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回廊

影片从开篇就定下基调，直接将故事背景和犯罪嫌疑人的认罪声明公开，似乎已经不需要其他佐证就可以宣判了。但在审判的过程中，观众却犹如场外陪审团一般，陷入了一种怀疑状态，同时也会根据呈现出的证据和庭审应答作出思考：如果自己是陪审员会如何投票？

电影通过很多不同人的身份展现了面对这样一个案件的不同视角：

警察视角里，大概率都是以抓犯罪嫌疑人为主要目的，会进行有罪推断。

媒体视角里，会挖掘事件背后的形成原因，找到更多素材去博得大众眼球。

律师视角里，如何为犯罪嫌疑人最最有效的辩护才是重中之重，哪怕去营造一个虚假的形象。

陪审团视角里，会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去揣测和判断，具有极强的个人色彩和主观判断。

当所有人的目的都不相同，大家都在为自己的目的而努力的时候，真相还重要吗？人们想知道的或许已经不再是真相，而是如何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影片的拍摄用很多戏中戏的“戏仿希特勒”的片段展现犯罪嫌疑人的一些心理状态，这到底是他自身的想法，还是他对外界宣称的像塑造的想法？

一些场景的深度还原，以及陪审员和辩护律师出现在还原的场景中时，仿佛回到案发现场，但又是被不断修正的案发现场，最终我们只能选择相信其中一种说辞。

在视觉呈现上，很多镜头采用明暗相交织的画面，似乎也在说，黑白分明，但最终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局部的光亮之处，大面积的黑暗是不曾展现的。

这部电影引发的思考：

首先，这并不是一个还原真相的电影，相反，它没有所谓的真相最终的呈现。

其次，它呈现出的各种说法和视角，都在帮助我们认清——或许并没有所谓的真相。

最后，正义是什么？它的呈现方式是怎样的？法庭的审判就可以将正义尘埃落定吗？12个陪审员的不同视角和投票，就代表了法律的公正吗？

我们最终选择的正义，其实不过是选择了我们本就相信的那个说法，甚至可以说是选择了我们一直相信的自己的价值观之内的一种说辞而已。

张显宗说自己是一个没有共情的人，但先不说庭审时候的表情变化。在哥哥问他有没有后悔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是被触动的。所以在哥哥挂电话离开那一刻他才会情绪失控。而至于唐文奇，最开始那份被忽视的二级会计手稿似乎就已经在暗示，而到最后再次出现呼应似乎已经明示了。 影片中出现张显宗面试seq片的场景，可进行到下一步的时候他“流血了”。影片中还出现了他幻想抓jinv并杀害的场景，这个时候又杀的很利索了。或许意味着张显宗虽表面“希特勒”，但内心也是惶恐不安的。 两个人都挺表演型人格，一个在脑子里表演着希特勒，一个在庭上模仿审问。一个聪明一个傻，但他们又都有一样的目标。张显宗想要扼腕血溅但没有，唐文奇吞药但被救了回来。张显宗杀了父母是因为不公，唐文奇是为了什么就没有确切方向。但可以猜测几点：或许张显宗是他唯一的朋友，他因为不能得到社会认可所以依赖唯一的朋友杀人。又或许他对社会的怨恨早已积怨已久，虽然他说自己连一个值得怨恨的人都没有，但这句话也间接表达了他内心也很不满，只是无处释放。两个人都希望被社会关注，被认同。 影片第一个杀人还原是唐文奇最开始动刀子的，而第二刀也有他的帮忙。或许杀谁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或许也只是一种认同。两个人也只是互相利用对方。 唐文奇说自己害怕张显宗，他害怕的大概不是这个人，而是自己表演后的不安。影片最后由唐文奇坐在床上房间布满蜘蛛网心脏处趴着一个蜘蛛结尾。他装傻和失忆是不是真的，还是只是像蜘蛛网一样布满四周伪装成一无所知。可心脏处的蜘蛛还在那里趴着，这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阴影。 演归演，如果一直演下去，那就是真的了。

