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雨

导筒系列专访 导演陈哲艺

10月16日，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荣誉之夜”在小城之春影厅举办，各大奖项出炉，新加坡导演陈哲艺的第二部长片《热带雨》获得三项大奖，其中《热带雨》获得费穆荣誉最佳影片，迷影选择荣誉，杨雁雁获得最佳女演员奖。

【导筒】带来《热带雨》导演陈哲艺专访，走进这位曾经横空出世，如今沉稳回归的新加坡影坛领军人物。

影片简介

从马来西亚移居新加坡的中文老师阿玲(杨雁雁饰)结婚数年仍无法生育，与丈夫(李铭顺饰)的关系日趋冷淡。新加坡教育体制对中文课缺乏重视，让她在事业上更感沮丧。南国雨季，玲和自己学生(许家乐饰)氤氲出一段特殊的感情。人工受孕失败、瘫痪在床的公公(杨世斌饰)突然去世，面对家庭变故，几经波折，阿玲终得以重见⾃⼰。

导演简介

陈哲艺，1984年4月18日出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导演、编剧、制作人，毕业于英国皇家电影学院。2005年，执导个人首部短片《G-23》，该片入选戛纳电影节“世界电影展映”项目。2007年，自编自导短片《阿嬷》，该片获得第6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电影基石和短片单元-最佳短片特别提及奖。2011年，执导剧情短片《回家过年》。2013年，自编自导家庭电影《爸妈不在家》，该片获得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摄影机奖 。2019年，执导第二部长片《热带雨》，入围多伦多，平遥等众多影展。 导演自述

对于女性课题，我一直都有浓厚的兴趣。第一部长片《爸妈不在家》琢磨的是母亲职责与哺育本能。《热带雨》则是延续探讨女性在社会中身份认同的课题。

一个将近40岁、渴望拥有自己孩子的女性形象潜入了我的脑海。在剧本中，我将她描绘为"具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自然散发一种母爱，但并不是一位母亲“。令我着迷的这个人物，正失落于现代职业女性与家庭贤良淑德的双重压力之下。

于我而言，《热带雨》就像是一位女性的精致画像，描绘了一位在事业和婚姻上都不被认可的女性如何在路途中发现自己、定义自己。主人公玲不是宿命的受害者，面对这场"战役“，她带着尊严，优雅地展现了沉默有力的韧性。

过去几年里，这个案子与我的私人生活也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和我的太太，恰好在很努力地建立我们的"家庭”。这种迫切想拥有孩子的切身经历，也洗练了我完成这部作品的决心。

陈哲艺在平遥电影展

采访正文

导筒：主角阿玲在影片中多次在汽车上给自己腹部注射药物，这是用来提高怀孕几率的吗？

陈哲艺：她打的是荷尔蒙，这样才会排卵。一个女生平均每28天排一次卵，如果一直打针就会像打激素一样，打荷尔蒙那个时候就可以排卵。有些女生3、4个，有些女生甚至10个卵，这样你才可以动手术把这些卵取起来。那个手术基本上是把卵取出然后才可以受精，也就是人工受精。

《热带雨》剧照

导筒：影片中有很多反复出现的元素，其中榴莲在其中有什么具体的用意？

陈哲艺：榴莲是我很爱吃的水果，它也是一个在东南亚很有象征性的水果。在东南亚我们把榴莲封为水果之王，新加坡本身是没有农业的，所以新加坡所有的榴莲都是从马来西亚进口，阿玲的弟弟也算是一个榴莲的供应商，所以每天都会从马来西亚去摘一大批榴莲来新加坡。如果你细心去看某几场戏的话，榴莲是我这部电影里面的“禁果”，而且它非常的特别，很多刺，很多人觉得它臭气熏天，但我觉得它香味扑鼻。我还记得我跟摄影师说：“我们要通过这几个镜头把榴莲的味道拍出来。”

《热带雨》剧照

导筒：阿玲母亲给阿玲带的某种符，在新加坡普遍存在吗？

陈哲艺：这是求子符或叫平安符。这很普遍，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去寺庙。有的时候我的一些朋友也会送我，不管去日本或者去台湾，他们都会去买个平安符。

导筒：是在华人群体？

陈哲艺：是华人群体，这个符通常是道教的一种符。我老妈上周还连夜从新加坡坐了车去了马来西亚，跟她一堆亲戚朋友去寺庙求平安。去一个大老远的地方去拜拜，去上香，就因为那个庙很灵。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是怎样，其实很多海外华人还是挺迷信的。我从小只要考试前我就会去观音庙拜拜；上香，临时抱佛脚。

《热带雨》平遥首映现场

导筒：雨是片中贯穿全片的重要元素，有些大雨还起到了过渡或者渲染剧情的作用，新加坡的雨季相比其他国家会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

陈哲艺：我在一开始构思写的时候就想要把雨季当为背景。尽管雨不好拍，但是雨拍起来非常地诗意，非常有电影感。而且它不只是一个视觉的东西，雨滴答滴答是有一种味道在里头。我觉得下雨这个东西是非常适合来形容阿玲情感的世界。我记得我在创作完剧本之后也有跟我的团队和音效师说：“我这部电影是不想要用任何的配乐。”当然我有用一些指定的一些歌剧、流行乐之类的，但我不想要用配乐，因为我觉得那太煽情了。

我跟音效师说：“我们怎么用雨来弄成一种交响曲。”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个。我觉得电影视听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因为画面上有时候雨量可能没有很大，但是只要我把它加大之后，你会觉得其实下的雨比你想象中还大。所以我们用画面加上声音去把她的情绪带出来。公公过世的时候的那场戏，我也不用拍一个阿玲哭泣的特写、我拉着她的背，但是其实雨声已经给了我很多情绪。

《热带雨》剧照

导筒：片中的雨都是实拍吗？

陈哲艺：看到所有的雨都是我们造的。我跟很多后期公司都开过会，包括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亚洲，甚至在欧洲。讨论过在欧洲有没有可能用特效做，但是第一很贵，第二用特效用CG做的雨它不真实。我的片子太写实了，如果你用那种很假的电脑特效做出来的雨，我觉得这会让人跳出来。所以后来跟美术部讨论了很久，做了很多很多测试，花了很多钱跟资源。所以大家看的一些很简单的镜头，其实在周边放的雨架是非常非常的多。

《热带雨》片场照

《热带雨》片场照

导筒：片中一些电视画面和新闻会提到马来西亚的事件，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关系目前是怎样的？

