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是一部2022年美国历史剧情片，由詹姆斯·格雷制、编、导。

詹姆斯·格雷是我个人非常偏爱的导演，他的作品有以下

虽然评分在7分左右摇摆，但他的每部电影（对，我说的是每部）都有独特的魅力。

擅长描写人之间的社会性感情，比如《我们拥有夜晚》中的家人间的羁绊，《两个情人》中的两性关系的错误。笔触细腻而丰满。

而在《迷失Z城》和《星际探索》，追加的投资，依然是没改变的调性。

詹姆斯·格雷也是威尼斯和戛纳电影节主竞赛的常客，几乎每部电影提名了金棕榈或金狮。与其他主竞赛片不同，格雷的编导的电影不会沉闷，很容易代入，因为他所描绘的，即是普通人也能体察到的感情。

这部电影《世界末日》同样也参加了金棕榈的角逐，当然和前作们相同，一样的登顶，由另一部同一时间已出资源的《悲情三角》拿奖。

剧情上像是一个自传故事，受格雷童年经历的启发，主要讲述他在纽约皇后区的成长经历的电影。

因电影剧情贯穿了美国1980之后的阶段，想必格雷之前的电影，可能还真会有些入门门槛。

至于故事简述上看略带乏味，当然只是猜测。我还是对格雷抱有非常高的期待。

笑死，詹姆斯格雷反其道而行之，那个转身离开私立学校的想象戏码拍得太到位了(小布庸俗唯我论的写照），这些新自由主义白左老是以为自己脱离原来50、60、70年代美国左派(大小中）布尔乔亚和右派(大小中）布尔乔亚的游戏规则，其实这些预设有大他者，把潜规则和明规则二分，把本质和表象二分的地方小布尔乔亚没有丝毫本体论意义上的反思(阶级矛盾是贯穿性的，不是仅停留在精英和大众的庸俗二分上，信奉这套理论的小布尔乔亚和精资黎民在片中成为了导演开炮对象），通过搞政府行政布尔乔亚和地方布尔乔亚二元论来迷惑黎民(里根在片中被称作两党的叛徒，因为里根最后想搞地方布尔乔亚和中央政府布尔乔亚一体化，所以片中作为犹太工人小布尔乔亚的父亲非常愤怒，因为他之前勾结了行政势力，嬉皮动荡时期帮警察免费修理热水器，就是暗示了这些由地方小布尔乔亚发起的所谓平权运动是虚伪的，不成气候的，最后运动失败的根源也是来自这群人），这一点在其他情节上也有体现，父亲对于姑姨提出来的犹太布尔乔亚受害论不以为然，但儿子发出笑声时却加以苛责。父亲希望通过让他的儿子上私立学校，从而将来能够勾结地方布尔乔亚势力，这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把私立教育和公立教育二元对立起来，但完全不反思tutor布尔乔亚教育的危害，小布尔乔亚是一个十足的投机者(之前父亲把一个儿子送到公立学校，把另一个儿子送到私立学校，当然这也是因为资金不够，只不过后来公立儿子想要享受违禁的快感，所以才被送到了私立学校)，导演在其他人物的塑造上也很有想法，生活条件落魄的黑人黎民小孩想要加入行政布尔乔亚机构(NASA)，而条件一般的犹太小布尔乔亚想要成为艺术家(地方布尔乔亚的势力，很懂那些大布尔乔亚艺术家的内心想法，喜欢康定斯基的抽象艺术)，二者都有美国梦，但结局是精资黑人黎民丧失了人身自由(成为小布发泄原生家庭的工具)，而小布则幻想自己有反抗的力量(退回去了，自己画的美国梦火箭也成为私人教育用来宣传欢乐学习的景观)，片中也多次使用了火线里面的演员，但其实分析的力度和深度都不如火线，地方布尔乔亚和行政布尔乔亚达成战略合作以后，工会布尔乔亚机构迅速衰落(本来能够和政府布尔乔亚机构合作，从而打压地方布尔乔亚，但现在失去了利用价值)，其余行政布尔乔亚机构也成为了布尔乔亚秩序的保障者，在这方面，世界末日语焉不详，火线则明显要比世界末日交代得更详细，人物更加丰满，但本片不失为一个与当下形成有趣呼应的片子，川普也像片中里根(两党的叛徒），只不过里根是布尔乔亚秩序的捍卫者，而川普是挑战者，同时川普不像片中他的父母那样无脑崇拜布尔乔亚精英教育(一个异类)，不知道那段特朗普家族鸡汤演讲是不是导演刻意为之，但总之要比很多感怀单向度时代的布尔乔亚导演来得更冷静