另外：张显宗的希特勒表演只在脑海里实现了，而唐文奇的表演才真正做到了有始有终。只可惜这个终会伴随一辈子，就像那只蜘蛛。逃不开的。

戏剧效果拉满，135分钟的密集对白也不显无聊。第一被告在罪证确凿的情况下陪审团唯一一个投出无罪的老头，和花大量篇幅争议第二被告是否有罪却获得一致投出的”无罪”是神来之笔。陪审团的天平还是倾向”人之常情”，为避免”冤狱”的无罪推定成为对第一被告的不公，正常人会同情于社会家庭联结密切的低能儿而不会真正去理解一个冰冷漠然的人，法庭始终是”正常人”的法庭，张显宗只能在一人的纳粹法庭角色扮演，对于正常的世界这种人只是自毁的程序。 对于唐文奇，我个人觉得这里暗示了他多次向别人提起恐惧的大蜘蛛，最后一个画面唐文奇被蛛网束缚，实际上蜘蛛是伏在他胸口，象征他所有的辩白都是自己吐出的丝，装饰性地编织成束缚的模样套在自己身上，但低智商还可以有这样恰如其分的应答实在不可信。包括张显宗对于唐文奇判决结果的不满都暗示唐文奇在说谎。最终陪审团交出的公义放过了可能是有罪的人，疑点利益归于被告，这就是复杂别扭的地方。导演稳定没有的立场，律师，媒体，警察都只做分内事，漂浮在空中的公义由陪审团(观众)去探寻。

作詞：冬誠𤍤 作曲：馮之行 編曲：馮之行 / 黃力勤 監製：周錫漢 / 馮之行 / 黃力勤 血我喝下去 逐寸脊椎 被我壓碎 掉進廢墟 世界太沒趣 脈膊思緒 全部靜默 忘掉也許 我已判下你 犯過的罪 是錯與對 別要插嘴 割進血肉裡 直滲骨髓 皮綻肉裂 成就壯舉 閉著眼仍可以害怕 漆黑之中淌淚 有時正常得過份也是原罪 我承受夠之後你來受我的如冤魂索命 如轉換兩極我來活你的命 那誰活我的用一滴血液 換天下太平不信命似遠也像近沒法細分 是對與錯沒太要緊世界已習慣罪惡悲憤 無奈絕望無盡戰爭哪個也沒法逃離不幸 善報惡報沒有對等引發了地震墜進黑暗 臨近末日無地葬身煽動了誰觸發藥引 不需安守本份有時冷靜得過份也是愚笨

我承受夠之後你來受我的如冤魂索命 如轉換兩極我來活你的命 那誰活我的用一滴血液換天下太平 請看清這亂世還不夠混賬臉善只得 安慰獎最後有誰可以結束 生命狂想我承受夠之後 你來受我的如冤魂索命 如轉換兩極我來活你的命 那誰活我的道德誰介定是非誰判定怎決定

首先讲整体感受，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商业类型片。包含了暴力凶杀、探案、色情和庭审等等类型元素。出场就是典型港片里的追逐探案戏，之后也给出了肢解和割喉等等的视觉刺激，这部分处理的比较套路。但探案部分占据篇幅较少，电影大部分还是聚焦于庭审。

庭审戏的表现很有亮点，虽然我对于庭审没有那么了解，但感觉这里呈现的不是之前看过的一些架空的庭审，对于法官的指责，陪审团如何选出，证人的登场，警方在庭审中的作用和一些基本的法庭交锋都有展现。没有一些狗血的反转和降智的逻辑错误。

导演仿佛知道单一的庭审戏会让人容易疲劳。就加入多种拍摄技法让这一部分变得更加丰富，包括结合被告口供录像和个人独白，设计陪审团出现在案发现场，让被告打破第四面墙直面观众，庭审前后被告和其他人的交流还有穿插着的复古希特勒影像。陪审团、警方、心理医生和证人形形色色的人物一个个登场也很有趣。

虽然这样的设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观众的疲劳，娱乐性很强，但是这些表达未能很好地服务于主线叙述。太多的细枝末节反而让观众看不懂导演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电影主要想要解决两个疑问：一是被告张显宗的作案动机，二是被告唐文奇是否参与了作案？参与程度有多少？

第一个疑问的归因过于简单，原因浮在表面，主要还是在讨论原生家庭带来的悲剧。记者那条线似乎是将张显宗往汉尼拔的形象塑造上靠，但显得没头没尾的，很尴尬。关于这一部分的讨论不如《踏血寻梅》那么深刻。

第二个疑问的讨论非常丰富，导演给出了很多的烟雾弹。包括同一场凶案拍摄两个不同的版本，将我们代入到陪审团的立场的纠结，究竟唐文奇是被张显宗拉下水还是他在扮猪吃老虎，用精湛的演技骗过所有人。

陪审团的讨论也非常有《十二怒汉》的影子。无罪推定原则（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如何在庭审中体现，以及警察暴力审问会对于庭审的影响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可能因为烟雾弹太多，我最后得知陪审团全票定唐文奇无罪的时候还是比较诧异，这个结果是如何得出来的？

