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怒汉

如果看了一部影片，就让你对美国的民主自由五体投地；
如果看了一部影片，就让你因咱残根缺腿的法制而自惭形秽；

如果这是一部其他影片，还算你possibly看进去了……

但这是《12 Angry Men》，男主人公最多的一句台词是啥？I don't know.Possibly.

如果看完了连怀疑都不会还叫看进去啦？

    已经八十多岁的悉德尼卢内特（Sidney Lumet，他的中文译名很不统一，花样众多）2007年拍了部《在魔鬼知道你死前》，后辈们较好不断，为这位高龄的牛导欢呼。确实，他老人家至今已经拍了太多值得让人细细品味的好片，如《典当商》、《热天午后》、《大审判》等等，而其中至今最令我拜服的还是《12怒汉》，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部民主制度的简明教程，在一个屋子里，就12个人就能整一出充满戏剧性的精彩故事，实在强大。
    本片首先当然表现的是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我想有不少人应该和我一样，初听陪审团制度有些不可思议。天啦！判断一个人有罪无罪是多么需要专业知识的事情呀，竟然交给一群彼此多半不相识，凑在一起的“乌合之众”。本片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的生死抉择被交到了12个人手中，而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审理工作已经完成，他们需要的是根据这个过程做出尽可能正确的判断。其实，所谓陪审团制度不“专业”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常常忽视过程，只看结果，只看到最后的决定由非律政人士做出，却忽视了之前的这个过程，警察、律师、法官等都是专业人士，他们会搜集和甄别证据，而这个过程只要保证程序正义性，剩下的陪审团做出的判决往往可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都是完全正确，但是往往能尽可能避免最坏的结果。这就如美国总统大选，民众并不都是政治方面的专家，并不都是有敏锐洞察力的能人，但是大选和之后的弹劾等制度保障能尽可能避免糟糕的结果产生，这不完美，但是确是基于现实合理。
    本片还纠正了很多人认为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观念，是的，某种程度上最后的结果往往这样做出，但是却是基于程序的正义和理性做出的。所以，我们看到，起初只有一个人认为被告无罪时，并不是大家就此做出决定，而是倾听这场争论弱势一方的论点。而到了后来形势逆转，只有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认为被告有罪时，大家仍然倾听他们的声音，哪怕有些反驳有些歇斯底里。而这个过程中严守着程序公正，每当有人提出要投票时，主持人都组织着投票，没有因为观点对立双方的悬殊就省去一些“麻烦”的步骤。
    同时，本片也告诉我们民主有时也会有些混乱，但是总体是有序的，有风度的活动。比如片中，我们看到了各色人的举动，他们争论不休，甚至几乎拳脚相向，但是总体上总会有人维持，让整个过程在理性中进行。同时，片中的人物也是背景相差很大，但是他们能够走到一起来讨论一个他们素昧平生的人的生死，这也体现着民主的包容性，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参与。片中有人显的正气凛然、有人显的吊儿郎当、有人从贫民区走出、有人对贫民区的人有固执的偏见，但是没关系，民主制度下会因为政治正确性问题影响你的结局，但是不会因此阻碍你的参与。同时，大家都原则上保持着理性和风度，如果真是缺乏理性的固执己见，那么也不会出现最后一个人说服大家的结果，大家大多带着严肃的态度看待这个事件，根据的是法庭上的证据做出抉择，不会意气用事，当发现最初的看法是错误时，也能很有风度的接受，大家都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争执并不是为了一个“输”与“赢”的问题，而是事关一个人的生命，事关法律的尊严。
    本片还告诉我们民主在严肃中又允许一些儿戏，但是同时又会有纠偏机制。比如，片中那位看起来有些痞，就希望赶快出个结果去看球赛的角色，他开始坚信被告有罪，希望赶快出个有罪判决，好去娱乐。后面见无罪的一方占了上风，又改口认为被告无罪，希望这时赶快出个无罪判决，好摆脱这麻烦事儿。片中又还有个坚持有罪看法到最后的“莽撞人”，出于一些原因态度粗暴，歇斯底里。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被剥夺，而是被尊重，同时，更多理性的意见又可以化解一些偏执的负面影响。而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也是如此，我们曾经惊讶美国人怎么能这么娱乐政治，其相关的笑料有些巧妙、有些恶俗，但是这本身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或许不那么务实，有现实意义，但是却以其这种姿态对一些现实意义的政治行为产生着影响，所以当然也要包含进来。
    《12怒汉》并不是一出简单的英雄主义赞歌，更多的是以小见大政治制度缩影，从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群体的英雄形象，他们让一个无辜的生命逃过一劫，或者貌似让一个无辜的生命逃过一劫，谁知道呢，或许如《一级恐惧》一样放过了一个真正的罪犯，但是这种和“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五百”的观念相左的导向我认为更加给公民以安全感。
    最后，说说电影本身吧，本片整个故事都在一个房间内展开，但是却有悬念、有冲突、有人物性格的刻画、有剧情转折的亮点，可谓充分表现了电影的戏剧冲突的魅力，在高立足点的背景下还做到了好看，实在令人叫绝。而且本片逻辑上一环扣一环，注意细节，没有一些故弄玄虚的哗众取宠，比起2007年那部我认为被高估的《这个男人来自地球》来，剧情要饱满的多。在去年，本片也被俄罗斯大导米哈尔科夫翻拍了一部基于车臣背景的《12怒汉》，还没看过，不过根据同样普遍的好评来看，值得期待。再次向84岁高龄的悉德尼大导致敬，您老太牛了。

