案,Erin Brockovich要比这两个主角轻松多了,看来做女人的确也有优势之处,特别是胸大有脑的美女

两个妻子的表现,Jeff的老婆明显是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的女人,没法同甘共苦的.如果我是Jeff我会主动提出离婚,也是为了她们的安全考虑,等事情都妥了再看是不是有回来的可能性.而 Lowell的老婆完全是soulmate,不只能看穿他,甚至可以指引他


其中有一个地方挺打动我.警察过来把jeff的电脑带走了.我打了个冷颤,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会去和那个sb警察搏命的,所有的东西啊就像这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