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教父的名义

   这部电影是知识产权法老师推荐的，事先大体晓得情节了，以为会比较麻木，可依然禁不住让眼泪哗哗的流了下来。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yeah,i love the name of the movie! 父亲的角色让整部电影安静、凝重而又温暖，或许，我真得无法找到某个好的词儿来形容这种感觉，每个小细节、每个眼神、每一句话都迸发（涵蓄）着爱。最近也还看了多部较为经典的片子的，但这是少有的一次泫然泪下，也许情节的却很直白，没有多少隐晦。剧情发展中的矛盾，冲突，每个细节的处理都很自然，为何？难道源于它是自真实改编而来？不清楚。
   作为学法律的学生，它确实让人思考很多关于公正阿、正义之类的字眼。但，它更多地说的是：让我们摸摸自己的良心吧，不仅是法律人，而是人人！当然，当你握有某项权力的时候，更要引以为戒！脑中闪出这么一个细节：女律师看到相片，问起狄先生他的妻儿。为什么他都从没有想到过那几个可怜无辜的小孩、别人的一家人？“mercy of other's life''
   说不出什么了，就这样，想说：还是会再看很多遍这部影片的，值得。
   

司法独立一直是现代法治社会孜孜追求的目标。司法独立意味着司法机关的职权活动不受任何个人或机构的意志影响，只遵循自己独特的逻辑与规则。但是，与法制现代化一样，司法独立也一直是一个正在完善的过程，永远没有完结的终点。因为即便在法制相对发达的英美法系国家，司法也要受到如社会舆论、政治气候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处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非常时期，司法往往会受到民众情绪的不当影响，使得职权机关成为国家冷酷的暴力机器。而当司法一旦深陷情绪的泥淖，个人权益就会被漠视侵害，司法正义就会被侮辱扭曲。电影《以父之名》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叙事的。

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不列颠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市(Belfast)，这里是北爱尔兰共和军暴力反抗英国统治，寻求政治独立的大本营。开篇伊始，影片即用纪录片写实的手法描绘了那个乱世。炸弹、砖块、燃烧瓶、催泪瓦斯、狂躁的北爱尔兰独立支持者、全副武装的英国防暴警察……一切都在表明，这是一个处于非常时期的非常社会。面对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英国国会正式通过《反恐怖主义法案》，授权英国警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合理怀疑，对一切恐怖主义嫌犯课以七日拘留以寻找巩固证据。但这无法改变汹涌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接踵而至的爆炸案使得警方面临空前的政治和社会压力。

影片男主人公Gerry年少轻狂，深受60年代英国朋克文化的影响，整日在贝尔法斯特市游手好闲，吸食大麻，盗窃成性，无视父亲Guiseppe的劝导。Gerry在一次和朋友偶然的聚会中，卷入一场针对平民的涉嫌恐怖主义爆炸的恶性案件。倍受破案压力的英国警方对Gerry和他的朋友们使用了酷刑，最终Gerry和他的朋友被屈打成招，并连累了Gerry整个家族。父亲Guiseppe和姨妈Anny一家也因涉嫌协助恐怖主义爆炸罪锒铛入狱。进入庭审阶段以后，英国国内民众将针对无辜平民的爆炸，以及北爱尔兰共和军暴力寻求独立形式不满的情绪全部发泄在Gerry一家身上，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迫使法庭在控方证据不足，且口供存在瑕疵的前提下判决Gerry无期徒刑。父亲Guiseppe和姨妈Anny也分别被判处十余年监禁，且不得假释。狱中的Gerry一度意志消沉，但父亲的鼓励给予了Gerry继续上诉抗争的斗志和勇气。十余年的铁窗生涯夺取了父亲的生命，但父亲的教诲和过世使得Gerry涅槃重生。在律师Clase的帮助下，Gerry拿起法律的武器，以父亲和真理的名义不停抗争，最终在案件的重审中取得了胜诉。沉冤固然得到昭雪，但此时的Gerry早已青春不再。

