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2010

                                           我的心更平静了


院子里有只小猫咪，喜欢自由的生活。她饿了就跑到我的窗户下面柔声细语地倾诉一下，陶乐丝听到声音就伸长脖子盯着她看。我便蹑手蹑脚将猫粮放到院子里，过会儿再看，当然已全被她悦纳了。
……
这几天生活很随意，我好像是被陶乐丝熏陶。写字到下午感觉累了就睡午觉，有时会一直睡到太阳落山，醒来恰好就出去买菜煮饭。晚上接着再写时，想把下午睡过去的时间补回来，于是会写到很晚。
……
近来陶乐丝嗜睡得紧，睡，睡，睡。
我说陶乐丝啊，你不工作啦？她听见我叫她，她就睁开朦胧睡眼，伸个懒腰，看我一眼再打个哈欠，然后调转身——接着又睡啦！
哟，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我亲爱的陶乐丝，她是做睡觉工作哒！
……
看了一部电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呈现了人世间的苦乐悲喜。妈妈性格柔和，女儿认真地生活，虽然爸爸过早离世，但爱从不曾离开。

很多很多的字仿佛是一封封的信，我以为，这意味着等待。
仿佛这人生，沉静下来的时候离自己最近，才能感受到心里最真切的愿望，不过是等待答案的开启。你会相信，终有一天，真实会出现。
……

“人生有何意义
  当无人分享
  所有欢乐与幸福！
  孤寂有时候会
  压得令人透不过气！”
  ……
幸好，有爱。
就算这个世界不够好，
我们的爱就是生命。
我很庆幸你降生世间，
即使我们无数次，相聚或别离
……

Ps.
   以前会对自己说，终有一天，真实会出现。近来我想，也许，现在就是那一天，现在就是以前的将来。真实已经出现。
   该如何表达了然的心？用这个世界的语言。虽然很难，但我想值得为此再努力一下。
   如果我们了解更多的爱，应该告诉更多的人。
   ……

既然来到这人世间，我就喜欢享受着生活。
有人歌唱草药，歌唱苹果，但心灵的创伤，他从不想说。
……
我亲爱的，请相信，这个世界存有永恒的快乐。
一如我喜欢的，最简单、最朴素的生活，
那快乐的心，隐藏在我们内边。
而无边的爱，照亮永恒星宿！

《弟弟》。山田洋次导演八旬时的作品。在我看来，最好的电影无非就是这样，对人间是充满着深情。当吉永小百合在电影的最后，在厨房里背过身去轻轻拭泪，看得让人也落下泪来。这里面有人生的悲欣交集，另外也有一份怜悯之心，对他人的、也对我们自己。

电影的开端和结束都是讲“嫁女”，是女儿小春两次出嫁前的家庭晚餐，一两句拌嘴，又乐融融的。所有的对白和动作几乎都是一样的：小春叫祖母吃饭、嘱咐她准备出席婚礼的礼服、母亲吟子端菜上桌举杯，然后祖母会突然问小春“你那个怪叔叔来不来”……但是种种相似的细节里面，其中一切似乎都没有变，但祖母变老了。时光在这座房子里缓慢流过。在开头祖母还可以自己走出来、坚定地说可以自己准备服装。到了结尾时，她只能坐在轮椅上，人也呆呆的不多话。但是，她却突然想起铁郎来，她显然忘了他已经过世。人之将老，竟然会经常想起自己极其厌恶的那个没教养人，因为想到“一个被觉得碍事的人，一定很孤单吧”。这话里面又温暖又苍凉。

——但是，和小津反复拍的“嫁女”大不相同：小津要讲生命必然的法则，而山田是要多讲一点生而为人的喜悦。

山田前作《母亲》里面的日本战前的历史背景、军国主义时期的社会环境与平凡女性的理性尊严间的冲突这些在《弟弟》里面没有了。故事摆到现在一条平静友好的小街区中，所有“大的东西”都没有，朴实无华。有的只是自然变化、四季流转。在夏日炎炎、秋来春去、大雪纷飞、大雨滂沱里，那间小小药店里迎来送往尽是些街坊邻居。影片里“叮咚”“叮咚”的门铃声，就像人生的节拍器，提醒着生命就像自然一样有规律：人会出生、会衰老、会遭遇喜怒哀乐、幸与不幸、然后离开这个世界。山田导演是要拍这样平常的人生意义何在？幸福何在？是什么让观众看完可以产生一种恕的力量，一种生的感激？虽然只是从“姐弟亲情”出发，但抵达的却是一个更为广阔敦厚的情感天地。

