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城1980

到1980年的《女人城》（City of Women)，费里尼拍电影已经拍到第十四部。

到这时他已经不再满足于讲一个故事，或揭示某种现实。他在意的是而探索某些人生和世界的本质性问题，而这部电影，说的就是男人和女人永远摆脱不了的问题 —— 性。

《女人城》开始于火车上的中年男子受美艳少妇的诱惑，不知不觉走下火车，走进一片森林，直到走进一个农庄。

农庄里发生的是一群女权主义者的狂欢派对，其中不乏极端女权斗士，也有大|胸性|感美女。

中年男沉浸其中又惶恐不安，直至仓促间逃进一名贵族的城堡。

这里也是一个荒诞不经的狂欢之地，不同的是，这里男男女女狂欢的主题，不是女权，是男权。

费里尼竭尽全力刻画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似乎意在展现极端男权和极端女权的冲突斗争。他似乎是不带立场的，尽管片中不乏对男性性意识的嘲讽（但同时他对极端女权的嘲讽也随处可见）。

对男人性-幻想的自嘲，似乎最好地体现在这段美国式的“艳舞”里：

但费里尼的心思一定没有那么简单。这部表面上荒诞夸张毫无正经的喜剧，其实从火车上的第一刻就开始累积一种焦虑感，见诸于堕入离奇世界的中年男，也体现在离奇世界里那些狂欢着的男女。

这种焦虑感来自男人女人在性意识(是 sexuality，不是sex) 的世界里那种渴望相互征服的原始冲动，也来自生物冲动不能实现后的长期的紧张对峙。

男和女，在令人焦虑的性意识的世界里，本质上就是对峙的。

用“性焦虑”理解《女人城》，相信并不是“想多了”。片中充满各种关于性的隐喻，从反复进入隧道的火车，到高耸的巨型蛋糕，各种性隐喻随处可见。

矫性一点的说，就连故事发生的场景也具有性别暗示：女人主导的世界往往是开放自然的农庄天地和森林，男主甚至在蔬菜大棚里险些被悍妇强煎。

与田地森林的“阴性”相比，男权的世界这是城堡，坚硬而高耸。

你也会看到一个男人潜意识深处的童年性体验，比如偷窥：

比如恋母：

这几乎就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的世界。

是的，整部《女人城》就是一个梦，一个男人的春梦。借由梦的路径，费里尼得意构建一个无比荒诞扭曲的性意识的世界，并在这个世界里天马行空甚至肆意妄为。

没办法，他已经修炼到这个火候。

电影片尾突然揭示：原来火车上的中年男哪里都没去，一切都是他的一个梦。这个揭底其实不算令人吃惊，精彩的是下一个：他梦里见到的那些女子，一个个走进车厢。而那个一开始就让他把持不住的美艳少妇和他对面的老婆，都对他讳莫如深地一笑，仿佛这一切，都是这些女人对他的一场合谋。

而最关键的是，这些女子明显是刚上车的旅客，也就是说中年男并没见到她们，却在梦里“提前”梦到了她们。

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是现实的折射。但如果我的解读没错，费里尼故意在片尾做出这样“未见到先梦到”的设定，他想说的又是什么呢？