http://hi.baidu.com/doglovecat/blog/item/97c99a135b049d856438db3c.html

这部片子很经典，最近看了不少电影，看到快要反胃了，很多都快进看掉，但是这部黑白纯对话电影竟然让我从头看到最后。

非常精彩，其他不说，只想说一下最后一个怒汉在1时31分54秒看到照片的那一秒半的时间为什么就改变了主意。

电影在闷热的气氛中开场，在一片暴雨声中散场。12怒汉中，他的脾气最为火爆，加上天气的原因，他说话大声，打断别人，不听别人的解释，这是什么原因？
第一个怒汉在58分时骂他那段潜台词是说他就是想弄死这个孩子。这就是为什么？
在电影最后，他最后一次阐述疑犯有罪的看法后，突然拿出自己的钱夹，扔到桌上，里面有一张估计是他和其儿子的合影（我一开始以为是罪犯的父子照），他说：“该死的孩子，你毁了自己的一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解决这3个问题，他最后的转变就能看懂了。

当然和这部电影一样，我也只能假设一下的一些情况，我不是编剧，不知道他内心真实发生了什么，就像他们不是罪犯，不知道那晚发生了什么。

第一个问题很好回答，就算那天不那么闷热他一样也是这样的态度，因为他性格就是一个暴躁的人。
他和别人交流出现困难，我猜他和家人的关系不好（且不说美国的离婚率，就这样的脾气在真正男女平等，父子平等的美国他能好过？）我猜他和他儿子有出现过裂痕。
我还猜他的儿子因为和他关系不好走上歧途（有可能被误判）进了监狱（或者死刑），他就希望通过自己做陪审员来弄死其他的小孩（在潜意识里），所以第二个问题也解决了。还有，影片开始时，他曾自我介绍多次担任陪审员，还说凶手是谁太明显（因为他潜意思里就希望嫌疑人就是罪犯），这2条可能可以作为我的backup。

他孩子可能也是无罪的（他当时不一定相信他孩子），遇到一批很残疾的陪审员，被定了罪，所以他说：该死的孩子，你毁了自己的一生。其实他不是说他孩子该死，他在怨命运，为什么他的孩子不能遇到这样一批人。
影片开始，他曾自我介绍多次担任陪审员，态度多少流露出是习以为常和想当然，似乎并没有认真对待陪审员这个神圣的角色。

最后他艰难的说出“无罪”的时候，流下泪水。他是不是在对自己以前对那些嫌疑人定罪时的行为作出忏悔呢？

我是先看完了俄罗斯人的翻拍，再来看这部半个世纪以前的原著作品。
拍案叫绝。衷心致敬。

这两部片子，其实就其核心价值来说，还真可以说是两部取向迥异的片子，虽然他们顶着相同的名字。

核心问题，就是对待法律的态度和情绪。

以美版来看，所有人都信任法律，法律是他们展开讨论的前提，也是他们互相愤怒的原因。认为“无罪”的人，是因为觉得依照法律，他没有得到充分的被说服，证据不够有效；认为“有罪”的人，也是依照法律，认为目击者的证词的效力。
所以其实英俊的亨利·方达先生（及其后来的帮手们），把陪审员各个击破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摆事实讲道理，把看起来无懈可击的证词各个击破的过程。
当最后任何一个证据都被宣告不那么成立的时候，大家也就很自然的走到了“无罪”释放的唯一选项。
与其说大家认为那个孩子无罪，还不如说大家只是依法论证了那个孩子“不够有罪”。
所以因为，陪审团的用语是“not guilty”而非“innocent”?
当然，这只是我一个法学半文盲和英语半吊子的一点猜测。