笑福亭鹤瓶演的“弟弟”铁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学无术、只爱演艺、贪杯好赌、到处惹祸，在别人面前是个流氓、在姐姐面前又像个孩子（像极了山田导演的《男人之苦》系列里那位寅次郎）。在吟子安稳的日子里，铁郎随时可能出现，一出现必是一场灾难。先是酒后大闹侄女小春的婚宴，给她的婚姻开了不幸的头。接着是骗走一个可怜女人的血汗钱，姐姐拿出平生积蓄来替他偿还。这大概就是一个平常人眼中的“烂人”吧，被所有人避之不及、被所有亲人嫌弃不已。只有姐姐吟子对他关爱、不离不弃。但是这个“烂人”一生中也有令他骄傲的事、唯一的事：漂亮侄女的名字是他起的。——《弟弟》的情感核心正是在此。

电影进行到一半，吟子对女儿小春说为什么当初，她和丈夫会请这个“没用的叔叔”起名字。因为他说，对于自卑自弃的铁郎，应该让他“偶尔拿一次花”，无论他起多难听的名字，也要感谢他。“即使是一个命运悲惨的烂人，一生中也该得到一朵红花”。这是对生命有何等的宽厚与悲悯。这让一个男人暗淡的生命有了闪光的地方，有了生的意义，有了喜悦——反过来说，我们每个人不也都像那个被取名为小春的女孩一样，因为让他人有了喜悦，才有了生的意义吗。

但是，即使有吉永小百合这样完美的女性形象，山田导演也不把姐姐对弟弟的亲情写成一种“恩赐”。他也拍弟弟对姐姐的感念，他在住处养姐姐喜爱的鸟，却又怕鸟儿不自由，不把它们关在笼中，而是放养在房间里，还带回树枝给它们做窝。这是铁郎对姐姐之爱的一种寄托。任何爱都不是恩赐，任何对爱的回馈也不是收益。这种爱才会成为深情。吟子在铁郎弥留那晚，深怕弟弟孤单，用丝带系住二人的手腕，这是深情超越了死亡。

铁郎是死在一家慈善机构，在这里做事的人充满了乐与善，充满了人性之光，甚至还有外籍音乐家演奏竖琴！这有点不像山田洋次的笔触。他的笔触原本更有世俗感。像笹野高史扮演的自行车行老板，色色的、爱吃女人豆腐、又无比热络，这个是山田的笔触；小林稔侍扮演的伯父一角，少少两场戏，又有脾气、又世故、却也会在看到侄女新娘妆后感动到流泪，这个也是山田的笔触；那个从大阪来的女人，装扮举止俗气又不得体，但言谈举止却那么可怜无辜、那么良善，这个更是山田的笔触。可是慈善机构那个地方过于完美，显得很脱离。这大概是老人对人的死亡的一种祝愿，他期望每个人都可以在临终前都是有所依靠。

山田导演在这个电影里，是把每个人的生命比作樱花。所以他特意写放肆不羁的铁郎，最终如他预言的那样，在樱花散尽的时候死去。任何人的生命都像是绚烂美丽、又按时凋零的樱花。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都值得我们去珍视和怜惜。因为每个人都如此复杂，都有自己的不足，亦有自己的可爱。

东京郊外那个传统药店，是《弟弟》里的主要场景，路边门面做营业用，在一截过廊之后就是家，一个由祖母、母亲、女儿三代女人守着的家。如同很多评论者提到的那样，电影里那些表现家庭内部空间的镜头，特别像小津，久而久之，观众好像住在这个空间里，时间感悠然而生。哪里是餐桌、哪里是茶几、哪里是晾晒衣服的院子，无不了然、无不亲切。我们对戏的感同身受，是依赖于和人物的共同生活。但山田的镜头也并不一味放低至榻榻米的高度，他没有小津那样的影像坚持，以及这种坚持背后的、肃穆消沉的世界观。山田的处理是，无论人物席地而坐、坐在椅上、还是站起来，视线尽量与戏中的人物水平（除非少量表现情感涌动的镜头），这是他对俗世中人的热爱与关注之情。