影片结尾小男孩离开了贵族学校，一切的一切似乎都离他远去了。

并不是。

对于有些人来说，无论犯了什么错误，都有别人兜底。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存在就是错误。

小男孩长大后成了导演，赚很多钱，还是社会精英。

少年犯黑人小孩长大后还会和他父亲一样搞大女人的肚子然后消失。

讨厌这种自以为是的反省式影片。完全就是以一种看似政治正确，但是对于造成社会不平等的现象的根源屁都不放一个。还自我解脱的说自己只是一个幸存者。

如果小男孩把外公的话听进去了，就不应该仅仅是从宴会上离开。

他至少可以画一副感恩节由来的画，让大家看看美式的感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就非常虚伪。

什么时候美国人把其他民族的人当人也当看了再谈政治正确吧。

富裕的白人家庭，为上什么学校而争论。家庭里有欢笑，也有泪水。外公讲述了犹太家族的血泪史，从难民追逐梦想来到这片新大陆终于扎下根来开枝散叶。男孩保罗在博物馆里看见一幅名作，从此有了投身艺术的梦想，他的梦想和外公的梦想一样灿烂而自由。保罗和黑人同学穿越纽约，黑人同学有一个航天梦，但地铁里的底层黑人提醒他的身份，这是痴人说梦。

保罗和同学在学校里捣乱，碰到一个差劲的老师，只有转学。他不想与黑人同学分离，但外公做通了他的工作。于是他来到贵族学校，头一天就被唯我独尊的冷酷成功学洗脑。别的同学说黑人小孩的坏话，但外公叫他做一个正直和勇敢的人，面对压迫要去反击。

有人说这部电影是富家子弟的无病呻吟，但其实这是善恶两个梦想在一个孩子心灵中的较量。对孩子来说，梦想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他有了什么样的梦想，就会成为怎样的人。而这个梦想究竟是爱与奋斗的梦想？还是金钱和地位的梦想？是追随良知去爱别人？还是自私无情地博取名利？在男孩保罗身上，我们看见了在幼小单纯的心灵中，这两个梦想的较量。外公的坚毅和父亲的忍让，到底谁才是他的榜样？

保罗和黑人同学偷了学校的电脑，准备换了钱去佛罗里达实现各自的梦想，一个当画家，一个当航天员。当他俩被警察抓走的时候，明明的保罗是主犯，但警察放走了白人，让黑人顶罪。这就是美国残酷的种族现实。

父亲说，现实就是不公平的，你得学会活下去。

扭曲，甚至放弃自己的良知，然后成为所谓社会的精英，金融大鳄，CEO，政客，商界领袖等等，这些贵族学校里冷血的说教在经历了痛苦看清了真相的保罗看来已经显得苍白而可笑，甚至邪恶。

此片以一个小男孩保罗的经历昭示了美国梦幻灭的过程。他的祖父辈因为美国梦的吸引而从故乡来到这片新大陆艰苦创业，繁衍生息。但是世事变迁，到了小男孩的时代，这个美国梦已经彻底变味。变成了对弱小的压迫，对不公的容忍，对良知的摧残，变成了自私自利不择手段往上爬的梦想。种族歧视，贫富分化，冷漠残酷更加使得这个扭曲的美国梦渐渐幻灭成一股令人窒息的缥缈烟雾。

此片获第75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

出影厅的时候听到人说这是导演回观童年下的自恋烂片，但我还挺能共情的。anyway，我还挺能共情的。可能我就是经受过内心秩序崩塌并且自恋自私，比起世界更关注自己的人吧。