影片的主题很沉重，如山般深沉的父爱固然让人回味无穷，但让我更触目惊心的是司法程序为民族主义情绪操纵的恶果。在影片法官判决Gerry有罪的桥段里，一向代表公正理性的法官，竟然在法庭上激动地斥责无辜的Gerry，“如果法律给与我对叛国罪处以死刑的权利，我将毫不犹豫地判你死刑”。台下观摩审理的民众更是一直鼓噪不已，恨不得将Gerry一家生吞活剥。没有冷静的法官，没有冷静的陪审，没有冷静的法庭，只有狂躁的司法和民族的仇恨。此时的司法独立俨然成为束之高阁的一具空文，此时的法律正义已经沦为了同态复仇的以暴制暴。刑讯逼供、制造冤案的警局探长和探员成为了匡扶正义的民族英雄，而无辜的Gerry一家成为了整个国家发泄民族仇恨的政治牺牲品。就像后来案件重审中，Clase律师在法庭上所呐喊的那样，“这（Gerry一案）是整个英国司法的耻辱”！但在民族情绪澎湃的非常社会，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理性，只有时间才能够平复民族创伤。在父亲Guiseppe去世以后的十余年里，随着英国与北爱尔兰共和军政治斗争形势的逐渐缓和，民众逐渐认识到当年Gerry一案审判的轻率。在Clase律师的不懈调查下，当年警方刻意隐瞒的，对Gerry有利的不在场证言最终被展示在再审法庭当中，Gerry最终无罪开释，作为一个自由公民昂首迈出法庭大门。难以想象，如果没有经过岁月的涤荡，民众的仇恨还能不能顺利抚平？司法独立还能不能走出民族主义情绪的泥淖？姗姗来迟的司法正义还能不能得以实现？毕竟，正如现代英国法学家柯克爵士所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理性，而司法更是一门理性的艺术。

影片《以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的名字一语双关。Father一词，在英语里既可以表述为父亲，也可以指象征真理和希望的神父。影片里的父亲Guiseppe正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即便身陷囹圄也未曾放弃对真理的祈祷追求。也许，正是因为真理的难寻才显得真理的宝贵。毕竟，真理的实现是要经过层层迷障的破除的。但这破除需要人们付出阵痛的代价，尤其是在寻求司法独立这条亘古不变的法治真理的荆棘道路上。这既是制度的悲哀，更是人性的悲哀。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一直就是生物界的生存铁律：因为资源有限，不是每个个体都有机会生存，因此必须以命相搏来争取生存的权利；
而法律则是因智慧的人类有能力向自然索取更多资源，从而看到了人人都能生存（甚至生存的更惬意）的希望，为避免残酷的生存竞争、实现人人平等生存而制定的规则。
丛林法则是自然历史冷冰冰的现实，而法律则是经历过残酷的丛林生活人类美好的理想。

事实上，人类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阶段：
人类虽然已经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理论上人人都能自由的生存。但大概由于人类的贪婪或别的原因，土地、资源等等物质财富分配极为不均。信仰法律的人常常发现法律未必能像冠冕堂皇的说法描述的那样，带给他们公正。反而是丛林法则的野蛮力量依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本片中强大的野蛮力量正是以noble精神著称的英国人。

北爱的动荡到前年才算真正结束，短说也有30多年了。那里既有被定义为恐怖组织，擅长爆破、暗杀的爱尔兰共和军，也有信仰非暴力的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影片中这两类人物形成鲜明对比：
主人公的父亲康龙就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狱中处处退让，从不得罪人，却坚持和律师合作，对通过法律途径洗刷冤情抱以难以置信的信仰，虽然最后冤死狱中，却为他儿子赢得了最终的自由和迟来公正。
而同样在狱中的共和军领袖乔麦肯杜，是另外一类人，他绝不把命运寄托给法律和他人，他信仰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入狱前，他用暴力对抗暴力，带领共和军抵抗英军；入狱后，他用强硬的态度为爱尔兰人赢得了在公共场合就餐、以及不受英国犯人欺辱的权利----而这些本是法律应该却没有做到的。

信仰丛林法则的乔可谓快意人生，而信仰法律的康龙虽然没等到洗冤的那一天，虽然蓄谋诬陷的英国警察仍然逍遥法外，但从他们各自的角度，两人总算各得其所。

苏格拉底蒙冤入狱，却不肯越狱，理由是：一旦越狱就真的违法了。也许只有完全信仰法律，才能让法律更值得信仰。但是对于只有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对于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中有如草芥的百姓，教导他们去全身心信仰法律未免太过酸腐，太过不负责任。影片虽然以法律的胜利作为结束，我却想提醒被当作傻逼、当作绵羊驯养了几十年的中国观众，别忘了我们其实置身丛林中。