这本是一部平民剧，山田导演已经拍了四十载，炉火纯青。对这样的戏保持敬意，就是对这个俗世保持敬意。如果反复细看，《弟弟》的每一场戏、每一个人、每一处细节都是如此恰到好处。他写人情世故，是在人生的过往中处处埋下草蛇灰线。譬如在故事的开头，小春待嫁，吟子在小春父亲的遗像前讲到，女儿出生时父亲曾说“这孩子出嫁的时候，我一定会哭吧。”所以，此后再次提到小春出生时，父亲如何请铁郎起名字的事，才那样自然而然。

电影到了末了，临终前的铁郎要和小春合影，他耗尽最后一丝力气，也要艰难地举起手来做V字的动作。这个感人场面，其实是在呼应开场前的一张照片——年轻时的铁郎在和幼年小春合影时、同样举手比做V字。它让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浪子生命里最快乐的时刻，而他离开人间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快乐。而这个感情的密码就藏于短暂的开场之中、夹杂在转瞬即逝的历史画片里；而我们回顾自己生命里的感情线索、难道不也是如此丝丝入扣的吗？

山田洋次导演曾经有过一句话，他说“浪人一人走在路上，几乎所有的人都骑马。快速到达不是目的，比浮云还慢也无所谓。因为浪人要感受这个星球所带来的一切。”——这是我无意中读到的，心里默念多遍。让我感动之处在于，这位老人告诉我们：“感受”的可贵。要想感受万物所带来的幸福，就要放下成见、放下速度、放下一切，保持最大的谦卑，去看待生命里的每个人。

因为某种机缘，晚上难得和母亲一起看了这部电影。我是时隔半日后的第二次，母亲自然是第一次。影片大约走了三分之一时，母亲悄悄地起了身，准备洗漱睡觉。看着她微微有些佝偻的背影，我不禁想，她是否在和我思考同一件事——我那位令人头疼的舅舅。

在很多方面上来看，我的舅舅和笑福亭鹤瓶饰演的铁郎是极相似的。多才多艺，受朋友欢迎，喜欢陪着家人，这都是他的优点。不幸的婚姻生活，给家里人带来的经济负担，花钱时总是没有节制大手大脚，这是他们共同的缺点。不过说到底，我的舅舅并不是一个悲惨的日本戏剧演员，而是一个从高峰摔落到低谷的的中国人。铁郎最初是不被小春理解的，但我却始终特别理解我的舅舅。所以虽然我能够理解那样的家庭关系，但我并不能赞同它的真实性。

电影结束了，屏幕上是漆黑的空洞，但我依然坐在那里，恍惚着。令我困惑的不是两位舅舅的对比，而是两条思路的缠斗。作为亲人的我所感受到的是电影的虚假，而那个热爱昭和文化的人却告诉我这是真实的。哪一个我是真实的，哪一个又是虚假的？还是说，真实和虚假是并存的？

《弟弟》这部电影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之经验的问题。站得太远，觉着亲切，离得太近，却又困惑。山田洋次用电影向他的昭和时代致敬，但他的演员们是否能够承载他的思念，这个时代又是否能够承载他的思念？恐怕这是极困难的。吉永小百合是优雅的，但是她负担不起这个名为大姐的矛盾体形象。既要美丽又要粗糙，既要慈悲又要愤怒，既要宽容又要狭隘——这样的角色是无法饰演的。她必须先拥有那样的体验，即便那是从别处得来的。

苍井优同样承载不了山田洋次的思念。虽然片名是《弟弟》，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姐弟之间的关系常常受到舅舅和外甥关系的牵制。一旦姐姐在成长过程中承担了母亲的部分责任，这份爱就会成为弟弟难以摆脱的负担。当这份爱因为新生命的诞生而转移时，矛盾就产生了。铁郎惹怒吟子，是因为他阻碍了姐姐对小春的爱。铁郎被吟子遗弃，是因为小春的毅然决然推了姐姐一把。而当结尾所有人之间的矛盾即将化解时，依然需要小春，而不是姐姐去踏出最后一步。只有当小春意识到爱的无私时，分裂的爱才能重新归为一体，爱才能完整。苍井优演不了这样重要的角色，而山田洋次最终也没有给苍井优这样的机会。