这部片子讲的是如何把一个小孩活生生拖入成人世界，告诉他“这就是游戏规则，你只能接受”。其实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这样做的，包括外公，只是包装得不同罢了。

片名很妙，在小孩子看来，稍微一点风吹草动就是世界末日。随着长大会发现，有时世界很大很辽阔，即便把生活搞得一团糟，也可以随时站起来拍拍灰，重新出发。有时世界很小很脆弱，好不容易树立的一点价值观岌岌可危，末日已然并随时还会降临，只是接受了游戏规则，学会了不动声色。

比起这个，关于种族、政治的讨论反而没那么让我感兴趣。

原文地址：

//collider.com/armageddon-time-director-james-gray-interview/

//ew.com/movies/armageddon-time-james-gray-interview/

\ 詹姆斯·格雷的《世界末日》：/

“电影也许不会永远存在”

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怀念有些过时但却不需掩饰的往昔，于是他自编自导了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作为对纽约度过的青年时代一次温柔的回顾。

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

这部苦乐参半的青春成长片在九月份与北美观众见面，我们很容易为它列出一连串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不过真正走进詹姆斯·格雷在柳特莱德酒店的房间、面对面与他讨论这些问题却并非一件易事：我们试图弄清作品中那些自传性细节、对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2004）时代背景的理解，亦或是这部电影在他职业生涯中的地位——格雷在1994年拍摄了低成本处女作《小奥德萨》（Little Odessa，1994），之后又有《我们拥有夜晚》（We Own the Night，2007）、《迷失Z城》（The Lost City of Z，2017）等好莱坞巨制。但这些问题在他对电影本身和电影制作的热情面前都显得无足轻重。

《迷失Z城》（The Lost City of Z，2017）

他与我们谈了《世界末日》众星云集的卡司--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和曾出演《继承之战》的杰瑞米·斯特朗（Jeremy Strong）扮演他已故的父母，奥斯卡影帝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扮演他慈祥智慧的祖父；同时，他分享了这部电影在制作时面临的种种挑战，比如如何重塑一个20世纪80年代工人阶级聚集的纽约皇后区，或是他在青春期与一个名叫弗雷德·特朗普（Fred Trump）的硬汉家长领导的著名房地产家族之间的纠葛。但53岁的格雷的野心不会止步于此，他要做的是超越戛纳电影节的束缚、打破后疫情时代赌轮盘式的选角局限、摆脱老大师们传统观念的禁锢，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电影。

Q:

对你来说，创作《世界末日》的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格雷：

实际上《世界末日》本身就在讲述我的整个生活。当时我在巴黎答应制片人要做一部有关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的歌剧，我一个人住在巴黎某个非常高级的公寓里，但是见不到妻子和孩子。我当时非常孤独，每天都在做很奇怪的梦，或许是因为之前接连拍了两部电影，身体有些吃不消。2016年我去亚马逊拍《迷失Z城》—那显然不是个适合人久驻的地方；之后拍《星际探索》（Ad Astra，2019）也是次不太舒服的经历，你能做的只是把演员吊在威亚上，看他们在满是绿色幕布的摄影棚里表演。

总之我问自己，你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不回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回到那些私人化的小世界，停止在你和你的作品之间制造任何距离？我想到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1920-1993）的《阿玛柯德》（Amarcord，1973），它有点像一部幻想曲，并非完全是他的生活--但又全部都是。我并不想太过于政治化，但我隐约看到一条线将墨索里尼与特朗普串在一起。

《阿玛柯德》（Amarcord，1973）

《阿玛柯德》中关于墨索里尼的内容无疑很博人眼球，因为它告诉你，尽管电影里的人物都很荒诞，但历史的暗流却永远存在——几年后，战争即将来临，国家将基本被摧毁；一切有趣而美丽的东西也都会被黑暗笼罩。所以我想起儿时的一段日子，那时我与特朗普家族有过一段关系，那时我也失去了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小时候的我在很多方面都做的很糟糕，于是我开始在巴黎构思这部电影。很抱歉，我给你的答案是不是太长了。（笑）