虽然庭审中展现出的关键性证据警方口供被认为是精神逼供。但那些作案的日记，还有证人指证唐文奇购买作案工具，以及冰箱里的尸体都指向唐文奇可能不是清白的。导演安排姐姐探视的那场戏，似乎也在引导我们相信，姐姐在教唐文奇如何在法庭“表演”。陪审团成员对此也是存在疑问的，最后却得出一致的结论，让我有些惊讶。

总体来说本片很像《踏血寻梅》和《十二怒汉》的结合，但是没有达到他们的高度。对于作案动机的探究不如《踏血寻梅》有人文关怀和深度。对于陪审团裁定的展现过程很精彩，但是结果不够有《十二怒汉》有说服力。导演用了许多类型片技巧让庭审过程变得有趣，涉及案件的群像刻画也很精彩。但也存在用力过猛的问题，导演塞了太多无关紧要的内容进来，让人不知道他最主要想要表达什么。

在香港电影的类型序列中，律政片并不算十分耀眼的那一类。在过去三十年间，恐怕也只有《法外情》（1985）、《审死官》（1992）、《九品芝麻官》（1994）等多少为人熟知，而若将范围限定在“后九七”时代的香港司法背景，则更是鲜有名篇佳作问世。因此，近期的《正义回廊》与《毒舌律师》两部影片，序分前后，携口碑与票房双赢之势，算是补上了港片的这一类型短板。

不过细究之下，这两部电影虽然在类型或题材上可归属一类，但风格可谓大相径庭。其中《毒舌律师》算得上是对依稀渐远的伸冤喜剧模式的稳妥回归，以工整而掷地有声的言说方式为民申言，进而叩问正义和良心。它满足了一部商业电影的各项业务要求，尺度得当，愠怒适宜而无公害，因而甚至能贴标登陆。相比之下，《正义回廊》的剧情复杂程度、人物暧昧程度、视觉挑衅程度无不远超前者。在新人导演何爵天的锐意布置下（可能也少不了监制翁子光的功劳），电影从头到尾都弥漫着沉郁压抑的窒息感，让人恍惚回到了《踏血寻梅》（2015）的那个香港时空线。

本片以月下抛尸为引子倒叙开场，早早便引出一起惨绝人寰的人伦案件。首要嫌疑人张显宗（杨伟伦 饰）自幼饱受各方欺凌，更难以“感受”家庭关爱，遂伙同面试时结识的友人唐文奇（麦沛东 饰）谋杀亲生父母，并在后者寓所内将双亲残忍肢解。作案后，张显宗不仅没有躲藏，反而通过网络发布寻亲信息，也很快被戳穿落网。随着案情和庭讼展开，我们得以一窥张显宗的“内心世界”，更进一步地见识到其兽性冷血之外的复杂面相。影片以张显宗视角下的意识独角和心灵构筑为引线，逐渐过渡到律师、证人、陪审团诸人的群像刻画上，并最终落于这场庭讼唯一的争议点：张嫌同伙唐文奇是否也参与了谋杀。

在本片原案“大角咀弑亲案”中，唐文奇的人物原型谢臻麒被法庭裁定谋杀罪名不成立，仅以“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获刑一年（主嫌则是终生监禁），又因受押近两年足以覆盖刑期，被当庭释放。法庭判决的依据是，其人智商经测定低于人群平均值，且受拘捕以来一直坚称没有杀人，直到疑似遭遇刑讯后方才改口。电影对此基本如实还原。

但另一方面，影片又通过布置层层悬念，不断迟滞真相的抵达。唐文奇尽管在司法层面获得庭审和陪审团的轻判，但观众从全知视角却能知悉他与亲姐之间似有“密谋”，同时其人也并非如其形象那般“忠厚呆愚”。电影有一处细节，显示唐文奇的 LCCI（伦敦工商会）会计资格成绩格外优异，这也呼应了“低智商”的他为何一开始能和墨尔本大学毕业的高才张显宗参加同一场面试。显然，电影频频暗示唐文奇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不论他是否如结尾喻示那般身陷蛛网）。但这个人物无疑又与张显宗形成了鲜明的视觉比对：一者的情绪/欲望/想象被披露无遗，甚至在部分时刻有着一闪而过的真情流露，而另一者虽然尽显无辜憨态，却始终藏于疑似包装的低智外表之下晦暗不明。影片最后的司法判决，势必也会因这种视觉情感的不同配重而与观众的外部审视形成某种张力，进而达到间离的效果。