也许应了他说过的一句话：所有的现实都是梦境。现实，才是梦境的折射，我们每个人其实是活在自己的意识世界之中。

费利尼新片《妇女之城》 今年1月14日美国《新闻周刊》载文评述著名意大利电影导演费利尼编导的新片《妇女之城》。这是费利尼的第十四部作品，以七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女权运动为题材,写一位从事神话研究的教授,满脑子是从古代米洛的维纳斯直至当代已故的美国著名电影明星玛里琳·蒙罗这样一些被认为最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女人。后来这个教授给一个美貌女子吸引住，尾随着她到一个过狂欢节般的女权主义代表大会上，结果象动物一样被迫与一个女角斗士进行了一场角斗。费利尼说:“我们男子一向惯于把自己所想的形象加在妇女身上，要她们扮演指定的角色。这位教授终于认识到妇女们拒绝接受这种可笑的形象。” 教授由此得到的启发实际上也就是导演费利尼在这个问题上的觉醒。在他以前拍摄的影片中的女性不是天上的仙女,就是人间的妓女,或是有意丑化的供人笑乐的对象，因此被女权主义者称为大男子主义者，甚至女性厌恶者。这反映了费利尼本人对女权运动看法的转变。 费利尼为筹措六百万美元拍摄这部影片，花了好几个月才说服法国高蒙电影公司拿出钱来。拍摄过程中又适逢一向为他的影片谱曲的老朋友病故，加之一个重要演员自杀，而使费利尼不得不停止拍摄两个月,改写剧本。尽管波折重重,费利尼还是坚持把影片拍下去，计划在今年 5月于戛纳电影节上公映。 (高健民）

在《费里尼：甜蜜的生活》里读到费里尼为《Marcello Mastroianni: The Fun of Cinema》一书所作的前言，文中提到他和马塞洛美好深厚的友谊，像下课放风的中学同学一样松弛自然的相处状态。费里尼在文中也否认了马塞洛是自己的替身这一看法，他说自己把帽子戴在马塞洛头上，是为了给他一种提示，使他感觉“他身上已经有个影像在帮助他”。

在费里尼满怀柔情的眼光里，马塞洛认为自己“谁也不是”，在片场时时处于剧中人物一样不知晓接下来发会生什么的状态，他宁愿“一天天地去发现它”，也常常一脸无奈，“像个恢复期的病人”，“像个被判处死刑的人”。

这本关于马塞洛的著作还没引进国内，暂且搬运在这里吧。文末有费里尼向马塞洛提起《女人城》时令他自己局促不安的感人叙述，也有避免目光相遇的动人时刻。

马尔切洛，亲爱的、无比优秀的马尔切洛，忠实、虔诚而又智慧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只有在故事里或三十年代的美国的某些电影里才会见到。

我和马尔切洛很少见面，几乎从不见面。也许这正是我们友谊长存的原因之一。这种友谊并不奢望从对方获取什么，不会强求对方，更没有什么规定去制约对方。这种友谊是美好的，真诚的，是毫无保留地彼此信任。

同马尔切洛一起工作令人愉快：他文质彬彬，聪明智慧，积极配合，他从不提问题，甚至在没有读剧本的情况下就能准确地进入角色。

“事先就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马尔切洛说——“那有什么意义呢？我情愿像剧中人物一样，一天一天地去发现它。”

马尔切洛让人化装、穿戴、梳头、任人摆弄，毫无异议。他只问该问的问题，跟他在一起，一切都是那么宁静柔美，松弛自然。他是如此的自然，以至有时在拍摄时，甚至在拍摄他的场景，也许有时在拍他的特写镜头，他会在那里打起盹来。

正是他的这种游离于剧情之外的超越、几乎不为任何事物所干扰的心态，使他能够以最为自由、最为放松的心理参与演出，他没有职业演员的那种自负与紧张，换言之，他能够以自我去体验人物，以自信和游戏的心态，逐渐地进入影片正在叙述的奇遇中，而且，他不把电影作为职业，而是将电影变成了他的生活方式。

在某些日子里，我在电影城自己的办公室里，没有心思工作，情绪低落，有时感到厌烦，我百无聊赖地靠近窗户，朝下面的林苑小道望去，时而朝对面设有化妆间的大楼看一眼。如果碰巧我知道马尔切洛在那里化妆，我会迫不及待地下楼去找他，同他亲密相处，分享生命的鲜活时分。

走上通往化妆部门的楼梯，就传来音乐声、歌曲声，越是走进通往化妆间的走廊，音响效果愈是凸显。走进那长长的两边是化妆间的走廊，只见每个化妆间房门紧闭，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有使用者的名字。有时我会在门上看到某某著名演员、国际明星的纸条。一次，我看见一化妆间的门上用胶条粘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谁也不是”。