（芷宁写于2008年12月4日）
   或许很多人会嘲笑那种在现实中遭遇了举步维艰的困境，反而在光影的世界里寻找鼓励和出口，继而获得心灵上的支持和救助，从而继续走下去的人。很不幸，本人就属于这类被嘲笑的一员。对此，不想做太多辩解，只想说一点——只要选对了适合某种心境需求的电影，并静心观之，它便可以起到心理医生的作用，或许正因为那些优秀的光影语汇，才令很多人远离了抑郁症这样的世界流行病。
   之所以选择重看剧情凝重的1993年老片《因父之名》，是因为它能给予人坚毅的品格和坚定的信念，而那观影行进中所产生的澎湃感受，也往往令所有适用的词藻都失去了颜色。当个体的伤痛嵌入到群体的苦难中时，沉重的历史感和震慑力便会将观众慑服，独个儿的掏心挖肺在此时已显得极度粗浅与苍白；当沦陷的绝望逐渐展开来时，内心会纠结会阵痛，但依旧会留有一丝希冀，即便在黑暗中手足并用地艰难爬行，也要寻到光亮的出口；当行至痛苦狰狞处时，会悲恸会揪心到无法呼吸，然后在故事的余晖中，已然为自己那现实的伤口做了无麻药手术，又仿佛亲手为自己的坟墓掀了一掊土，然后，凤凰涅槃，艰难重生。
   人总要经历痛苦，才能获得最终的成长，特别是品格上的锤炼，一如片中的盖瑞·康伦（丹尼尔·戴-刘易斯饰演）。盖瑞是个注定要成为灵魂勇者的人，在漫长的冤狱生涯中，在陪同坐牢的外表懦弱而内心坚强的父亲朱塞佩（皮特·波斯尔思韦特饰演）的感召下，盖瑞逐渐从一个嬉皮小混混成长为一个坚毅的男人。特别在父亲去世后，在怀念和反思中，盖瑞在眼泪和几近失控的痛彻中，终于意识到父亲那谨小慎微的表相之下所深藏着的大爱和智慧，而鼓励他继续坚持下去的，正是父亲的坚韧精神，因父之名，盖瑞和黑暗的司法界斗争到底，最后在律师卡蕾丝（艾玛·汤普森饰演）的帮助下，找回生命的尊严。
   比之乔的强势反击和在狱中的种种行径（此人乃真正的爆炸事件罪魁祸首），作为同胞的朱塞佩则显得胆小怯懦，起初，在儿子盖瑞眼里，朱塞佩是个只会祷告的人，而当乔又一次成功地在狱中策动了炸弹袭击，并殃及无辜时，盖瑞第一次感到了身为无辜者的无力，而之前的他尚属愤怒多于感悟，于是，他在强势的乔和隐忍的父亲之间，选择了后者。乔把累及无辜当作是作战手段之一，而朱塞佩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面对绝境，他不怨天尤人，对使自己受到牵连的儿子，始终给予在安稳环境时隐去的鼓励和支持，并以一个父亲的方式守护着他，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塞佩仿佛初级甘地。
   除却两种态度的对比，影片还比对了对峙环境下爱方和英方的仇恨心态，一边是爱方军队无休止的枪战和爆炸袭击，对死伤平民的数字麻木不仁，一边是英警方的全力抓捕，野蛮的逼供以及荒诞的法庭审讯——并不在意谁是真凶，而是急于给民众关注的热点一个交待。于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康伦父子的斗争之路就显得格外难得而令人崇敬。于是，到影片后1/3才出场的律师艾玛·汤普森才显得那么动人，在最后的庭审上，她那篇言辞灼灼的辩辞才那样的令人心生激昂。不过，正义有时候不仅来得很晚，而且往往无法绝对实现——虽然经过众人努力，终于在14年后，洗涮了11个人的不白之冤，但始终没有一个警察因渎职而受到应有的惩戒。
   因故事的真实性，该片散发出了相当的撼动力，影片取材自爱尔兰人盖瑞·康伦的回忆录《证明无罪》，执导过刘易斯主演《我的左脚》的导演吉姆·谢里丹将其现于银幕。在观影时，在为“当代最佳男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那张力十足又出神入化的表演喝彩的同时，也会折服于导演的非凡功力，在一部影片的时长里，不仅完成了多重的思考和解构，故事线条和融于其间的深刻思虑都清晰强劲，还将政治、民族、社会、司法、正义、人性、亲情、尊严等诸多复杂难言的命题有机地融在一起，且每个之间都做到交相互应、骨肉相连、切中要害。
   不论以上世纪70年代英爱之间的历史冲突为背景，还是道破警界偏执黑暗的实情，不论表述狱中发生的种种拷问人性的碰撞，还是两种处事态度的对比，在流畅而有力的叙事中，导演谢里丹始终将各个错杂矛盾的节点清晰示人，而那场被影界冠以特别称谓“fire tear”（火之泪）戏则更令人难忘——父亲朱塞佩没有盼到最后的洗冤时刻，他因病死于狱中，狱友们纷纷点燃了纸张，从窗户里丢出去，刹那间，无数的火花从高墙内的每扇窗户旁静谧飘落，仿佛无声的火之泪，又似在哀悼这个被冤屈的灵魂……在此时观众可以脑中一片空白，也可以想到很多，如果此时你思考了，上帝一定不会发笑。
   影片的配乐十分出色，出自著名爱尔兰乐队U2的Bono、Gavin Friday和Maurice Seezer之手，所有乐曲都与剧情脉络、人物心境配合的恰到好处。由曾经叛逆而后转为良母的爱尔兰个性光头女歌手Sinead O'Connor演绎的片尾主题曲《You Made Me the Thief of Your Heart》，具有一种穿透激昂的气质，仿佛坚毅灵魂的不屈奋进和遗世独立，结合影片情节的起落跌宕，越发引人思绪徜徉，欲罢不能。
   导演谢里丹曾说：“这不是一部政治片，这是一个关于父亲与儿子的故事。”可本人想说，这不是一部政治片，也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父亲和儿子的故事，它是关乎灵魂斗士的影片，观影时或许有过哀伤、有过感动、有过悲愤、有过刺痛，甚至还有过颠覆、但收获最多是力量，一种给予灵魂深处的坚毅力量。
（若听Sinead O'Connor演唱的片尾曲《You Made Me the Thief of Your Heart》，可去http://nicolew.blog.hexun.com/26571206_d.html）