陈哲艺：这个片子有在探讨很多东西。新加坡人和马来西亚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看到更多的层次，会更多的感触。因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我们之前是同一个国家，都属于英国的殖民地。然后60年代早期就独立了，那个时候我们不叫马来西亚，叫马来亚。但是新加坡因为跟马来西亚政府本身就有一些争议。曾经也是因为华人问题，因为新加坡华人居多，占到70%，马来西亚它的大陆本身是马来人居多，大概7、8成。所以那个时候新加坡为什么会分开来，因为他们想要有新的法律。让马来人有特权，不管是工作或者上大学，马来人都是有优势的，华人是没有的。

《热带雨》剧照

新加坡因为华人居多，所以那时候新加坡本地的政府不能接受。所以后来1965年我们就隔出来，但是后来新加坡非常的发达、蓬勃，非常繁荣。马来西亚还在发展中，也有一些它经济上的一些问题，贪污，治安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马来西亚人，包括我自己的制片也会南下来新加坡工作。因为有更多就业机会，有更高的薪水等等。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说：“你在新加坡当然是拿新加坡的护照啊。”但是我发现很多马来西亚人都不会放弃他们的身份。

陈哲艺

回到我自己对新马关系的一些看法，很多时候我去马来西亚，虽然会听到他们政治上、治安上、社会上都会有很多问题，但是每次回到马来西亚，我都能感受一种温暖跟人情味，是在现在新加坡这样冷漠的城市无法感受到的。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是新加坡人或者是马来西亚人你会更加有共鸣。

导筒：片子里公公的形象非常成功，阿玲对公公的照顾，可以帮助观众非常快地进入到这样一个家庭，进入到阿玲的角色当中，公公的角色有真实的生活来源吗？

陈哲艺：我小时候爷爷和外公都不在了，而且我们家老人也没有中风和瘫痪的状况。但是因为新加坡是一个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常常会看到菲佣或者是保姆推着老人在街上走。大家都会看到这个东西，只是没有人去捕抓，也没有人去讨论。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写进去了。很多时候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我看到，别人没有听到的东西我听到，别人没有感受到的东西我感受到。我希望我的电影像面镜子，让大家看到之前没有看到的，或者说避开不看、不想去看的东西。

导筒：这一次《热带雨》的主演延续了之前的许家乐和杨雁雁，家乐的变化非常大，世界范围内很多名导都会围绕一个孩子拍时间跨度很长的作品，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陈哲艺：很难说，这个电影之前就没有想要用许家乐。我花了8个月的时间到处找一个新面孔，然后一直没找到。后来才叫家乐进来，最后看到他就觉得很亮眼。他真的很有天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学业也不好，但是他表演就非常地自然。我拍完《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想要拍一个三部曲，就真的让我写出了第二部，然后就真的让我用了许家乐。

陈哲艺与许家乐

所以我拍了他的童年，他的小学生活，他的中学生活。我感觉我应该完成“成长三部曲”。我有跟他讨论过我的一些想法。

导筒：这种师生恋的题材在大陆这种题材因为比较敏感所以很少能看见，在新加坡的语境或者东南亚的环境下，这种题材的探讨和看待角度是否和中国大陆是一样？

陈哲艺：我觉得新加坡也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社会。虽然片子也可以在新加坡放映。因为我们有分级制，它的级别蛮高的。但是新加坡现在放映，看到的一些媒体朋友有被吓到，他们就会说普罗大众看到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意见，新加坡非常保守，我妈本身就很保守。我觉得我妈看到也很可能会吓死。她搞不好就骂我一顿。

《热带雨》剧照

我2008年在柏林影展有一部短片入围竞赛，我拍的是两位中学生第一次的性发现。我妈当时就骂了一顿，她现在才从新加坡一些报纸上的报道，可能大概知道我这个片子是师生恋的题材，但她可能不知道说它会有一些裸露的片段。大家其实在媒体报道上常常会读到这样一些新闻，会发觉报道上永远会妖魔化老师，就说女老师发简讯勾引他，然后带他回家上酒店之类的。最后不只是被学校开除，然后会判刑、坐牢等等。但是我通常会以更人性的角度去看待我的人物，我也不会带着道德的包袱去看待我的人物。

你问我说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自己本身是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周边的人除了我看的报纸之外也没有这样的经历。不过在国外放映之后，会有观众跟我说，我拍出了他真实的故事。

导筒：之前您有比较多的短片创作，也曾在戛纳获奖，这些作品对长片的创作会有怎样的作用？

陈哲艺：我拍了很多短片，可能有十部吧。中国如果有合适的短片影展可以放映我的短片。这次来平遥，其实之前在戛纳电影节拿奖，贾樟柯导演是评审主席。在柏林展竞赛，也去鹿特丹，也去釜山、伦敦电影节等。

陈哲艺

我拍了十年短片，它其实是我的基本功。我记得6年前去金马奖的时候，我的片子拿了4个奖，李安导演过来跟我聊天，他看着我就说：“你才29岁，你拍这部电影才28岁，你这些功夫是哪里学的？”他跟我说他拍第一部电影他已经35岁了，他就说不可能。我说：“我已经拍了10年短片了。”其实这个功底真的是拍短片学起来的，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不管是怎么拍，怎么讲戏，不管是场面调度，摄影机放哪里。这个东西就是从拍很多短片中慢慢培养出来的。

我现在也有监制一些新导演的片子，也有开始做制作，我也想要做工作室，我都会跟他们说：“干嘛那么急。”拍一部好的处女作，拍一部好的电影，之后的资源和机会就会有的。而且我不急，因为我拍短片的时候很穷，但我拍短片还算幸运，因为我拍的短片都有拿奖。我19岁在电影学院拍的一个毕业作，在那个时候放映的过程中，在70个电影节拿了大概7个奖。我就拿着奖金拍了第二部，有时候就会把积蓄都掏空了。然后很穷，穷到没钱回家，我是走路回家的，那时候穷成这样。但是我也不急，反正穷也穷这么久了，多一两年也没差吧。

陈哲艺模仿王家卫的短片《G-23》 (2005)

我有我的坚持，我有我的原则。我也有我对自己的要求。但是我觉得短片对我的磨炼很重要，反而我觉得长片很难拍，短片很容易。其实如果有学校叫我教课，我都会教短片拍摄。我偶尔会去香港教书，都会教这个东西。不难，因为我拍的太多了。我基本上可以今天写个短片剧本，可能两周后拍完。应该还是不会太差的作品。但是拍长片就太难了。

我觉得拍短片有点像跑一百米的田径赛，拍长片就像一个马拉松。很多是你拍到第15天、20天，你自己都已经乱掉了。你不翻剧本都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你之前那场戏到底情绪是铺到哪里。但是拍短片就会很清楚，因为你拍了4天、5天。你所有的镜头都在脑海里，你所有需要知道的东西都非常的清楚，怎么去剪也非常清楚。拍长片我还在学习，而且永远是学不完的。