这部电影在中国和日本得到的评价虽然相似，但却有着决定性的不同。我们因为经验的差异忽视了这份人际关系中的缺失，将电影的一切都视作合情合理自然而然。日本普通观众虽然”不识庐山真面目“，但却意识到了其不通情理之处，只是因为日本网络评论环境的缺失导致影评人把握了话语大权。从一般评论的角度来讲，拥有更多经验与思考的影评人通常是更加值得珍惜的。但是对于这样一部紧贴昭和时代脉搏的电影而言，普通日本百姓的声音理所当然比任何专业影评人的观点都更可贵，因为只有他们才最了解这份爱的沉重。

用温柔原谅一切


如果“血缘”是一道选择题，那么毫无疑问，每个人都会抱着私心，争先恐后地期待降临在一个光鲜体面的家庭里，家族成员都付出爱心互相体谅，其乐融融。如果还能再挑的话，这个家庭最好有点小钱，生活在小康水平之上，那便堪称完美，无可挑剔了。很可惜，现实中的生活绝非给一道选择题打一个勾那样简单，生活的艰难程度，其个中辛酸，只有当你置身其中才会有所体会。

那句老话说得精准，“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山田洋次执导的这部叫《弟弟》的影片中，那个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幸福的家庭：

丈夫去世之后，年轻的吟子一手抚养女儿小春长大，一手搭理丈夫生前留下的药店。药店在日本东京某个极其平常的社区里，多亏了老街坊帮衬，收入总算可以养活她们母女。单从表面看来，这个家庭虽然没有了作为支柱的一家之主，由于母女感情深厚，也算温馨而和睦，实在差到哪里去，但偏偏吟子的弟弟铁郎却似乎总有意无意地找姐姐一家的麻烦。有一个贪赌、嗜酒如命、且一事无成的弟弟，倒也认了，但这个弟弟，却从来都不是省油的灯，不管是在姐夫13周年忌日那天，还是外甥女小春出嫁这天，无一例外把局面搅得非常难堪，令大家不欢而散。更甚的是，弟弟铁郎的搅局，无意间给小春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

仔细想来，想要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若非是上帝馈赠，否则得到它会比登天还难。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也无法选择成为哪一些人的亲人。当你降生的时候，所有的亲属关系都已经安排好，你没有理由说“不”。因为血缘关系早已为她选择了一切，吟子也只好一直跟在弟弟铁郎的屁股后面收拾残局。

母亲体弱，是吟子姐代母职，一手把铁郎带大，弟弟闹了事，没有一次不是吟子领着他上门跟对方道歉。想是因为这层关系，姐姐吟子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抛下这个弟弟，更别说像他们的大哥那样随便抛出一句“从今往后我要跟这个弟弟断绝关系”便一走了之，因为“血缘”和“亲情”也往往意味着责任。责任是，无论弟弟闹了多大的事，有多令家人蒙羞，姐姐都必须完完全全揽下来，即便心有不快，也仍旧没有办法把他拒之门外。不得不说，责任是个难以挑上肩的担子，如果被命运选中了，让你成为这个人的姐姐，也就再也卸不下这个重担，没有别的选择。

这一天，季节尚处于蝉声起伏的苦夏，一个女人找到了吟子家。铁郎说是在大阪卖章鱼烧，从女人带来的照片上看去，两人也算过得不错。但出乎姐姐吟子意料的是，这个女人坐下来便拿出一张借据，上面有铁郎的印章。毫无疑问，她是来讨钱的。130万日元，是这个普通家庭的全部积蓄，吟子把它们从银行全部取出，这就算结束了弟弟与这个女人的债务关系。而与此同时，吟子对弟弟的接受也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多承认这样的弟弟一天，这个家庭便随时有可能被他拖垮。于是弟弟后来再厚着脸皮出现的时候，两人大吵一架，吟子宣布“不再认他这个弟弟”。