以俄版来看，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从片末的那句话，便可见一斑。
“法律是永恒 至高无上的 可如果 仁慈高于法律呢”
这一理念，其实贯穿了12个俄罗斯人争执的全部，在这十二个人的桌上，推理和辩论反而退居其次，讲述各自的故事，并依照个人的经验所得到一些非常感性的结论，并以此去鼓动他人，是这边的人的主要做法。
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无罪：有罪已经11:1的时候。在美国版里，最后一个人是因为个人感情固执了一阵，然后还是说出了无罪。
而在俄罗斯版里，则是有一个大逆转的架势。chairman用最高瞻远瞩的眼光，表明，我们虽然都知道那个孩子是无罪的，但是对于现在他的处境，他在明敌在暗，他如果无罪释放，说不定没几个月就被悄悄人间蒸发了，而无期徒刑（此时的俄罗斯已经废除死刑），才是对他最好的保护。起码在监狱里，他还可以好好活着。
这一处的不同，从小处看是电影的不同，从大处看却是社会的不同。

对于美国社会而言，法律，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宪法，是绝对的。这一想法，是贯穿到了美国人的心中。
而对俄罗斯社会（当然还有与此类似的其他国家）而言，法律是一个大家觉得好的东西，应该遵守的东西，但是并不是那么的原则和前提，所以与法律最常起合理冲突的人情，就时常会成为难解的结。
所以人情为体，法律为用，就成为了时不时的情况。
而且俄罗斯版新加的这一段，更是表达了他们对法律的复杂情绪。

作为一个法学门外汉，我也没有鼓吹法律神圣的觉悟和义务。但是我想说的是，法律，尽管有其弊端，还是一项最不坏的制度了。
因为仁慈的界定实在太难，所以让仁慈凌驾于法律，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作为电影，还得说两句，之所以更喜欢美国版，不是因为单纯的我更赞赏美国的法治观念，而是单纯的，觉得俄罗斯版的有些设定太过刻意。比如车臣的孩子，比如穿插的战争镜头，比如结尾的衔着断手的狗；有些表演也太过神经质般的用力，比如模拟用刀的那段和让一个人想象自己的妻与子都被杀害的场景。

单从表演来看，如果说12个美国人是十二个angry men，那么12个俄罗斯人就可以被叫做12个crazy men。

倪梁康今年六月在我们华东师大做了一次讲演，用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和悉尼·卢曼特导演的《十二怒汉》两个电影作引子谈政治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关系。(1) 讲演不长，但内容丰富。下面我尝试对讲演中的真理本性问题做一点儿诠释。我引用海德格尔来诠释梁康，不是意在调侃，只是尝试在适当的上下文中理解前贤的见解。下面的诠释若有过度诠释之处，望梁康及读者指正。

一般的真理问题而外，倪文中还有多种重要的提示。此文题为“政治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提示，在我看，是坚持人性中有对真理的渴求，因而不可能单用契约论来理解社会关系。可惜，学力不逮，无法就这多种提示多谈了。

真理之为前提

十二怒汉走进审议室的时候，每个人都自以为他握有真理。通过争论，有些人认识到，他刚才错了，他刚才并不握有真理。我们会说，有些人错了，有些人刚才是对的，一些人的意见战胜了另一些人。这说法当然不错，但容易把我们误引向一种错误的真理论。我愿说：在诚恳的交流中，参与者都向真理敞开，真理临现。人所能做的，不是掌握真理，而是敞开心扉，让真理来掌握自己。只要我们是在诚恳地交流，即使一开始每一个人都是错的，真理也可能来临。真理赢得我们所有的人，而不是一些人战胜了另一些人。看一眼科学发展史，有谁一开始是对的？哥白尼体系战胜了托勒密体系，这个说法并不妥贴，在后世哥白尼主义者那里，哥白尼体系中的论断被抛弃的远多于被接受的。