陈哲艺在平遥领奖

导筒：在摄影风格的选择上，之前的短片和现在的长片会有延续吗？

陈哲艺：完全不一样。我第一部短片现在我觉得好做作，我都不知道它为什么能去那么多影展。因为我很早的时候就去念电影学，我17岁的时候就念了3年电影。我第一部短片是我的毕业作。那个时候超级崇拜王家卫，所以不管是美学、手法、场面调度、一堆旁白还有广东话，完全就是COPY王家卫。我现在回去看的时候都会觉得太做作了。

所以我的风格一直在变化，甚至我觉得《爸妈不在家》的摄影风格与《热带雨》也是很不一样。《爸妈不在家》是手持，摄影机是很自由的，《热带雨》是一部很定格的电影，虽然有时候我有设计一些镜头的运动。我觉得每部电影我不会说只有一个风格，但是你会感觉到它里面的氛围还是陈哲艺的东西，它有一个调性或一个感受，永远都是我的东西。就算风格改变了，它有一种灵魂性是不会改变的。

《爸妈不在家》（2015）

导筒：之后会尝试其他类型和题材的作品吗？

陈哲艺：我还是会继续挑战自己的。我还是会有一些新的想要突破的地方。所以我不会排斥以后我会拍类型片，搞不好我会拍一个科幻片。我最近有一部超级喜欢的电影是布拉德皮特主演的《星际探索》，好棒的一个作品，而且我刚好是在IMAX上看的，今年在威尼斯竞赛。我看的时候也想到我也可以拍一个这样的太空片。所以我也不排除这样的，它还是从人物出发的，而且我拍类型片肯定还是会有家庭。就好像奉俊昊新拍的《寄生虫》，其实就是一个家庭，它是一个家庭式的类型片。

《星际探索》（2019）

久闻大名，今晚刚看完。最开始被它的“女性电影”title所吸引，因为近年真的很少有华语电影对准女性，更别说拍一部完全的女性电影。

是不是“女性”这个词一加粗你马上联想到的不是“独立”就是“不公”？

就像热带多雨人尽皆知一样。谁他妈的不知道。导演的偷懒就和这标题一样，看似寓意深长，实际循规蹈矩。

一个是师生恋题材的循规蹈矩。各国电影有不少这类题材，但都有共同之处：一定会有补习的桥段；一定偷偷牵手；一定要被熟人看到（男女双方都有）；一定老师那方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了。”这样的素材比比皆是，导演把女主套在一个模板里讲故事，自然其他更重要的主题的发挥空间就会缩减。可能有人不服“那师生恋不都这么拍吗！”搞清楚啊！这部的定位是女性电影，不是“熟女老师和武打男生咸湿往事”。所以伟伦和阿玲的关系固然重要，一旦走了这条套路，整个电影也会失色许多。这是导演没有拿捏好的地方。（并且伟伦这个角色也塑造得不是很成功，太模式化，就是个理想的青春期热血小男生，台剧里可以抓一堆，说白了还是偷懒。）

二个我要说的是原本的内核——女性。这片最大的败笔也恰恰是内核的循规蹈矩。

女主阿玲简直是“女权斗士”心目中完美的帮扶对象：没有主见、任劳任怨。就这样一个人，要被经历一场禁断之恋。我看了一些影评，大多认为男主伟伦是水到渠成地拯救了这个女人。我想请问——一个只知道情起、脱了裤子来一炮后真的像对待女友一样若无其事问她要不要可乐、害女主撞车的这样一个不谙世事的男生，在大雨中高呼“你让我心好痛！”真的是爱她吗？伟伦根本也是个压迫者。

女主真的好惨喔：没有孩子被嫌弃、是女司机所以被呵斥、是儿媳就要给公公把屎把尿、是妻子就要承担老公出轨。对啊，她是真的好惨，可是他妈的正常人难道不会有一点心气吗？你可以说“那女性的日常就是这么惨啊，被压迫被欺负” 我承认大环境下女性是弱势群体，可是当这些事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时，有哪个正常人会像沉默的羔羊一句（不说反抗）不满话也不说？

再说了，照顾公公当然是因为公公人好啊！他那么老了却还是脑子灵活，并且体谅儿媳，这样的家人值得照顾，没毛病。导演明明可以再偷懒一点找个恶劣的老头（当然他也知道那样更假了，再者无法衬托伟伦的天真。）干嘛瞧不起老年痴呆？

我说明白了吗？当一切看起来很惨的东西聚焦在一个人身上，而这个人反应却不符常理，惨就成了假。

难道一定要一个逆来顺受的女主才好突出女性受到不公吗？

这就是导演第二个偷懒，也是万万不该偷懒的地方。因为他觉得一个女性会遭受这些，所以一个女性应该有人为她发声。而不是立足于一个本就可以发声的女性去叙述。他不公正，他只是在拍出人们希望看到的样子，这样观众就可以在看完后伤感地说“真是一部好片，女性真是太不容易了。”

观众降级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湾湾的《我们与恶的距离》也是，我也觉得是个还不错的剧。但很多人觉得不错，却是因为它的题材。“湾湾拍出了我们不敢拍的东西！”“我们拍不出来！”

当一部剧/电影仅仅因为“题材少见”便受捧，是一件比佳作稀缺更要令人深思的事情。因为说这话的人，就在你我之间。

懒虫是分辨不出懒虫的。

题材也永远不应该成为一个佳作的标签。

说真的，“热带雨”这种内在逻辑的片子实在是太多，已经嵌入观众的观片习惯，导致导演把这个“线索”拉出来马上就让一些人觉得好有深度好独立。

对不起，我还是觉得这片应该叫“熟女老师二三事”或者“假人雨中谈恋爱”。

当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则更关心是怎么发生的。

人是复杂的情感动物，本难梳理，《热带雨》则用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带出了这场师生恋的脉络。