Q:

是的，这涵盖了很多信息。

格雷：

答案简而言之就是永远做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永远都要做你自己。因为你只有一个，你的作品越是个人化它就越具体，而越是具体就越真实。在隔离期间，我和我的三个孩子——他们一个15岁，一个13岁一个11岁——看了大约150部电影，都是世界电影史里的经典片子，《七武士》和《偷自行车的人》、《四百击》、两部《教父》、《愤怒的公牛》、《一个美国人在巴黎》、《雨中曲》等等。《四百击》再次打动了我，因为特吕弗做到了完全意义上的诚实，我认为这很美妙。

《四百击》

Q:

现在确实是一众优秀导演推出个人化电影的时代，《诗人》（Bardo，2022）、《甘草披萨》（Licorice Pizza，2021），乔安娜·霍格（Joanna Hogg）的《纪念品》（Souvenir，2019）和索伦蒂诺（Paola Sorrentino）《上帝之手》（The Hand of God，2021）。

格雷：

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说这是因为我们都老了（笑）他是当笑话说的，但我确实认为这是原因之一。有时我们会错误地认为某一艺术形式会永远持续下去，比如说歌剧，它流行了大概120年；彼时约有40万人排在街上参加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的葬礼；而1925年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 -1924）还没完成《图兰朵》（Turandot）就去世了，在那之后的四五年中意大利当局用大量经费写法西斯歌剧，这种艺术形式也就随之死去了。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同样也不会永远存在。当你看到制片公司只对一种类型的电影投资时，你会感觉这种艺术形式正经历着很困难的时期，当然我并不是针对哪类片子，但如果电影公司只对制作某一种电影感兴趣，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只有僵化：你只会有一个观众，一个已经被某类电影洗脑的观众，艺术形式便因此越缩越小。

而当电影形式陷入困境时就会出现一种艺术上的集体反叛，我说的反叛当然不是指“不，《奇异博士2：疯狂多元宇宙》不是唯一一个可以讲故事的电影”这种小儿科的东西，我想强调的是，必须有更多更有意义的东西出现。

比方说当你走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之所以喜欢它胜过喜欢普拉多博物馆或是卢浮宫，是因为在那里我既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也能看到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的荷马半身像，既能看到伟大的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也能看到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1903—1970）；正是这些令人难以置信、跨度如此之大的艺术作品才真正使我们成为人类，才真正使我们——我有勇气使用这个词——如此美丽。

Q:

有很多人在谈论大众电影的消失，就像美国的中产阶级在慢慢消失一样，但我们确实面临着某种一元文化（monoculture）的消失，而且我们都曾经在这些一元文化中获得过快乐。

格雷：

给你讲个有意思的故事，当披头士参加苏利文电视秀的时候纽约没有一个轮毂盖被偷。（笑）每个人都在家中看节目。但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即中产阶级、大众电影的衰落或消失，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危机，它源于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没有任何制定政策的人能解决，就像你没法将诚信货币化。教师是个高尚的职业，但它挣不到多少钱；当一个社会不再把诚信和道德摆在第一位时你能怎么办呢？你只会看到一个纯粹的商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完美地让人们意识到，倘若做一件事没法给你带来金钱，那这事就毫无可做的意义。

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

Q:

当我们谈起曾经电影的黄金时期是多么辉煌的时候，也应意识到某些如今被人们视作经典的电影实际上非常一般—就像《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1946）或者《年少轻狂》（Dazed and Confused，1993）那些片子。

格雷：

《生活多美好》烂透了，它几乎毁了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1897-1991）的职业生涯。

Q:

回到《世界末日》上，对你来说还原童年时期的皇后区有多困难？毕竟纽约不会40年一直是一个样子。

格雷：

我们回到了小时候住的街区，那孩子在电影中住的地方离我家只有90英尺。片头他们走在学校外面的路上，那所学校就是我小时候上的公立学校。实际上我们现在可见的皇后区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但文化上的变化却天翻地覆。我们是街区里唯一一个犹太人家庭，和一个长相、说话方式和行动都跟《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1971）里扮演Archie Bunker的凯勒·欧康纳（Carroll O'Connor，1924-2001）一模一样的人合住，我们各住在半独立的排屋中，他在他的门口放了一根旗杆，好让大家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美国人。（笑）我现在非常喜欢皇后区，比我在那长大时还要喜欢。