真理之能赢得我们，是因为真理出现的时候，我们承认它。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倪梁康说：“在相互说理中包含着对需要得到的论证的‘理’的前设”。若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我们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2) 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并不是说我一开始就认识了真理，而是说，尽管我自以为我是对的，但我承认我可能是错的或需要修正的。其实，“我是对的”这一提法已经包含了对真理的从属，已经以真理为标准，当我错时我准备认错。在这句话里，“对”是核心，“我”是从属的。除非你把那当作一个分析命题来说：我永远是对的，我无须敕令。

人之本性在于以真理为前提，真理是我们的本性、自然、天性。自以为是和相信自己的本性是两个层面上的事情。现代人提倡个体，仿佛与真理隔离的自我是一切的前提。然而，人之为人在于，人能区分小我和道理，区分所谓小我和大我。

我只是声称，人能区分什么是我的诉求，什么是道理，而不是声称人人随时准备顺从道理。也许在绝大多数时候人们更愿意顺从小我；我愿说，即使他顺从小我，不顺从真理，他也知道他现在不顺从真理，他仍然知道小我和大我的区分。

人们真会虚席以俟真理吗？在真理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难道人们不是更经常选择了利益吗？也许利益斗争占去了实际生存的大一半。我只想说，利益斗争不是生存的全部。人们争夺利益，并不奇怪，让人惊奇的是：人们有时竟会为真理放弃利益。

真理需要成见

为什么我们不说大某而说大“我”？真理，或普遍真理，不是某种与我无关的漂浮在那里什么地方的东西。普遍真理是我的规定性。海德格尔把人叫作 Dasein，想要提示个人和Sein〔普遍存在〕有内在的联系。必须有凡人的参与，真理才能临现。从我的看法和体验开始，才有超越我的看法和体验的真理来临。

真理需要小我，需要我们这些抱有成见的凡人。真理需要人。还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惟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3)。 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并非一开始不抱成见。倪梁康说：“每个人都有偏见，或多或少而已，这是在探索真相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这么说虽不错，但口气不太适当，我是想说，只对那些抱有先见或成见的人，真理才会彰显。人们把此在解释学中的Vorhabe理解为消极的东西，理解为人人都难免有偏见，这就错失了要点：成见对真理具有积极的构成作用。真理是一种克服，是对我们的成见的克服。海德格尔说，真理须争而后得。不是像宝藏那样藏在金银岛，我们互相争斗以夺取它，最后占有它；而是，真理和我自己的成见做斗争，真理在克服我们的成见之际展现自身。没有我们的看法，真理就无从显现。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话：“人们一定是从错误开始，然后由此转向真理。……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 (4)

真理和谬误同根而生，两者都植根于关切。我们具有诚实的看法，已经是对真理的吁请；我若对所涉之事无所谓，真理就无从展现。奥古斯丁说，爱而后有真知，这竟被启蒙学者视作蒙昧。在你漠不关心的事情上，你连犯错误的机会都没有。若真有人对万事都无所谓，对什么都不持成见，他就与真理绝缘了。人家告诉我，火星上没有水，那英是中国最好的歌手，于是我相信，火星上没有水，那英是中国最好的歌手；人家明天告诉我，火星上有水，王菲是中国最好的歌手，于是我相信，火星上有水，王菲是中国最好的歌手。我一开始没错，现在也没对，在这些事情上，我或对或错都无所谓。无所谓的事情无所谓对错。在这些事情上，我和真理无缘，因为我一开始就和错误无缘。实际上，说我相信火星上有水或相信没有水，原有用语不当之嫌：在这些事情上，我谈不上相信不相信，我没有信念，没有什么要坚持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要克服的东西。我只是在两种听说之间摆来摆去而已。(5) 可惜人们已经习惯在无根的浮面上谈论belief和truth。
这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宽容。人们现在往往这样理解宽容：不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不形成自己的主张，或有个主张却不提出来，对什么都模棱两可，声称哪种看法都同样有道理。然而，宽容却是这样一种态度：把自己的见解放到更宽的天地之中，聆听他人，准备修正自己。由于关切而具有主张，就自己的全部理性所及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不是不宽容，这恰是宽容的主要条件。惟确有主张的人才能宽容。