但在那个改装成化妆间的大厅里，房门永远是敞开的。那里一片狂热的喧哗：小收音机里播放的节目声、喊叫声、助理导演手提式摄像机金属般的轰隆声和步话机不停地呼叫声，我敢打赌，五分钟后，谁也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的演员们就已经准备好了，甚至他们正在下楼呢。正是在这里，在服装师、助理化妆师穿息不停的人群中，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热闹氛围里，我找到了马尔切洛：一个冒着热气的头盔笼罩着他的整个头部，一条特大的白床单从上身一直包裹到脚下。这就是马尔切洛，我是从那只悬挂着的手认出他的，手指夹着根点燃的香烟，烟雾缭绕，一直升到屋顶。

马尔切洛的周围依然是人来人往，但我知道他就在那儿，老斯纳波拉兹（影片《女人城》中的男主人公）正在睡觉。最后，他从镜子里瞥见了我，于是他抬起那只拿着香烟的手，向我打招呼，怕呛着我，他赶紧用另一只手驱逐烟雾。

马尔切洛同别人拍摄电影总让我有种奇妙的感觉：不管他穿着海盗服装，或19世纪绅士打扮，脸上粘贴上了胡须、大胡子，或打扮成神甫法里亚，但我还是忍不住建议化妆师，把他的眼睑颜色再弄深点，再加点皱纹或加点卷毛或把脸皮往脖颈上提提，使他的双下巴显得小点。这时，他站起来，伸直了腿，微笑地望着我，一脸无奈的神情，像个恢复期的病人，像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他掐灭了烟，又点了一支。我们一起在走廊里散步。我们没有什么要说的，只是喜欢在一起，就像两个下了课的寄宿生、两个自由放风的士兵一样。他讲话时嘴巴是歪的，因为他要往一边吐烟。我们会偶然遇见从那里路过的服装师若兰多娜，她正用托板高高地举着一件新娘婚纱，我们一起兴高采烈地向她问好；然后又遇上了理发师朱西，我们俩人都非常喜欢她，她弯着腰，看见我们感到很荣幸，以感激的心情回答我们的问候。

马尔切洛·马斯特罗亚尼是那种会让你想起某个同桌的同学：一见如故，彼此心照，这正是我们友谊的基础。 对马尔切洛来说，友谊并非道义上必须承担的责任。只是见见面，呆在一起而已，或共同参与游戏，一起搞点恶作剧，编织谎言。而这一切会让你感到，这种中学生的生活似乎在摄制现场延续着。在现场，虽然马尔切洛以真实的演员身份出现，但他却保持着小青年的心态：他将人物演绎得聪慧、温和、女性，这正是作者想象中的人物，所以对我来说，他就是理想的演员。 在拍摄影片之前，我会与马尔切洛聊上几句，但很少，只是让他明白，我们一起即将要干的事情，我们一起要进行的一段旅程。我对他说我知道的，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故事该如何发展。马尔切洛从不会问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他以好奇心来到摄制现场观看这里发生的事情，他的这种表现令作者亢奋：作者的感觉是，人物并不知晓下一个场景将发会生什么。于是，马尔切洛继续着天真、阳光的心态。他比他自己想象得要优秀得多，他本能地有协调事物的才能。他没有一般演员的通病：自负、过分的外露、炫耀、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等，而这些会对演员构成风险、造成伤害。所以，马尔切洛的谦虚保护了自己，使自己避免伤害。

我与马尔切洛是通过朱丽叶塔成为好友的：那时马尔切洛与朱丽叶塔同台演出戏剧，她向我谈起过他。但电影《甜蜜的生活》的主人公并不是为他定身打造的。当时制片德劳伦蒂斯坚持保罗·纽曼出演，但怎么能让一个大明星演个在威尼托大街闲荡的记者呢，而且他后面还跟着一帮帕帕拉佐这样的朋友，这难以令人信服。 但说实在的，我那时对马尔切洛也犹豫不决，感到困惑，虽然我竭尽全力为他辩护，但不为别的，只为说服制片人。