20岁，他被作为致使五人死亡、多人受伤的爆炸案主犯，被判终生监禁；35岁，此案重新审理，他当庭无罪释放；60岁，他因癌症去世，匆匆走完一生。

盖瑞·康伦（Gerry Conlon）人生的四分之一在冤狱中度过，此后近半生则反复被这段经历折磨：两次精神崩溃，多次自杀未遂，长期沉湎于酒精与毒品。

他的案子是英国法律史上最著名的冤案之一。所谓“吉尔福德四人组”（Guildford Four），即他与另三位嬉皮士伙伴（最年轻者当年17岁），被当作爱尔兰共和军（IRA）的危险分子，被控1974年10月5日在伦敦吉尔福德地区的酒吧放置两枚炸弹，实施无预警恐怖袭击。事实上，四人从未加入IRA，与爆炸案毫无关联，甚至，爆炸当晚都有不在场证明。

如此荒唐的冤案是如何发生的？大的背景看，当时伦敦地区恐怖事件连连，均是IRA所为，人们对该组织早就痛恨不已。自上世纪60年代末起，随着北爱尔兰民权运动的发展，一度沉寂的IRA重新兴起，要求南北爱尔兰统一并独立。共和军内部分裂为两派，其中临时派坚决主张暴力，不断制造恐怖事件，以此给英政府施加压力。“吉尔福德爆炸案”后一个月，乌尔威奇爆炸案发生，2人死亡；11月21日，伯明翰爆炸案发生，21人死亡，180多人受伤。英伦三岛显然是IRA的主要袭击目标，民众恐慌不已，要求英国警方尽快破案。