这便是本片颇为反类型的一点：从始至终，并不存在一个揭橥一切的叙事推动者，告诉观众最终应相信谁、厌弃谁。本片既无一般律政片中大放异彩的毒舌状师，也无代表公民理性与市民良心的抗辩陪审员，至于社会派推理体系中的警探、义工更是无从谈起。所有人物，仅仅是在其职司份内获得极为有限的视域，一如斯坦尼体系下所谓演员目光所及的追光之地。人人皆是演员，人人皆以特定方式表演——众律师虽然看似比陪审团成员更具理性与洞察力，但实质上仍只是庭讼程序的演绎者，并不具备鸟瞰的真知能力，仅仅是工于戴上头套/戏服后的那项角色任务；除此以外，他们并不比仅凭日常经验和价值体验就作出判断的陪审员高明多少。本片的值得玩味之处，正在于绕过了“公义何为、真相何在”等一般律政片议题，也不提理性与正义光辉如何彰显，而集中于人物在虚实折返之间的自我呈现。

我们看到，作为全片承重，张显宗可谓这一自我呈现的典型。影片不仅以大段意识流影像直陈其内心，更在叙事层面至少给他分派了四重“角色任务”。先是在媒体面前扮演一个寻亲孝子，然后在案件与庭审中扮演一个弑亲狂魔，接着在意识与潜意识里扮演一个掩盖阉割恐惧、向世界宣战的“末人”，最后则是在观众面前扮演一个似乎还存有人性（中性表达）的可悲边缘人。这四重身份彼此纠缠，同时各自对应着几种堪称病态的社会关系——被成器兄长置换了亲子身位的家庭、专重窥私与奇案的大众媒体、自以为是的精英阶层、不通人性的官僚机构、迷茫又专爱算计的小市民，以及最为根本的，繁重生存压力下的不公社会——甚至连人伦亲情也必须让位于这种难以直表的社会驱迫。本片的重音和力度，正在于此。

除了张显宗之外，其余各人物同样也在进行着虚实交替的角色扮演。唐文奇自不必说，其亲姐唐文珊（杨诗敏 饰）更是在证人席上表演了一出感人至深的“庭哭”，有力促成了陪审团的转意与唐文奇的轻判。三名诉讼律师亦自恋味十足，有着种种由演惑真的矫饰，比如一身正气、时刻秉持司法公义理想的唐嫌代表律师游嘉莉（苏玉华 饰），以及总要用英文发言以至于被法庭时时提醒要改为中文的检方律师朱爱伦（周文健 饰）。二人身上总有一种“我便应当如此”的形象包装，做作且虚伪。而即使通透如张嫌代表律师吴冠峰（林海峰 饰），也不能免俗地要参与同僚们的讼辩游戏。这些法律精英们与其说是我们在一般律政片中所熟知的“讼棍反派”与“正义使者”，毋宁说只是在各自司法理念中完成法庭任务的功能角色。

至于众陪审团成员更无不是某种人设符号的替代品，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十二怒汉》（12 Angry Men）的余影，但实际上他们更类似于《失控的陪审团》（Runway Jury）中价值失范、身份迷失的现代游牧民。这种情形显然并非脸谱化这么简单——事实上，何爵天有意选择有深厚舞台经验的演员撑起群戏，为的不是追求“自然”，而恰恰是要让“表演”的技法和痕迹凸显，以抵达日常法庭内的“表现”。（参见BBC中文2022年11月24日的报道）

有趣的是，正是因为众人皆竭力维持自己在庭讼中的“形象”，同时又都讽刺地绕开了案情的“真相”，才使得从始至终在庭内失语的张显宗获得了某种视觉赦免权，进而取得一丝源自观众的信任感（尽管这种信任十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得以取代公堂，悬搁影像之中纠缠众人的身份迷思，自觉引出关于案件的私人判断——这无疑仍是基于信念的主观判断，却至少不会是某种叙事幻景营造的伸冤快感。也正是在这种“后真相”的情景中，众人的虚实形象才能延伸开来，枝连蒂结地触达法庭之外、银幕之外那个社会的症候。

当我们把视野推及整个香港社会的“身份形象管理”时，我们也就相应地看到了这部电影所欲扣住的那个更宏大的当下性（这正是何爵天的野心所在，至于效果如何可另作他论）。人们不免要问影响这一当下香港之角色扮演与身份迷思的因素是什么，答案无疑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某个极为晦涩但懂得都懂的因素（比如影片中两次给予以港徽特写，却未见更具标志性的港旗）。它们集中构成了一个后现代时刻里关于香港身份的反诘——弑父杀母，虽然大逆不道，但终究还是有“一票认可”的惊悚余地的。这并非是要人们同情暴行，而恰恰是要发出刺耳的警醒。《正义回廊》正是以这种惊人的符号语法和视觉挑衅，展现了一种不失温度的冷眼旁观、一种超越程序的时代关怀，因而也就无怪乎它能够获得港区民众口碑与票房的双重肯认，且令人确信能够在类型港片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