1、雨天的第一次同车，伟伦对老师表示感谢，同时也鼓励她别忍让无理司机。这显得伟伦比实际年龄成熟，又让阿玲感受到他的小小男子气。

2、伟伦偷拍老师，是一种明知你我有距离但我仍情不自禁的青春萌动。而且我知道你有心事，我想靠近你，了解你。

3、中文补习课，其他学生都跑掉了，只有伟伦留下，阿玲感受到被尊重，她请伟伦在教室一起吃榴莲。榴莲的特性是什么？别人闻着臭，自己吃着香。禁忌之恋或许也是如此。

4、阿玲带伟伦回家补习，伟伦和阿玲瘫痪的公公相处甚欢，不是一家人，却让三人都享受到了难得的家庭乐趣。

5、伟伦的武术比赛，他父母都没去现场，阿玲带着坐轮椅的公公去了，见证伟伦拿了长拳冠军。

悲伤时的身边人、快乐时的身边人，我们总是很容易爱上，不是吗？

6、三人一起吃榴莲，再次以榴莲为喻，不为世俗所容，但当事人或许只想说“真香”。

7、中文补习课，从一对多，慢慢就变成只有一对一了，这是他们的二人世界。

8、阿玲批阅伟伦的作文，写的是师生之间的尊重。意味伟伦将自己和老师视为平等关系，阿玲看得愣了神，笔尖墨水晕开，意味阿玲的心潮涟漪。而这鲜红，也预示着性即将来临。

9、和阿玲发生关系后，伟伦像个男人一样，表现出了体贴和担当，给阿玲空间恢复平静、问阿玲是否要喝水(虽然他家冰箱空空，饮品只有可乐，也再次说明他被父母疏于照顾)。伟伦送阿玲下楼，在电梯里主动牵手。但有外来者闯入，一个小小的电梯，就是新加坡这个移民社会的缩影，而阿玲伟伦和他们之间，被阻碍物隔开。

10、师生恋由于同学抢伟伦手机而泄露，阿玲退缩了。公交车上伟伦执意要牵手，阿玲拗不过顺从了，但用文件夹做掩护，而文件夹书脊上写着：礼义廉耻。意味这段感情必将屈服于现实运行的道德法则。

很喜欢《热带雨》的最后一个镜头，阿玲似乎什么都失去了，但她笑了。

原文刊于澎湃新闻网：

在2019年上映的新加坡华语电影《热带雨》结尾，来自马来西亚的华文教师阿玲越过新柔长堤，重返在马来半岛南部的家乡。这座1公里长的长堤连接着新加坡和大马（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对该国的简称，下文同）柔佛州，由大马演员杨雁雁饰演的阿玲在电影中于新加坡历经婚变和工作变动，最终在家乡的祖屋里见到了仍在操持家务的妈妈，似乎终于能获得内心的平静。

在2020年3月之前，像阿玲一样穿梭于新马之间，是两国间再平常不过的景象。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发展迅猛，如今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更明显优于大马。因此不少大马人，尤其是华裔，选择到新加坡工作，赚取更高薪资。

但疫情改变了这幅景象。针对新冠疫情，大马当局于2020年3月18日起决定实行“行动管制令”（MCO），新加坡则于同年4月7日起实行“阻断措施”，两国实际上彼此关闭边境。这让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陷入了两难：究竟是留在房租高昂、却有稳定高薪工作的新加坡，还是回到有稳定住所、但缺乏令人满意的工作机会的家乡？

“就地过年”的大马人在新加坡寻找年味。 采访对象小樱 供图

如今，近两年过去，在新的大马人迎来疫情中的第二个春节，却仍有许多人“有家难回”。尽管新马两国间去年11月底启动了疫苗接种者旅行走廊计划（VTL），但因一票难求、隔离周期长、手续繁琐等因素，许多马来西亚人仍无法在春节实现一家团圆，新柔长堤也未恢复曾经繁荣的景象。

“2020年3月18日到现在，新马还是没有完全通关。即使有VTL，我也抢不到票。过年不能回家，我苦不堪言，真的很心酸，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恢复正常生活。”在新加坡已经打工23年的大马人李大顺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就地过年”的大马人在新加坡寻找年味。 采访对象小樱 供图

被“切割”的两年

李大顺回忆起自己的新加坡工作与生活，既有心酸，也有满足感。“23年前，为了三餐、为了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我选择来新加坡打工。”李大顺说。

疫情暴发前，他每天往返于新柔两地，白天在新加坡打工，晚上则驱车回到距离新加坡只需要45分钟车程的住处。

大马新山市与新加坡“一桥之隔”，许多居民白天坐车前往新加坡上班，晚上则跨境回到房价更为低廉的新山。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前，每日通勤于新马两国的“越堤族”可能有30万人之多，新柔长堤也因此被认为是全球最繁忙的陆路关卡之一。新加坡民间历史作者李国樑形容称，新柔长堤塞车是正常的，空荡荡才是新闻。

新冠疫情所带来的边境管控几乎影响了所有“越堤族”。澎湃新闻特约撰稿作者、来自大马的Hannah Teh当时写道，2020年3月17日前后，新柔长堤上出现车龙，人流多、耗时久。许多大马人思考再三，决心回到新加坡工作，因此纷纷踏上车程，让新柔长堤的车流和人流量堪比疫情前的春节，堵得水泄不通。

李大顺也是选择留在新加坡的大马人之一。疫情暴发后，他无法回归每日通勤两国的生活，不得不为在新加坡居住增添一份花销。

护士陈静怡和其丈夫都是大马人，两人都在新加坡工作。她的丈夫不像她一样获得新加坡公司安排住宿，因此在疫情前也是每日往返两国的“越堤族”，疫情后夫妻二人不得不在新加坡寻找住处。

陈静怡向澎湃新闻算了一笔账：“新加坡租房预算在新元600至1100（约合人民币2800元至5165元）间，而大马租金预算是林吉特500至800（约合人民币760元至1215元）。”显然，在新加坡租房意味着更高的花费。

疫情前，陈静怡和丈夫每个周末都会回到大马，以探望父母和陪伴子女，但疫情让这种定期的团聚不再可能。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阿文。他来自大马柔佛州，为继承父亲在新加坡的建筑工程生意，已在新加坡工作17年。“我的老婆和孩子都在大马，疫情暴发后整整两年都没有回去见过他们了。”阿文接受澎湃新闻电话采访时无奈地说，“我有两个儿子，我每天晚上都会和他们视频聊天。感谢太太理解我的工作，也一直在开导儿子们。”

对阿文等大马人来说，即使有了VTL等返乡渠道，跨越国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他们工作上所“不可承受之重”。“我和父亲是小本经营，如果我抽身几天，就有可能有客户因为找不到我而流失他处。工人还能以无薪年假的方式为返乡留出充裕时间，管理层的职责却让我抽不开身。”阿文说道。

阿文发来的工作场景。他说，春节“返乡潮”让新加坡建筑业人手紧缺，这让他的订单压力增多。 阿文 供图

在新加坡的中学担任华文教师的小樱用“被切割的两年”来形容在新大马人这两年的集体经验。“这种地理上的切割，迫使我们每个人都重新思考，自己究竟应该在新加坡如何生活，又是否需要在某一天回到大马的家园。”小樱向澎湃新闻说。