Q:

我想和你聊聊选角上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感兴趣。奥斯卡·伊萨克（Oscar Isaac）是早期选定的演员，但他最后不得不退出；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也在其中，你甚至一度打算让凯特·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扮演唐纳德的姐姐玛丽安娜·特朗普（Maryanne Trump），尽管她只有一个镜头。

格雷：

我写完剧本后紧接着定好角色了，但正好赶上了疫情；每个人的行程都被完全打乱了。其实Bob（对罗伯特·德尼罗的昵称）和凯特·布兰切特对最后的成片都有很大的功劳，Bob对这部电影很上心，他在剧本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可以说整部电影都是在他的帮助下拍成的。但后来他去演马丁·斯科塞斯（Marty Scorsese）的电影了。

Q:

好吧，Bob!

罗伯特·德尼罗 和 马丁·斯科塞斯

格雷：

（笑）对此我能说什么呢，“不要去拍了？”奥斯卡也一样，他正在准备的电影项目因为疫情被推翻了。但你知道，电影总是很神奇的—有时它们会以命中注定的方式拍出来。

在原来的角色设定中，德尼罗本来要演我父亲的父亲，一个更像蓝领工人的角色。安东尼·霍普金斯完全和我母亲的父亲在现实生活中一模一样，很有礼貌很有修养，是个很让人喜欢和尊敬的人。而我父亲的父亲更像是个布鲁克林的、粗鲁的水管工。因此我意识到必须改改角色。

幸运的是修改后我发现一切都步入了正轨。我的母亲在我外祖父去世后或多或少有些精神崩溃，在心理上一直没有真正恢复过来；因此我虽对Bob的离开很不开心—我爱他，我希望和他长期合作—但当Tony（对安东尼·霍普金斯的昵称）加入后，很多原先剧本上的疑难被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整个故事也更加忠于我童年的实际情况。

安东尼·霍普金斯

我承认，刚开始我没看过杰瑞米·斯特朗的作品，他在奥斯卡离开后加入的剧组；我平时不怎么看电视，但我必须为此去看《继承之战》。然后我发现，哇，这家伙演得真不错。Andy（对安妮·海瑟薇的昵称）则从一开始就加入了我们。Cate本来要抽出一天演玛丽安娜·特朗普，但她还要同时去演托德·菲尔德（Todd Field）的《塔尔》（TÁR，2022），档期上有冲突，所以杰西卡·查斯坦（Jessica Chastain）加入了我们。

Q:

在戛纳获得长达7分钟的起立鼓掌时对你来说是怎样一种感觉？你是否像莎莉·菲尔德（Sally Field）在奥斯卡典礼上那样觉得：“他们都很喜欢我”？

格雷：

其实我对戛纳电影节又爱又恨。我的很多作品都在戛纳展映过--《移民》（The Immigrant，2013）、《两个情人》（Two Lovers，2009）、《我们拥有夜晚》（We Own the Night，2007）、《家族情仇》（The Yards，2000），人们似乎总是对戛纳的电影热情高涨。但我要向你们坦白，每个人都对我说：“噢，你哭了，你是被喝彩声打动了吗？”不，我流泪是因为我父亲在疫情来临前一个月去世了。

Q:

噢，我很遗憾。他在去世前看过这部电影的初剪吗？

格雷：

他没能看到，对此我非常后悔。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我们的关系一直非常好。在电影节上流泪是因为我曾想带他一起去戛纳，但他到最后都没能去成。

说实话喝彩对我来说更像是逃过了一劫—就像，真好，他们没有嘘声。我一直坐在评委席那里，人们的座位在起身时会发出“砰”的声音；当时我在看一部很厉害的导演的作品——我不说是谁——差不多还不到30分钟就听到“砰砰砰”的声音，一半的观众都离开了。所以后来我一直战战兢兢，因此当你问我是什么感觉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解脱。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