这算得上是吟子所做的选择吗？与其说她是为两人自出生以来就带上的姐弟关系做了“撇清”的决定，不如说她是被逼无奈，主动放弃。从情理层面来讲，吟子对铁郎实在已经算是仁至义尽，女儿的婚礼被弟弟搅黄，过后被亲家大骂两顿，便原谅了弟弟，还万分体贴地说“弟弟也是来为小春道贺的啊”。这样的姐姐，她已经做得足够多了。可是“责任”并不意味着要负责弟弟的全部人生，也就是说，亲情关系固然存在，但作为成人，他首先得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独自去完成它，而不是每回闹了事便像寄生虫一样依赖姐姐帮他解决。饶是脾气再好，母性再光辉，吟子都有无法忍耐的一天。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家庭悲剧。弟弟品性恶劣，姐姐却毫无选择地必须接纳他，原谅他，关心他的生计，希望他能成个家，安定下来。对于有心的人来说，姐姐的爱必定如春风化雨，做弟弟的即使再顽固，也应该能理解姐姐一分，不再让她担心，不再喝酒闹事，不再耽误自己的人生。这些，弟弟铁郎却做不到半分，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已经接受了这样“不堪”的自己，毫无反省精神，得过且过。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对自己亦已绝望——性格的弱点吞噬了他的整个人生。

本来随着铁郎淡出自己的生活，吟子和小春母女俩过上了暂时淡定的生活。小春和有钱但吝啬的丈夫离婚以后，和喜欢了她多年的邻居男生谈起了恋爱，日子若能这样持续下去，也算相当不错。警察局打来的电话打破了这难得的平静：弟弟被提供善终服务的“绿茵之家”收留之际，咽喉癌已扩至肺和肝，还有糖尿和心脏病，生命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尚有几个月可活。

想来是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铁郎直到现在，才终于为这短暂的一生里给姐姐添的无数麻烦第一次有了悔改之心。他睡在“绿茵之家”提供的不足8㎡的昏暗房间里，已经不再能自主进食，流质食物从食道灌入，面色蜡黄，毫无精神。吟子来看他，他最初激烈反对，不见姐姐，原因是“不想再拖累吟子和小春一家”——这句话由一个濒死的人讲出口，旁人难免不为之心酸动容，在姐姐吟子听来更是心如刀割，泪水瞬间涌出。

是在这个房间里，吟子和弟弟铁郎达成和解，那半生的责备、辛苦、不甘，在这里将被一一化解，将不复存在。说到底还是因了那即便弟弟铁郎往生也无法否认的，维系着两人姐弟关系的血缘；便是这血缘，犹如一张结实紧密的大网，盛在姐弟两人的身子底下，若有谁倒下了，那张血缘的大网便会依靠它自身的力量将倒下的人轻轻托住，再把他弹回，复又得以重新站立。总是这样，曾经因为爱而难堪，如今还用爱来化解。