星国梦

新马两国仅一水之隔。实际上，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之前更长期被视为泛“马来亚”（Malaya）地区的一部分；“分家”许多年后，因文化相近、族群构成相似、经济往来密切，新马两国仍关系紧密。

对大马人而言，新加坡是“淘金”之地，是实现“星国（新加坡别称）梦”的地方；对新加坡人来说，大马则是食品、水源等生活物资的主要供给国，也是休闲娱乐上最近、最方便的乐土，来自大马的数十万劳工更是新加坡经济的重要支柱。Hannah Teh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仍说，新马称得上是“血脉相连”，有着独特的联系。

几乎所有前往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都会提到“1:3”的汇率。这也就是说，他们在新加坡赚到的“1元钱”，可以在马来西亚当“3元钱”来花。“我总是担心留在新加坡钱会不够用，压力也很大，一度有冲动的想法，想要放弃工作回家和家人团聚。但马来西亚的薪水不够我养活家人，因此我选择了放弃回家。只能安慰自己，希望病毒快快离去，我能早日回家。”李大顺说。

风靡新马两国的新加坡情景喜剧《鬼马家族》的大马番外篇中，分别来自新马的两位喜剧明星比对着两国的异同。“我们有了总理，你们也要有个总理。”马来西亚演员Harith Iskander台词说。

在新加坡1965年刚独立时，两国货币的汇率是1:1。半个世纪过后，两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差距。对许多大马人而言，在新加坡工作或生活，不仅是出于经济的考量，也是对马来西亚政府失望的结果。“你懂得啦，新马政府相比，‘一个天，一个地’。”阿文向澎湃新闻直言，他还带着马来西亚人常见的幽默感自嘲说，“你们记者天天都会看到马来西亚新闻，当然明白我在说什么啦。”

2020年3月，马来西亚发生“喜来登行动”，于2018年取代长期执政的国民阵线政府的希望联盟政府垮台。许多媒体分析指出，马来西亚疫情之所以于2020年初陷入大规模暴发，正是由政府垮台所引致的混乱造成的。

希望联盟政府上台时承载着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期望，承诺要在根除腐败、发展经济、改变族群不平等议题上取得突破。然而，希盟政府不到两年便陷入垮台，2020年3月上台的国民联盟政府及2021年8月重新上台的国民阵线政府更呈现出“马来人大团结”的族群政治局面，曾经深陷“一马弊案”丑闻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重返政府权力核心，这让倾向于支持希望联盟的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倍感失望。

小樱是吉隆坡华人，中学毕业后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就读，并于2017年毕业，此后一直在新加坡工作，疫情前往往会在大学假期时返乡。小樱分享说，马来西亚有着从小学到大专的完整的华文教育系统，但大马官方并不看重她热爱的中文研究和华文教育，因此她在本国获得奖学金的几率不大，新加坡华文教师的薪水也让她更感心动，所以她选择前往新加坡学习和工作。

2021年11月底，新马两国间启动VTL，小樱感到便利，终于踏上了因疫情而久违的返乡路。很不巧，小樱使用VTL重回新加坡时，马来半岛暴发了大规模洪灾。据新加坡《海峡时报》12月20日报道，大马官员称这场洪灾“百年一遇”。围绕着灾情应对滞后、救灾不力、政客“作秀”等问题，马来西亚各族群社会都再度兴起了不满政府的“吐槽”声。

就在不久前，12月9日，新总理伊斯迈尔当局决定举行纪念上台执政百天的“大马一家”4日系列活动。大马医药协会（MMA）负责人等专业人士和媒体人对此批评道，疫情期间政府主导这种千人规模的活动，似乎是在执意增加新冠病例。这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起广泛批评。

“避开”了水灾的小樱对大马政局感到十分无奈。在她看来，马来西亚民众早就练就了“互助”的习惯。据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报道，面对严峻的疫情，许多马来西亚人经济压力激增，有网民为此发起“举白旗运动”，呼吁有能力的人向在家挂出“白旗”的人施加援手。

根据小樱的讲述，大马互帮互助、人心善良的人情味背后，其实是政府的失职。她向澎湃新闻做了更具体的描绘。“在新加坡，每人只戴一层口罩；在大马，许多人会戴两层口罩。”小樱分享道，“武断地说，之所以新加坡人没有大马人那么夸张，是因为他们更能信赖政府。而大马人在心态上就比较无奈，总想着办法来保护自己。”

“我们不能靠政府呀，总是朝令夕改。像是水灾上，大马应急设施做得很糟糕，政府工作也很差。回家比较后，更能认识到新加坡的效率。在大马，总是要‘自己想办法’。哪怕是新冠检测，马来西亚都常出现安排不当、指示缺失的问题，让人很烦恼。”小樱说。

阿文在新加坡住处附近的虎年装饰，除夕夜他会和表姐吃年夜饭，休息两天，年初三就要开工了。 阿文 供图

归向何处？

一如小樱所说，疫情迫使许多大马人长期滞留在新加坡。久而久之，这些大马人开始考虑是否要申请新加坡永居权，甚至入籍当地，进一步告别马来西亚。

“我本来就主要在学校里工作和生活，和家人可以通过视频电话拉近距离，疫情对我日常生活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但硬生生地被切割了两年之后，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如何，甚至在考虑争取入籍新加坡。”小樱说，“我原以为家乡不会改变很多，去年11月返乡时却有物是人非之感。也许，地理的切割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心态上的切割。已经两年了，那未来会如何呢？”

阿文、陈静怡也在考虑争取新加坡久居权。对阿文来说，新加坡意味着更好的教育和未来，他希望尽快把老婆和孩子接到新加坡。这样不仅可以一家团圆，也可以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

不过，对陈静怡而言，在新加坡久居和保持马来西亚国籍并不矛盾。对她而言，申请新加坡永居是方便工作的安排，但她仍然想要在未来回到马来西亚。“我还是更喜欢马来西亚的生活。从小在大马长大，生活步伐较慢，食物好，人也不一样。新加坡是很好的地方，可还是觉得家里更好。”

尽管新加坡经济发展成绩优异，但这也意味着社会竞争压力极大。新加坡社会中流行的闽南语词汇“惊（怕）输”（kiasu）形象地展现了新加坡竞争激烈的状况。

对小樱来说，这种“效率至上”的倾向也十分清晰地体现在新加坡的语言学习上。新加坡社会的主要教学和交际用语是英语，但政府也支持保护各族群母语的“双语教学”，因此华语往往是华族学生的必修课（马来文、泰米尔文对应马来族和印度裔新加坡人）。但在效率至上的影响下，许多新加坡华族学生将华语教学的目标局限在“和中国做生意”上，这让小樱感到十分可惜。