从小的环境看，正是由于当时的局势，英国法律更改了有关条例，规定如涉恐怖事件，警察可无理由关押嫌疑人七天，而不是此前的48小时。这为警察刑讯逼供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吉尔福德四人”后来都在法庭审讯时声称，自己受到了警方的恐吓与毒打，被迫在假口供上画押。他们甚至抱着嬉皮士的精神，供认自己的亲密朋友为同案，好在法庭上让陪审团看看这多么荒谬，却没想到在庞大的、无限制的国家机器面前，一切荒谬都可以成真。

法庭上，警方刻意隐藏了他们的不在场证明，陪审团毫不犹豫判他们有罪，主审法官则义愤填膺地称：“可惜你们的罪名不是叛国罪，不然我马上判你们死刑。”（1964年英国基本废除死刑，除了叛国罪于1998年废除。）

更不可思议的是，盖瑞·康伦的父亲朱塞佩·康伦（Giuseppe Conlon），次年来伦敦为儿子奔走，与盖瑞的姨妈安妮·马奎尔在家中商议时，被警方一举抓获。当时在场的七人全被定罪，罪名是“负责制造和运输炸药”。他们被称作“马奎尔七人案”（Maguire seven），分别被判4年到15年徒刑，其中包括马奎尔的两个孩子，较小的只有14岁。

1980年，在服刑五年后，朱塞佩·康伦于狱中病逝，也是60岁。这成为盖瑞·康伦终生的痛，他认为是自己害了父亲，尽管他根本什么都没做。

盖瑞·康伦1954年出生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父亲是当地的画家。上世纪60年代起，北爱尔兰问题发端，街头暴力活动不断，英国政府派军直接镇压，社会秩序日趋混乱。1974年8月，康伦决定逃离那种暴力环境，到伦敦寻找工作，不料12月即遭抓捕。在2009年发表于《卫报》的一篇文章中，康伦写道：“到现在我依然很难描述那种感觉：你什么也没做却被判终生监禁。”

1989年出狱后他曾写过一本自传，《证实无罪》（Proved Innocent），1993年被爱尔兰导演吉姆·谢尔丹拍成电影《因父之名》，由丹尼尔·戴·刘易斯饰演康伦。此片获得当年奥斯卡电影节七项大奖提名，也令此案被全球所知。

康伦因此获得12万英镑版权费，但一个半月就都挥霍光了。当年奥斯卡典礼期间，他飞去好莱坞，却在酒店里闭门不出，与朋友抽了三天可卡因。他也曾从英国政府处获得20万英镑补偿，结果仍是一样。“我还没准备好过一个名人的生活，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准备好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他饱受牢狱生活回忆的折磨，常常从噩梦中惊醒。他谴责英国政府，没有为冤假错案的受害人提供必要的心理创伤咨询与治疗。

他的余生致力于为无辜蒙冤者奔走呼号，为“马奎尔七人案”和“伯明翰六青年案”鸣不平，为被囚于关塔那摩的英国人说话。前者在1991年，即康伦出狱两年后，得以昭雪，此时七人都已服刑完毕。“吉尔福德爆炸案”的真凶始终未被起诉。尽管在康伦四人服刑期间，凶手便已被捕，警方为了维护面子，压下了这一信息。

因国家安全之名，多少人生被牺牲、断送。此前有人问康伦，类似他们这样的遭遇在今天是否还会发生，他毫不犹豫回答：“当然会。”他期待自己的经历可以给人们一个提醒：不管案件性质如何，永远不要着急下结论；不要忽略那些努力想传达自己声音的人。

【for 财新新世纪】

昨晚看了这部电影，当刘易斯最后高呼：我是清白的，我要从大门出去！

被国家机器以国家利益的名义绞杀，但因为迫于更大的利益，不得不撤销此案，是公平吗，是妥协吗。

我看着激愤的人群高呼，一阵晕眩。

自从看了 教父 之后，我就懂了这么个道理，真正可怕的人是平静的。

譬如片中那个静静地将餐盘端到一帮英国人面前的爱尔兰共和军，一个苍白文静的中年人。他组织暴动，烧伤监狱长，威吓歧视爱尔兰的狱霸，不为私人恩怨。

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也许就是信仰了，在这种一定是对的念头推动下，什么都会被碾得粉碎，什么都会。

当那个监狱看守和男主角的父亲一番温情对话之后，看着他在火焰里辗转呻吟，如果说主人公是无罪的，那么这个爱尔兰分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