我想象着，那个怀疑一切、那个性格模棱两可、爱聊天，对女人不忠的记者，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见了好多演员，考虑到多种解决方案，最后我决定也见见马尔切洛。我们一起开车兜风，像两个小孩子一样互相叙说了好多知心话，那些只有是故交才说的话，说着说着，我们有个共同发现，即生活中、人际关系中是可以使用一些计谋、策略、灵巧方法的。就这样，我们的思想一拍即合，主人公非他莫属了。我要他减肥，减10公斤（我总是这样，每次拍电影前我都要求他减10公斤），而且，我千方百计地让他变得风流点：让他用假眉毛，脸色苍白，还透着点淡黄色，有眼圈，带着几分邪气的眼神，黑色的服装、黑色的领带有点哀伤的味儿……

说马尔切洛·马斯特罗亚尼是我的电影替身，是另一个我，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朱丽叶塔·马西纳、阿妮塔·艾克贝里，以及所有在我影片中演出的演员甚至《船行》中那个硕大的“道具船”也是我的另一个我。我把自己的帽子戴到马尔切洛头上，并非为了让他与我认同，而只是为了给他一种信号、意向，给他某种提示，即为了创造一种思想传递的流畅渠道，使他感觉到，他身上已经有个影像在帮助他……我想，我将他装扮得像我，这对我来说，是我直接观察人物及其故事的方式：这是极其细腻微妙的举动，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只有像与马尔切洛有如此深交的朋友才能做到，只有脸皮厚并有强烈表演欲的演员才能做得到。

那天晚上，我对马尔切洛谈《女人城》时并未提及由他来出演主人公，因为那时制片人想用达斯廷·霍夫曼，说实在的，我也喜欢这个演员，我想，这应该是个很令人刺激的选择。马尔切洛很不在意地听着，就像一个人听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但出于友谊，出于礼貌他不得不听，并偶尔表现出有点好奇的样子。“这是一个男人的故事…”——我对他说——“他围着女人转，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打量着她，被其魅力所吸引，被其美貌所震惊。他凝视她，似乎也没有欲望要了解她，只是觉得她赏心悦目，注视着她，感受着震撼与兴奋，同时又有点颓丧，有点酸楚。也许他感到害怕了，因为找到一个心仪的女人并获得她，那意味着自己要屈服于她，自已会消失、死亡。于是，他宁愿继续寻觅女性，但永远不要得到她。”

以这种方式讲述一部电影，我自己都有点局促不安，我几乎被自己的叙述感动了，我默默地注视着马尔切洛，他也沉默不语。有好一会儿，我们避免目光相遇。在那时，我们在潜意识里几乎已经决定了，我们将要一起参加《女人城》的拍摄。

我还要与老斯纳波纳兹一起拍摄电影吗？我衷心祝愿，我们仍能一起工作。并希望尽早实现这一愿望。

费德里科·费里尼

看得懵懵懂懂。在已知是梦的前提下去观看，觉着荒谬、又似乎荒谬得合理（毕竟“梦里啥都有”嘛）。

起初以为是和“女儿国”类似，温香软玉，袅袅春梦，没想到要激进得多。先有忙碌妇人的情景剧讽刺男人只会想那事儿、后有阿婆猥亵男主。一妻多夫也是，男女对调，似乎都与现实相反呢。是女权主义？

后面越来越玄幻。上下楼梯、滑道，爬升下降像极了“那事儿”的暗示；满画廊的情艳肖像和叫喘声、脱衣女郎丰满的胸脯和摇晃的臀瓣，整个儿充斥着性，无处不在。虽说按着弗洛伊德的理论，一切梦追根溯源都来自于“性”，但真做上这么个梦，也够累人。

读不懂导演的电影语言，我仿佛跟个小傻子似的，看了个热闹、也看了个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