不预知真理的内容

人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并不是说，真理已经现成摆在那里，像放在保险柜里的项链那样只等我们打开锁把它取出来。(6) 关键始终是：真理存在的方式。海德格尔坚持把真理首要地理解为aletheia，理解为一个始终和展示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展示者。真理虽然是前提，但真理的内容却不是预知的。陪审员们拿出自己的看法以前，我们不知道真理会怎样显现，不知道真理要取何种形态。当然，我们要的是事实、真相，但真相有一千幅面孔，从一件事情上可以截取无数的事实。(7)

但若我们不预知真理的内容，又怎么分辩我的doxa和超越于看法之上的episteme呢？按照恩披里柯的说法：如果我们一开始只识得看法，那么，即使真理来临，我们又怎么认得它？的确，真理作为一种现成的东西，与看法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无法通过外貌把它与doxa区分开来。就此而言，doxa是我所具有的全部。Episteme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东西有别于doxa，就像出了跑道，冠军和亚军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真理与doxa的区别须在探索活动中寻找 ――“神并没有从一起头就把一切秘密指点给凡人，而是人们探索着逐渐找到更好的东西的”(8)； 一如善良并不写在脸上，我们须从行动中寻找。就此而言，我们最好不把真理视作简单的名词，而把它视作成就动词〔achievement term〕。它是我们现在的最高成就，然而却不是一旦发现了就永恒不变的东西。

“真理”这个词聚讼纷纭。海德格尔表示，若把aletheia译作揭示、去蔽、无蔽一类，既更合乎这个希腊词的字义，又有助于更正当地理解“真理问题” (9)。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用“真理”这个词呢？我承认，由于人们对真理概念的普遍误解，采用真理这个词会让这里的有些阐述变得较难接受。的确，在别的场合，我们不一定非要用真理这样的大词，但在这里情况不同，因为我们面对的恰恰是聚集在“真理问题”名下的成见，如果我们单单选用了去蔽而不用“真理”，就仿佛除了去蔽意义的真理，“真理”还可以去指与我们的探索过程无关的、永久不变的东西。没有这样的东西，所谓自然科学真理也并不是这样的东西。(10)

终极真理

如果真理竟只是我们凡胎肉眼所见的最好的东西，如果真理竟只是眼下不可归谬的东西，如果真理竟是明天就可能改变的东西，那么，真理只是相对的，我们还该叫它真理吗？我们不是在贬抑“真理”这个崇高的名号吗？

至少海德格尔不这么看。在上文所引的“惟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之后，海德格尔说：“这种‘限制’并不意味着减少‘真理’的真在”，而“永恒真理”这样的提法，只是一种空幻的主张，应视作“哲学中尚未肃清的基督教神学残余。” 真理是可变的(11)，今天是真理的，明天可能不是真理。也许反过来说更好：今天是真理的，即使明天可能被否定，今天仍然是真理。这听起来似乎难解，就是说，在这里，对真理的初级反省形成了顽固的成见。

没有绝对真理， (12)你今天就你心智所及赞成火化，赞成妇女可以自决堕胎。我们不会因此责怪孔孟时代的人反对火化，我们也不能保证，三百年后，我们仍然赞成这些。任何思考都不可能提供终极结论，论证可能由于新的知识而不再有效，或由于信念的改变而不再充分。

三百年后，我们可能拥有新的知识，抱持不同的态度，但我们今天应当据此反对女性有堕胎的自决权吗？真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显现的。就现在给定的条件来说，它是真的。你要证明它不是真的，现在就要提出相反论据，而不是声称总可能有这样的论据。你当然可以反对妇女堕胎自决，但你不能这样论证：即使我不知道错在哪里，但它总有可能是错的。

我当然不是说，我说不过你就必须服你。我感到你是错的，但我说不清楚你错在哪里。不信从某个听起来头头是道的道理，不一定就是不讲道理(13)。 我向道理敞开，只不过我没有在你的说辞中体认出道理。我们甚至可以说，讲道理包含着一种危险，即今人所谓“话语权力”：弱者往往没受过系统教育，讲理的本事不如强者，强者就用讲道理作幌子来欺压弱者。对讲道理取抵制的态度有时不无道理，但我还是愿意补充几点。一，强者用讲道理作幌子来欺压弱者，往往优于不讲道理赤裸裸欺压人。相对而言，讲道理还是多给了弱者一个机会，乃至鲁迅说，只有弱者才要求讲道理。二，在有些看似没道理可讲的地方，其实是我们把道理限制得太窄了。我们要训练讲道理的能力。三，我们要训练对道理的敏感，学会识别什么是真讲道理，什么是宣称、欺骗、话语霸权。