“虽然新加坡和大马不同，华族是最多人口的族群，但整个社会完全以英语为主。而华人和华文文化是我的归属感所在，这让在情感上对何去何从十分纠结。”小樱说，“希望和中国商机对接肯定不算错，但文化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呀。”

在不断往返新马两地的过程中，小樱反而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更深的认识。“每次回到大马，我就发现这里文化不仅多元，而且每种文化都保存的很好，包括马来文化、华人文化、印度文化。在华人文化中，潮州话、福建话（即闽南话）、广东话、客家话等各种语言都十分活跃。只要我打开电视机，很容易就看到诸如醒狮等传统华人文化的节目。这都是让我向往的多元文化和华人文化环境。”小樱向澎湃新闻感慨道，“这种亲切感，只有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可以带给我。”

尽管疫情局势仍然复杂，奥密克戎毒株更为新马两国防控带来新的难题，但在星国寻梦的大马人还是希望能早日回国和家人团聚。去年11月底，新马两国建立起VTL通道后，有关机票和车票均迅速一抢而空。

但李大顺和陈静怡都没有那么幸运。更何况，生活不只有“单程票”，返乡的大马人还要考虑回程新加坡的事宜。李大顺梳理说：“快速方便的VTL一票难求，那也可以走落地隔离五天的另一种方式，可这种渠道的票我也还是抢不到。假如我真的回到了大马，再回到新加坡的车票仍是一票难求。更何况，如果两趟都要住酒店隔离，那花费就更是高昂了。我们年假有限，只好选择年后才回，真的很不容易。”

李大顺期望，新马两国政府能在新柔长堤这条路上增开巴士班次，让在新加坡被称为“马劳”的大量马籍劳工早日回家团圆。据《联合早报》等两国媒体报道，两国政府已在考虑加开VTL的航线和班车，并将入境地点开拓到马来西亚的槟城、沙巴、沙劳越等其他地方。

1月31日，华人春节的除夕之夜。陈静怡、阿文、小樱不约而同地选择和其他同样留在新加坡的亲朋好友吃团圆饭，并和远在大马的其他亲戚视频连线，恭贺新年。“家人肯定会发团圆照来诱惑我，我们就线上和家人截屏合照咯。”小樱笑言。 面对疫情，新加坡和大马等东南亚国家已转向“与病毒共存”的策略。尽管如此，政府仍无法保证所有民众都免于感染新冠的恐惧，国家间的边境政策仍比较严格。 面向未来，李大顺仍然乐观。“新、马政府都承认，新冠病毒在短期内不可能消失。我们只有自己保护自己，注意卫生，少去人多的地方。我们要听新加坡政府的话，学会怎么和病毒共存。” 阿文仍在坚持他口中“有苦有乐”的工作。据他形容，他在新加坡基本上是早上睁开眼就要去赚钱。“不像在大马，睁开眼后还是很轻松啦，只要不花大钱，都没有关系。”阿文说。 “其实就是没办法。我个人认为，不要想太多，就当着是新的环境去面对。如果要回去疫情前的生活环境是不可能的。面对新的环境，尝试面对即可。”阿文坚定地说道。 （根据受访者要求，小樱和阿文是化名。实习生袁明晰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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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短采访刊载在新浪电影。

“希望新加坡的华人不要放弃讲中文，我现在总会这么担心。”陈哲艺指了指身边的演员许家乐说，“你看他，中文就讲得不是很好。”这位导演带着剧组来到澳门国际影展，就像在平遥国际影展上一样，面对镜头表达他对华语的担心。

六年前，新加坡导演陈哲艺带着处女作《爸妈不在家》一鸣惊人，时隔六年，终于出了第二部长片作品《热带雨》。一个月前，这部电影斩获平遥影展费穆荣誉最佳影片，被奉为2019年最重要的华语电影之一，如今在澳门影展上也一票难求。

故事依然是家庭题材，关注新加坡华人的婚姻困境，同时也反复讲述着新加坡华语遭遇到的困境。这不由得让人好奇，这位完全生长在英语家庭、接受英文教育的导演，为何会坚持使用华语创作？

我跟陈哲艺只聊了15分钟。他善于以剧本取胜，如何创作剧本？他善于创作女性人物，如何刻画男性角色？

【关于语言，我反映出的是一种现实】

新浪电影：我看您在很多场合都说特别担心华语在新加坡的困境，我昨天看了电影才知道原因。你为什么会这么的留恋并坚持用华语创作？

陈哲艺：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新加坡，新加坡现在完全变成一个讲英语的社会了。新加坡是一个前英国殖民地，在70年代以前，新加坡分两种学校，一个是英校，一个是华校。在英校，基本上所有科目都是英文教学，除了中文。华校是所有的科目都用中文教学，除了英文课。70年代的时候，政府把所有华校改成英校，所以现在新加坡所有学校的科目都是用英文进行，除了每周只有两三堂的中文课。

很多学生讲中文、写中文的机会是很少的。新加坡官方语言是英语，不管我们做文书、行政，领个结婚证，去离婚，或者去办任何的事情填表格，都是用英文进行。

小时候因为爸妈都是念英校的，我们在家里讲英语，也只订阅英文报，你完全不会在我们家听到中文，因为我爸不会讲华语，因为它只会讲英语。

现在，我觉得状况就更加的恶劣，也更加的困难。你看到的那些中学生，他们是我几个月里通过工作坊训练出来的一批素人演员。你问他们一句，问他们一个问题，你用华语去问，他们只会英语回答。

所以，我觉得现在新加坡的华人，面临一个蛮大的困境，很多人可能已经放弃了华语，我看很多不会讲英语的爷爷奶奶，现在反而不是他们教孙子学中文，而是他们去学很多英文单词，为的是可以跟他们的孙子交流。

你看《爸妈不在家》里的校长是印度人，但是《热带雨》的校长是个华人，这个演员是完全不会讲华语的！他从小就接受英文教育，然后去国外留学。现在，很多新加坡的政府单位里的人以及高官基本上中文都讲得挺困难的。

新浪电影：在两部影片里，虽然人们是在讲英文，实际上还是有大量很传统的华人思维和生活习惯存在。

陈哲艺：肯定有的，我反而觉得华人的一些文化跟传统，在新加坡还是保留的蛮多的，但语言和语文方面有很大的问题。

新浪电影：从全世界来看，尤其是处于两种语言或者多种语言的环境里生活的地方，会是当下文艺创作比较旺盛的领域，因为那些地方特别容易产生新的文艺作品。经历不同的语言带来的撕扯，会给你的创作带来一些影响吗？