Q:

几年前我为《星际探索》写布拉德·皮特（Brad Pitt）的人物介绍时，我问他是否会像他的明星同行一样去拍电视剧，他说他有可能真的会去拍，因为他喜欢那种长篇故事蕴含的大量的可能性。

我看到你在IMdB上有参与制作即将推出改编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作品的电视剧，你是否也有像电视剧转型的意向？

格雷：

我确实有考虑过。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1918-2007）的《婚姻生活》（Scenes from a Marriage，1973）最初就是为电视拍的，而克日什托夫·基耶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1941-1996）《十诫》（Dekalog，1989）所取得的成功我们也有目共睹。我要是说自己不会为电视拍东西那就有些势利了；但像谢尔盖·邦达尔丘克（Sergey Bondarchuk，1920-1994）曾为俄罗斯电视台拍了长达8小时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66），如果我对焦点电影公司的负责人说：“Peter，我有一部8小时长的电影，你能发行吗？”他不可能答应我，就算答应了也拍不出来。

很难想象现在有45%的美国人家里都有家庭影院，这是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我很幸运是其中的一员，家里有个110英寸的幕布、一个投影仪和爆米花机，但有件事我想我们忽略了，也是问题所在：“我按下了暂停键，站起来去上了个厕所，然后看了会手机，打算用微波炉热一下我昨天吃的虾仁什锦饭…算了，电影剩下的部分明天再看。”如果你是个合格的观众，你就应该明白专业的制片人、编剧、导演等都希望你能意识到：“这个紧张刺激的故事一环扣一环，你需要完完整整从头到尾把它看完，期间去洗手间是最不明智的选择。”电影就像肌肉一样，如果你断断续续地看，原有的紧张感就会变得松松垮垮。

《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1946）

你提到了《生活多美好》，如果你1943年在制片厂拍了一部电影，然后把它拿到帕萨迪纳市去试映，观众都是专业人士—尽管他们有时也会犯错误，就像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1915-1985）。如果他们认为这部电影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么周一达里尔·F·扎努克（Darryl F. Zanuck，1902-1979，美国好莱坞制片人）和路易·B·梅耶（Louis Burt Mayer，1884-1987，好莱坞工业大鳄，米高梅公司创建人）等就会对你说：“这个故事放这儿不合适。”周二你就得让本·赫克特（Ben Hecht，1894-1964，著名编剧）重新写这个片段。因此周三你得重拍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1904-1986）和英格丽·褒曼（Ingird Bergman,1915-1982）在第七场和第九场的戏，这样周四你才有时间去剪辑，周五一个全新的版本才能及时上映。

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

之所以那些影片能成为传世经典，是因为老一辈电影人总在不断完善电影的故事，一遍遍地重拍。但在今天除非你有超高的预算，否则你没法重拍；就像我们目前在澳大利亚、白俄罗斯、罗马尼亚拍摄，就算你再有钱你也无法再次把所有演员都召集在一起。

Q:

没错。实际上那个时代的明星往往被限制在与制片厂的合约中，他们也没法说不。

格雷：

确实，他们没法说不。加里·格兰特不想演莱奥·麦卡雷（Leo McCarrey，1898-1969）的《春闺风月》（The Awful Truth，1937）——那是一部很经典的电影；他想要解除合约并赔偿制片方，他说：“请不要让我拍这个，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喜剧，而我是个严肃的演员。”但最后他还是去拍了，一切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

Q:

你是如何决定给这部电影起名叫“世界末日”的？

格雷：

在构思电影时我想起里根曾和其他政治家一同谈论核战争和核末日的可能性，三年后，也就是1983年，播出了一部与之有关的电视电影叫《浩劫后》（The Day After，1983），也许你都忘记了，但我一直记得那段时间。70年代末，特别是1980年俄国人入侵阿富汗后，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危险的气息。可悲的是，这几年那种气息好像又回来了，从911事件到如今乌克兰的局势，我会对“基地组织有核武器吗”这种问题感到不安与挣扎；对“世界末日”持续的恐惧感从我和我哥哥小时候开始就很沉重。