我感到你是错的，但我说不清楚你错在哪里，这时候，我不服的是某个具体的结论。我们须得仔细，这不同于一般地声称：错误总是可能的，我不知道它错在哪里，但在上帝眼中，它一定是错的。这种态度不涉及具体的争点，它涉及的是真理理论。你暗中转移了争点。我们原本是在讨论这个结论是否真实可靠，现在你离开了 “这是不是真的”这个提问，不动声色地转向了关于真理是什么的定义。你已经把“不可改变”作为真理的定义。所以你说，这不是真理，因为它可能出错，可能改变。我现在要表明的正是这种真理理论不足持信。在求真的路上，我们问：它在哪里错了？就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材料、就我们所具有的一切思想能力和形式要求来说，它哪里错了？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诚然，无论我多么有把握，我终究是个凡人，我总可能是弄错了。知其不知，知之至也，这是求真者的永恒有效的警告。但这不是说，从无确定之事(14)， 这不是说，我不可以有把握，或我必须作出没有把握的高姿态。事不关己，我们可以永远不拿出一个确定的看法，始终停留在海德格尔所说的 Zweideutigkeit之中。我在这里不是在谈论事不关己侃山闲聊的看法，我是在谈论“看待”意义上的看法，谈论我们在待人接物之际所体现出来的看法。确定的看法是一个决断，甚至会是冒险。我们时时警惕我必然正确我永远正确这种理性的骄狂，然而，拿出确定的看法并仍然敞开心扉，这并不是理性的骄狂。
“我们不知道，上帝知道”，据说这是用对上帝的虔诚来反对理性的骄狂。我从不相信只要提到上帝就是谦卑。信从真理才是谦卑，信从上帝作为真理临现于这个世界才是谦卑。上帝知道那一定是错的，我通过对上帝的信仰知道那一定是错的，现在出场的不是上帝，是你和我，而我由于是上帝的信徒占据了优势，不管我在上帝面前多么谦卑，我在你面前却是上帝的代言人。

谦卑的信仰，多少骄狂假汝之名而行！

对话

倪梁康说：“通过对话和论争，更确切地说，通过相互说理，各种意见最终可以指向对真理的认知。”真理若不是无关我们凡人的绝对自在者而是对成见的克服，那么，真理就只能在交流和争论中显现(15)。 真理是一场对话。“柏拉图使辩论〔辩证法、对话〕这一术语获得了一种更深刻的含义――亦即探索和发现真理的方法。” (16)夏特莱则称对话为“新生哲学的标准形式”，从柏拉图以来广为人知的辩证法，就是对话的艺术。(17)

今人说到对话，经常是指谈判、协商。真理在对话中临现，但对话不都是协商。真理不是协商的结果，不是对话者相互妥协达到的一种协议。我是这样理解倪梁康这段话的：“各种杂多的观点可以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论证达到共识，这种共识不仅具有主体间的有效性，而且可以切中主体以外的对象，即客观的真相。” (18)

谈判牵涉到利益对道理的构成作用，这里不谈，我们这里说到对话，说的是诚恳的对话。对话、交流的语义中包含诚恳，我有时说诚恳的对话，只是把隐含在对话概念中的一个内容明说了而已(19)。 如果十二怒汉里有一个心怀鬼胎，决意要给那个男孩定罪，别人无论怎样有道理他也不听，那么他根本没有参与对话，对话只是一种伎俩。

在诚恳的对话中，对话者向真理敞开，虚席以俟真理临现，谁更有理，对话者就顺从谁。就此而言，对话者是平等的。平等不是说，任何人可以就任何话题对话。对特定话题的知识准备等等(20) 且不说，你要就某件事情对话，首先你要有关切，海德格尔在Gerede题下入木三分地描述了没有关切的浮泛议论。

虚席以俟真理不是说：真理必定显现。诚而已矣，真理的临现是一种命运。“至于存在者是否现象以及如何现象，上帝与诸神、历史与自然是否进入以及如何进入存在的疏朗中……这些都不是人决定得了的。” (21)诚如倪梁康所说，在罗生门中，人们虽然没有找到真相，但还是承认有一个真相。但这个真相永远失去了。