陈哲艺：我不觉得会特别给我创作带来任何的影响。很多国外的观众看了之后，特别是大中华地区的观众看了，会觉得好好笑，为什么这个人一半中文一半英语，然后他们的英语又很幽默，但是对我的创作来讲，新加坡人讲话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反映出的是一种现实，而不是说我特地为了有任何一个喜剧效果，把它添加进去。我们讲话真的是这个样子。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国家，我从小就非常习惯掺杂不同的语言。

【一开始没有想拍师生恋的故事】

新浪电影：我听说这个剧本写了三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比如讲有什么事最初设计的，后来又推翻？

陈哲艺：我之前《爸妈不在家》写了两年，这部电影写了三年。对我来说，剧本创作都非常漫长，因为我是一个需要沉浸的人，不只是主角的角色，我需要沉浸在所有人的角色里才可以写出来。所以，片子里面每一场戏，每个人物的每个对白，我自己都可以演出来。

甚至在片场的时候，我会跟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有演员说，不要觉得你比我更懂这些人物，因为我跟他们活了三年的时间，就算你是多好的演员，你都没有比我更懂他们，不对的时候我是很清楚。我对情绪上的节拍、节奏、情感、停顿都非常的敏感。

写剧本的过程也没有说推翻或不推翻。我不是一个顺着写的过程，我知道很多编剧老师会从第一幕写到最后，但我是通常有头有尾，中间可能有一些很深刻的影像或者说桥段，我会写出来，而且写得非常细腻，但它可能没有前也没有后，前因后果还没有铺出来。我是要慢慢跟随着人物到底要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做怎样的决定，会做什么……然后，慢慢跟着这个人走，才可以走出来我的电影最后是什么样子。

大家看了之后说《热带雨》是师生恋，但我一开始没有想说会拍一个师生恋的故事。你看这个女人的背景，还有她生活的环境。她是一个老师，白天要教书，要备课、改作业，回到家后看护走了，她需要做饭，需要打理一些家务事。她还要照顾一个半瘫痪的公公，帮洗澡换衣服什么的。除此之外，她也碰到不孕的问题，需要打针、复诊，这女人已经忙到累到完全没有社交生活的，没时间去跟朋友看电影，没时间跟朋友喝个咖啡、喝个酒。

在这样的环境下，你知道这个女人是需要救赎的，需要走出这个危机，谁可以帮到她，这个人会来自哪里？肯定不是家里，因为家里没人，老公早出晚归，也就剩下一个不会动的老人，她也没有任何社交圈子，唯一可能发生的一定在工作的地方。她是一个老师，中文老师在新加坡的制度下不受重视，大家也不觉得她的科目很重要，所以这个人不可能是校长，也不可能是周边的同事，肯定是学生。

所以需要花时间把人跟故事理出来的。我写故事不是说为了可以给你一个惊讶或者给你一个转捩点，而特别去设计这个东西，而是我从人物的角度去走转，最后怎么走还是会走到那里。她教不在乎她的科目的学生，唯一只有一个学生在乎，在乎中文也在乎她，就这一个人。所以最后不管怎样，两个人终究还是会发生某一种情感，至于会走到多远，那就看我怎么去写。

【家庭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新浪电影：关于杨雁雁和许家乐的角色你聊过很多，包括你自己也说你善于写女性人物，这部作品里老公那个角色其实很抓人。你是如何设计他和妻子之间的关系的？

陈哲艺：她老公的角色，你不能说是坏，对，我不觉得他是坏，而且也不能说他渣。

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做了很多田野考察，也访问了很多妇产科医生，基本上有一半的夫妇只要经历了大概三年以上的人工受孕，就是不孕夫妇经过人工受孕、打针、吃药、什么复诊，有一半最后会离婚。为什么？

因为一个婚姻是经受不了那么多年的挫败的。一个婚姻可以建立起来，是因为有很多两个人之间的美好和甜蜜。但是如果你的回忆，两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只有挫败、失落、伤心、痛苦，这个婚姻是很难维持的。

在《热带雨》里这对夫妻历经的正是这个东西，这个男人完全不懂得面对，或者说其实这是一个已经很难挽救的婚姻。我觉得很多男人都是这样，逃避，不回家，因为待在家里就需要去面对。

家里除了二人的婚姻问题，又有他爸爸瘫痪、生病，基本上是一个并不温暖的家，那他为什么要回家呢？所以，我不会说他是一个坏男人，可能是一个很窝囊的男人，很多男人碰到大问题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他宁愿不要去面对，宁愿不要去正视。

新浪电影：《爸妈不在家》以及《热带雨》都描绘了两个家庭，也都有一个外来者，如果我们把房子当做一个私人领域的话，两部作品都描述了外来人“侵入”到私域中带来的后果。该怎么看待外来者和这两个家庭的关系？

陈哲艺：我想的不是外人介入，很多时候，我的电影永远都在探讨家庭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家人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比如说这部电影，一家三口里有个老公早出晚归经常不在，还有一个中风的老人，家里没有生气，是很有缺口的一个家庭。

但很奇怪的是，当男生进入之后，你看他们的交流，你看他们的互动，你看他们吃饭的样子，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家庭的图画，一个全家福。虽然这三个人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她也不是他的女儿，只是儿媳妇，他也不是他孙子，她和他也不是母子。很多时候，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微妙，我想探索的就是这个东西。

——一根超过4厘米的针扎进腹部，是什么样的感觉？

——亲手将一根超过4厘米的针扎进自己腹部，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连续8到10天，每天亲手将一根超过4厘米的针扎进自己腹部，又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每个月都有8到10天，需要亲手重复以上这一步骤，又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想，即便是没有「尖锐恐惧症」的人，细想之下，可能都难以支撑着忍受到第四句描绘的情境。但《热带雨》中的女主角，中文教师阿玲，却在日复一日地忍受着这样的自我折磨。

为什么非得受这样的罪？

滂沱大雨中缓缓升起的新加坡国旗，给了我们一个暧昧的回答。

新加坡，东南亚最现代化、国际化的国家，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在这座花园城市里共同相处。尽管时至今日，华人依旧保持着77%以上的人口比例，可出于历史原因，在英语被作为官方行政语言的新加坡，中文乃至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正因时代的发展而日渐式微。

但凡当老师，都难免会因为遇上不求上进的学生而产生职业价值上的挫败感。在中文使用率本就不高的新加坡，学生乏善可陈的积极度则使这种挫败感更加突出：

「为什么不写中文名字？」

「忘了嘛~~~」

Peter Chan流利却吊儿郎当的答复，实在很难让人判断，他究竟是真的忘了自己的中文名字，还是明知中文名，却根本不愿填在试卷上。虽然自此之后，陈哲艺没有再费更多的笔墨和镜头去呈现Peter Chan这一角色，但年轻一代华人对中文怀揣的态度，却已经不言而喻。