面对亲情，我们最后总是不得不、也必将一如既往地，用温柔，去原谅一切。

      在《弟弟》中，山田洋次塑造了一个极端任性、不负责任的弟弟铁郎，他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为外甥女起了小春这个名字。小春结婚不仅是全家，还是整条街上的一件大事，可是跟家庭断绝关系已经20多年的铁郎的突然到来，使得家里人不免紧张起来。当铁郎违背自己的诺言，喝多了酒撒起疯时，小春的婚礼彻底成为一出闹剧，哥哥再次与铁郎断绝关系。尽管女儿小春的婚礼被弟弟搞砸，亲手把弟弟带大的姐姐还是原谅了铁郎，并因为听说了弟弟有了女朋友而格外高兴。小春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因为丈夫的冷漠，因为家庭背景的差异，也部分因为铁郎在婚礼上的大闹，小春不久就离了婚搬回来和母亲和奶奶一起生活。再次听到铁郎的消息，是他的女朋友小惠找到家来讨要铁郎的欠款；姐姐不得已拿出了家中仅有的存款替弟弟偿还债务，这也直接导致了她同弟弟之间的决裂。但是半年之后，当她听说弟弟因为癌症日子已经不多时，她还是赶到了大阪。弟弟临死的时候，又和姐姐、小春聚在了一起。在影片的最后，呈现出了轮回式的环形结构，小春找到了可以担负家庭的爱人，又要出嫁了。
      电影中，引发大家无端猜想的最大疑问是《弟弟》的片名，因为铁郎对于作为叙事者的小春来说，实际上是舅舅。该片的日文原名是おとうと，是弟弟的意思，英文名称为About Her Brother，可见《弟弟》的译名不是翻译的问题。实际上，影片情节的突转都是在弟弟或者与弟弟有关的人来到后发生的，并且电影的叙事重心也一直集中在姐姐对于弟弟的感情上，我认为片名同叙事者身份的脱节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对于这种亲情的认同。
      《弟弟》也是山田洋次向市川昆的致敬之作，在市川昆拍摄于1960年的同名电影中，讲述了被姐姐宠爱的少年在学校放荡不羁，直到被诊断患有当时的绝症肺结核，才发现了亲情的重要。但是，同市川昆的《弟弟》相比，山田洋次版的电影更像是对于自己一直钟爱的家庭主题的重复与变奏。
       在经久不衰的日本国民喜剧《男人的烦恼》系列电影中，山田洋次就塑造了一个不顾家庭、时常出走的底层男性形象寅次郎。同弟弟铁郎一样，寅次郎也经常饮酒作乐，在喝酒之后总会同家人发生冲突，随之而来的也是离家出走、杳无音信。但是，作为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电影，寅次郎的出走总是显示出平民传奇的色彩，在游历不同城镇中的过程中他总能获得特殊的机遇，得到美丽女性的青睐。然而，同《弟弟》中的家庭不同的是，寅次郎的家庭总是能够接纳归来的亲人，并且总是珍惜相聚的时光。《男人的烦恼》中的家庭也同《弟弟》中的一样从事着前店后屋的小生意，不过寅次郎的不负责任并没有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反而还偶有收益。铁郎所带来的却是姐姐经济上的灾难，当小惠上门索要弟弟120万日元的欠款时，一直承受着经营压力的姐姐不得不拿出了店面装修的资金；在姐姐取钱的段落中，山田洋次采用了在他的电影中少见的手持拍摄的手法，不稳定的运动感展现了姐姐平静面孔下的愤怒情绪。
       正是这两点不同使得弟弟铁郎的悲伤故事迥异于《男人的烦恼》系列中的乐观基调。在寅次郎的故事中，导演体现出了一种鼓励男性出走闯荡的价值取向，但是这种走出去的底限是保持着传统家庭的结构，维系着同家庭的联系。在寅次郎中仍然有作为传统好男人的象征的妹夫这一角色，对家庭起着平衡的作用，《弟弟》中传统的好男人姐夫却在影片一开场就处于缺席状态，尽管他让铁郎给小春起名的决定仍然是铁郎与家庭之间最强烈的纽带之一。家庭结构的变迁与铁郎更为极端化的性格，使得一直作为寅次郎依靠和归宿的家庭与亲情是铁郎所不奢求的也是被他所抛弃的，他同家庭的彻底决裂使他成为了一个无依靠的都市游荡者。
       这种家庭关系的变革在山田洋次的电影作品序列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像铁郎这样极端不负责任、甚至在道德上也不完满的人（借光女友的积蓄之后消失，并且导致姐姐替他还清债务），是否值得去爱。这也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讨论的主题。但是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提出的靠宗教之“爱”去接受这样的人不同，山田洋次再次显示了自己对于传统家庭价值的坚守。在影片的最后，铁郎弥留之际，把他同姐姐绑在一起的丝带之间不仅是他们之间物理上，更是他们情感上得联系；面对刚刚赶来的小春声声“舅舅”的呼喊，铁郎最终得到了亲情的救赎，用颤巍巍的手指摆出了“V”的造型。
       在片中，值得注意的新形象还有临终关怀组织“绿色之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家庭功能的弱化不可避免，面对这种趋势，电影上映时已达79岁高龄的山田洋次对此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做出了新的探索。当无家可归的铁郎选择留在“绿色之家”渡过最后的日子时，社会机构就已经成为了家庭最重要的补充。在对自己主题的反复确证中，这种细节上的变奏之处足以显示导演的高明。
        影片中，天气与季节总是与人物的心境相适应；而在影院的观影过程中，银幕外也传来滚滚雷声，好像银幕中东方传统美学观的“天人感应”（左老师语）在现实世界的更大规模显现。而《弟弟》也正像东方文化的一面镜子，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行为对家庭的影响，也重新确认现代社会中家庭的意义。
       什么是好电影，永远不会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像《弟弟》这样可以引发我们反思自己生活的电影，终归是值得一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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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不想写这片子的，4天的影展值得写的很多，但是看完的当天夜里大家激烈讨论了两个钟头，觉得那个时间不能白白浪费，于是把当晚讨论的主要问题整理一下，再夹带点自己的私货，遂成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