1980年我爱上了The Clash乐队，他们有一首歌叫“Armagideon Time”，由乔·斯特拉莫（Joe Strummer，1952-2002）演唱。我在电影里使用的是由雷鬼艺术家Willie Williams翻唱的版本，歌词“很多人今晚不会得到任何晚餐（‘A lot of people won't get no supper tonight.’）”本身是悲伤的，但他用了欢快的调子去唱。The Clash的版本则更像是朴素的哀嚎，颇具威胁性与危险感，与电影画面产生了冲突。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

里根总统的选举、他对核末日的言论、我对The Clash的热爱及当时的整个文化运动等等交织在一起，“世界末日”似乎是个很好的标题；它对孩子们是一场灾难，对国家是一场灾难，甚至对所有物种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就像歌词里写的“很多人今晚不会得到晚餐，很多人今晚不会得到正义。记住要推翻他们，没有人能够领导你。世界末日。（‘A lot of people won't get no supper tonight. A lot of people won't get no justice tonight. Remember to kick it over. No one will guide you. Armagideon time.’）”，整首歌都在强调很大一部分人的那种绝望情绪，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强有力的片名。

Q:

你曾说“我爱这个故事里的每个人，他们现在都变成幽灵了。”这句话很打动我，使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电影也很打动我，它和我的成长经历非常相似。

你把已经是“幽灵”的、那些对你很重要的人再次带回到现实中，制作这部电影是否比其他电影更让你感到压力和责任？

格雷：

我不好说。每次开始拍一部电影时，我都感觉我的世界要毁灭了；每次我都很害怕，想象拍出来的东西将面临人们潮水般的厌恶。拍《世界末日》前我同样如此，强迫自己把所有细节都做得准确无误—听起来挺奇怪，因为之前我并没那么精益求精。拍《星际探索》时所有的灯光、飞船上的开关我都要过问，但《星际探索》和《世界末日》显然不是一个重量级，因为后者需要还原所有逝去的人的精神。拍摄时我父亲还健在，他是在我剪辑的时候去世的，我为此抑郁了一段时间，也使我重新审视这部电影的主题。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

之后我还是有些紧张，因为我的哥哥—我很敬佩他—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他要等到纽约电影节才能看；我的孩子们问我：“你有没有提前跟艾德叔叔说过？他在电影中可是把你打了一顿！”我说没有。我现在和他很亲近，总是在一起聊很久很久。我现在才明白他在电影里，或是说在小时候的所做作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爱的表达，他只是想保护他的弟弟。

所以对你的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或许我当时并不这么认为，但当你问我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反应、自己对待这个主题的方式，在那时确实承受了比以往都要大的压力。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

Q:

事实证明你已经能够获得制片方的青睐去拍电影，但是否有一个你一直想拍的项目却因为资金困难没法实现？

换言之，如果你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去拍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你会选择拍什么？为什么？

格雷：

我一直想拍一部关于俄国革命、拉斯普廷（Grigori Efimovich Rasputin，1869-1916）、沙皇沙皇夫人和俄国皇室的史诗电影，它的规模一定相当巨大。如果现在我能找到一些很合适的优秀演员去演拉斯普廷以及杀死他的费力克斯·尤苏波夫（Felix Yusupov，1887-1967），或许这部电影就能落地。

我认为除了在俄罗斯本土，任何地方拍它都不合适，所以当俄罗斯终于对我们开放时我很兴奋，心想我可以凑够资金去实现它；但鉴于目前乌克兰的糟糕局势及普京的执政，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我是做不到了。因此这是我最想拍的，我甚至已经想好了剧本：一些人屡次尝试想要刺杀拉斯普廷，而拉斯普廷又是个难办的狠角色；拉斯普廷和最终杀死他的尤苏波夫两个人的叙事分别展开，在结尾合到一起，达到高潮。这一定是个惊艳的故事。

Q:

你有为这部电影起名吗？

格雷：

我想我会叫它The Dream of a Thousand 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