就真理之为真相而言，确实如此；但我们凡人，诚而已矣，我们为真理的临现做好了准备，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真理了。经上说，只要有两个人在场，我就在你们中间了。

〔本文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政治理论的一般结构》资助，特表感谢。〕

(1) 这篇讲演的稿子后来以为题发表在2004年7月8日南方周末的阅读版上。
(2) “我们必须把真理设为前提”〔wir muessen die Wahrheit voraussetzen〕。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262页。
(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260页。我不妨再多引几句：“真理当然不因此是主观的，因为就揭示活动的最本己的意义而言，它是把道出命题这回事从‘主观’的任意那里取走，而把进行揭示的此在带到存在者本身面前来。”
(4) 维特根斯坦，《评弗雷泽的〈金枝〉》，见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2卷.陈启伟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页。
(5) 但你只是在对你真或不真呀。――我不是在谈论对我是否为真。我是在谈论真理对我显现、对你显现、对人显现。我的确不在谈论与什么人都不相干的真理。 “数学真理可不依赖于人是否认识到它！――在某种意义上，数学当然是一门学理，——但它也是人的作为。”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355页。
(6) 因此，在描述真理概念的时候，须警惕“发现真理”这一类说法。
(7) 参见拙文事物，事实，论证，收入陈嘉映，《泠风集》，东方出版社，2001。
(8) 克塞诺芬尼残篇，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46页。
(9) 海德格尔，《真理的本质》，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223页。
(10) 倪文是把真理问题和少数/多数问题结合在一起讨论的。他的结论似乎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真理和多数没有关系，但在政治领域，真理最后应能赢得多数。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不敢问津。但我愿提到两点。一，科学知识好像是建构起来的正面的东西，不是从否定方面得到的看法。我们且不说科学也是在争论中生长的，我们只须注意到，科学知识通过摆脱经验看法才变成某种建构式的东西，而这一过程是否定性的，这一点从科学对常识进行否定的开端处看得最清楚。在眼下的论题里，自然真理和社会真理并无原则之分，关于真相的探索与关于价值的探索一样，都要求我们克服自己的成见，向超出我们自己的真理敞开。我们争论同性恋是否正当，争论我们是否应当引进磁悬浮列车，和争论火星上是否存在水并没有什么两样。二，我不大相信我们应该从少数/多数这个角度来区分科学真理和政治真理，要硬说，毕竟是科学真理最后为大家所接受〔无论懂不懂〕，而政治上却很难出现共同接受的情形。尽管《十二怒汉》的实际结局是十二个陪审员都接受了真理，但这只是说：自由讨论为真理赢得我们大家创造了条件，还不是说：真理必然赢得多数。泛泛而言，我不认为真理和大多数人的赞同直接相干。
  可以顺便提到，倪梁康说，苏格拉底曾讽刺希腊人想通过多数票来决定真理，而黑泽明用他的电影再次传达了这个嘲讽。我觉得《罗生门》涉及的是真相是否可知，和多数少数没什么关系。