这种古怪的疏离感不仅来自于学生，甚至在日常和年纪相仿同事的寒暄中，也有着掩饰不住的吊诡。同样的黄皮肤、同样的黑瞳孔、同样的黑头发，却操着完全不同的语言，看似可以互相理解，但从来没有相互体会，表面上越是亲热，背地里越是陌生。

只是单纯地因为在新加坡国际化的发展中，中文无法满足人们对更高阶级和更大收益的追求，便遭到了华人乃至教育部门的冷落与抛弃。而作为中文老师，原本担负的使命——延续华语族群的传统意识，在新加坡愈发现代化的浪潮与资本主义汹涌的逐利惯性中，似乎被异化成了某种不合时宜的原罪，并被温吞而果决地孤立——不信你看，胡金铨的武侠片，似乎只剩下阿玲瘫痪的公公一个观众；就连硕果仅存的武术比赛，在海报和记分牌上，也满满都是英文——明明置身于满是华人面孔的象牙塔，阿玲却仿佛一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并且，纵观整座学校，似乎没有哪个人能同她一道分担这份落寞。

死气沉沉的工作所带来的巨大失落感，往往需要一个生机勃勃的家庭才能填补。

然而回到家，只有瘫痪在床的公公等着她照顾。不对，还有按部就班的阿姨在等着她付钱。偶尔，还需要从自己并不宽裕的积蓄中拿出杯水车薪，接济身在马来西亚、并不成器的弟弟。原本应当承担，或者至少一同分担的另一半在这个时候仿佛人间蒸发，甚至一丝存在的痕迹都难以寻觅：不论是衣架上的一件外套，还是书桌前的一张合照。

如果是一个人独身也好，哪怕失落，至少能安然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真正可怕的是，一边机械地重复着毫无认同感的工作，另一边还要负荷自己生活之外大量的日常琐碎，长此以往，只会将一个人彻底掏空。而更让人细思恐极的在于，B超检查的医生轻描淡写的两句话：

「我那个也一样，整天找不到人的」

「我家小孩也是整天讲English，华语也是很差的」

不得不让人怀疑，这种疲惫而疏离的生活，并不是只有阿玲一个人在过。

看到这里，突然就不难理解阿玲，为什么能够一次次地忍受催卵针扎进自己身体的痛楚了。当一个人的A面和B面分别被失落与疲惫填满时，似乎只有一个婴儿的诞生，才能盘活这死水一潭般的生活。或者，至少短暂地激活一下迟钝的肌体与麻木的感官。只是，这样的日子要到哪一天才是个头？

稍微有一些生理常识的人都知道，女性一生能生产的卵子数量是有限的。催卵针的作用，与其说是促进女性卵子成熟，不如说是为了当下受孕的小概率可能，而提前透支一个女性成为母亲的未来。

或许是为了拯救失败的婚姻，也或许是为了堵上亲戚的闲言碎语，抑或是母性本能的驱使，一针针地扎下去，付出的代价是巨大而不可逆的。但当晚归的丈夫冷淡地甩开阿玲的手臂，一个人走进浴室后，一切转机的可能其实已经趋近于零。

当感情和血脉走到只能依靠冰冷的试管和药剂才能勉强维系的时候，就像华语文化在新加坡的尴尬处境一样，其实已经没有继续延续和挽回的必要了。当年迈的公公终于在睡梦中溘然长逝，三兄妹立即因为财产的分配而争执不休——这一幕在影视作品中或许太过常见，但恰好将两个问题集中在一起暴露了出来——传统的伦理与传承早已藕断丝连，所有的鸿沟早已深深筑下，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利益的合谋与算计。阿玲的丈夫及姐妹是如此；她那打着培养学生的旗号，实则只在意自己仕途的校长亦是如此。之前的一切委屈、煎熬与无可奈何，不过是礼崩乐坏之前的序章。区别只是，道貌岸然的遮掩与否，以及扯没扯下那一块最后的遮羞布。

郭伟伦的介入，在我看来不过是一段精彩却无关痛痒的插曲。他更像是阿玲的一个影子：同样孤独、同样寂寞，同样地对没落的中华文化及人情冷暖怀抱有一丝微不足道的希望。甚至他们即便发生了关系，也难以用恋情和爱人去界定彼此。只是两个同样孤独的灵魂在对方的身上嗅到了一丝同类的气息，从而不自觉地想要在对方身上取得一丝抚慰和依靠罢了。但一方面，作为对传统伦理的恪守者，阿玲无法因外界的道德坍塌，便随波逐流地踏入礼崩乐坏的漩涡；另一方面，作为新生代的继承者，郭伟伦的力量也不足以改变社会大众对现行规则的臣服。他像一剂猛烈的催化剂，加速了漩涡中阿玲的觉醒；同时，亦扮演了礼崩乐坏的当代社会里，一丝不太和谐的杂音。

103分钟的时间里，陈哲艺赤裸而从容地将社会层面的政局动荡、性别刻板观念；文化层面的语言冲突、文化传承；还有个人层面的婚姻危机、空巢家庭乃至师生恋问题，圆润地整合到了一起。野心极大，也的确顺畅地实现了不同话语的叙述和讨论，但过于丰富的指涉，难免容易让人分不清他想要传递的核心态度——直到阿玲乘坐大巴回到阔别已久的马来西亚时，镜头给到路边层峦叠嶂般密密麻麻的棕榈树林，我的记忆突然如触电一般被唤醒，与《阿飞正传》开场中同样的那片墨绿森林发生了重叠。「无脚鸟」三个字，就像纪念张国荣和愚人节早已被雷打不动地捆绑在一起一样，在我的脑海里，被牢牢地和这部电影、和陈哲艺锁在一起，成为整整弥漫了103分钟的抑郁情绪的最佳注解。

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相比辽阔的中国本土，地缘上都是孤悬于海外的一畦弹丸之地。而三者也因为近代以来错综复杂的历史，以及同处不同庞大势力博弈之下，拥有着「身不由己」的共同经验。那是徘徊在风雨之中飘摇无依的惶恐，也是对远方故国难舍难分又近乡情怯的乡愁。只不过，这份相似的乡愁，在80年代的罗大佑口中，是「亚细亚的孤儿」；在90年代的王家卫笔下，是飞翔终身的「无脚鸟」；而在21世纪的陈哲艺的镜头前，化作了漫天连绵又瓢泼不止的热带雨。

不同的是，云开雾散后，陈哲艺的无脚鸟，最终在落后却相对完整保留了华人文化的马来西亚，找到了自己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