(11)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260页、261页、264页。
(12) “没有绝对真理”被说成是悖论。我们另找机会讨论悖论问题。
(13) 或曰：讲道理预设了共同的立场，如果根本预设不同，那就无法交锋。我认为事情可说完全相反，讲道理总是在立场有所差异的人之间进行，否则岂不成了preaching to the converted？当然，立场相去越远，道理就越难讲通。
(14) 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那只是对确定性做了错误的解释，见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全书。
(15) 不是说，真理不能在默默的交流中临现；只是说，言说规定人之为人，对人来说，其他方式的交流，即使一语不发，也渗透着言说。
(16) F.I.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13页。该章为《教育与修辞》，H.I.马鲁撰。
(17) 弗朗索瓦·夏特莱，《理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3-24页。
(18) 我相信梁康指出“不仅具有主体间的有效性”是极其敏锐的。固然，我们可以把主体间性理解为：真理只发生在众人之间〔这是二十世纪语言哲学最深一层的意义〕，但主体间性太容易导向约定论、妥协论，而常见的情况是：人们一旦放弃符合论，似乎就只能落入约定论。不过，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对“共识”这个词也有保留。此外，“主体以外的对象”、“客观真相”这些用语似乎更需要商榷。
(19) 这可说是格赖斯所称的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参见格赖斯，逻辑与会话，载于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
(20) 这些知识来自前人的经验和探索，如今却不是真理的显现，不是aletheia意义上的真理，而是真理显现的条件。
(21)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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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十二怒汉》，还是刚上大一的时候，当时感觉非常非常震撼。因为以前虽然听说过陪审团制度，但多数是从嘻嘻TV等媒体上接触到的，自然是批判性的。可当时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以前自己以前的想法错了，这个制度虽然不完美，但实在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
多数80后的人最早接触陪审团制度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轰动世界的辛普森案，记得当时国内媒体把此案炒的红里发紫，作为美国司法制度失败和无能的典范大加宣扬，而我当时亦深以为然，感觉美国的法制在老辛的“梦之队”律师团这个金钱堆起来怪物面前不堪一击，甚至觉得美国的司法就是保护有钱人的，所以才会使辛普林这样“罪大恶极”的人逃脱制裁。记得当时批判的主要是陪审团黑箱操作，陪审员容易带有感情色彩，审完就解散，不用负任何责任等等。看了《十二怒汉》之后，我突然兴起，想详细了解一下辛普森案的审理经过特别是其陪审团的构成，于是第二天就开始在图书馆和网络上查相关资料。
翻阅了很多资料之后，不得不感叹于信息不透明的强大，可以让一个正常人变成弱智。简单的分析一下此案吧，谈一谈当时想法上的错误。
首先，现在可以看出来，当时的检方绝对是拼尽全力想把辛普森送进大牢的，派出了本地区最好的未尝一败的西方不败检察官、洛杉矶的总检察长亲自坐镇，前后调动了数百名刑警和刑事侦察专家，花了几百万美元，可谓是尽心竭力，当时国内媒体影射检方想放辛普森一马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陪审团的构成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陪审团对辛普森其实很不利。虽然在梦幻律师团和所谓“种族问题”的压力下把此案放在了洛杉矶黑人较多的区法院来审理，在随机抽取的12人陪审团中有9个是黑人，直觉上陪审团容易因肤色问题偏向辛普森。但仔细看陪审团的构成后会发现9个黑人中有8个是女性，这一点对辛普森其实是很不利的。因为美国有一项黑人女性讨厌哪种黑人男性的调查，结果显示最讨厌的是两种，一是赚钱或成名后马上娶个漂亮白人老婆的，二是喜欢家庭暴力常对老婆拳打脚踢的。众所周知，辛普森同学这两样占全了。根据多数女人的性格，在这样一个人身上估计很难唤起同肤色的“认同感”。
最后辛普森被判无罪并不是很意外，美国的司法系统对程序正义有着近乎苛刻的追求，本案没有直接证据，而主要的间接证据又因采证程序上的问题未被采纳，在美国这个一切重证据，“宁可放过一千，不可冤枉一个”的国家，陪审团最后只能做出无罪判决。当然，如果辛普森是一个穷光蛋，请不了那么好的能言善辩的律师，估计他是要坐牢的。但这种假设意义也不大，因为在一场审判中，谁都无法保证所有人的起点公平，能保证的只能是过程公平、程序正义，这一点这个案子上完全做到了。
美国司法首要的目标并不是把罪犯绳之以法，甚至也不是追求真相，而是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政府的侵犯。如果只是要查明真相，打击犯罪，那么就不应该有米兰达警告，就不应该有对程序正义的极端强调。因为没有程序上的正义，最终必将损害实体正义。因为在国家专政机器面前个人很弱小，不强调程序上的正义，也许一段时期内能很好的打击犯罪，但从长远来看，对社会正义的损害更大。“包青天”是靠不住的，对法律制度的严格的近于机械的执行，rule of law才是靠得住的。这一点中国人最懂也最不懂，冤假错案面前，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能够上达天听，批示远比证据重要，关系远比程序重要。在这样的环境中，佘祥林含冤入狱11年却能被当成司法公正的典型就不奇怪了。
昨晚又重新看了一遍这部电影，没有了当初的那种激动，但看后更感觉这是一部好电影。虽然绝多数情节都是发生在一间封闭、阴暗的小屋子里，只能靠人物对白推动情节发展，但巧妙的安排不会让人觉得丝毫厌倦。看完后细细回味才发现，导演竟然在短短的一部电影中讲述了十二个人的主要生活经历、生活观、价值观等等，人物的对白、动作没有一点浪费！仅此一项，就足以让这部电影成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