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奈良

如果拍一部反战为主旨的影片，但并不正面去谈战争，对于战争的伤痛是以外围边界的事件来轻轻触及，但绝不亲手揭开，那么我们还能不能感觉到痛？如果能，会有多痛？

把沉重轻说是个问题

这是我看完以中国母亲寻找失联的养女——日本遗孤为故事的《又见奈良》后想到的问题。这问题萦绕着我这么个闲人，无聊之际，还重看了一遍《清凉寺的钟声》，一部由谢晋导演拍摄于1991年，讲述日本遗孤在中国北方农村艰难长大，成年后以僧人身份访问日本，与生母相遇告别的故事。它或可作为《又见奈良》的补余，供人们脑补影片没有展现的生活：一个日本孩子怎样在异国被收养长大/一对中国父母怎样养育他们收养的日本孩子。另有一部同样展现这个过程的中日合拍电视剧《大地之子》（1995年），当年也一样轰动两国，成为一时热题。这两部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影视剧，都把时间跨度从1945年日本战败拉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非常完整地展现日本遗孤在中国土地上是怎样一年一年，随新中国这个大时代长大成人的。那些个细碎重复的生活，喂养下去的一口又一口，一个婴儿变成了老人……

中日电视剧《大地之子》（1995年）

《又见奈良》隐去了这些东西，它直接从养母只身来到日本奈良找女儿拍起。关于整个故事最要紧的历史背景，在开篇几分钟后，导演快速插入一段动画，形似弹幕，简单交代，再全力转入日本寻亲故事，再无镜头涉及过去的生活。这是导演鹏飞特意选择的风格，他从上一部电影《米花之味》开始，就选定了这种轻喜剧冷幽默的风格，把沉重轻说，让观众保持观影的愉悦感，他做到了。

我们已经起不了悲剧的范儿

豆瓣有影评将该片命名为“轻影像”，取自法国哲学家吉勒·利波维茨基的《轻文明》一书。书中谈道，“‘轻’逐渐支配起我们的物质世界和文化世界，它侵入我们的习惯，重塑我们的想象。它在物品、身体、运动、饮食、建筑、设计等无数领域内成为一种价值、理想，和迫切的需要。”在这个超文本链接的媒介时代，对于“轻”的多形态崇拜渗透进一切。基于这样的定义，影评人将鹏飞采取轻松俏皮基调讲一个悲伤故事的电影，归之为“轻影像”。虽然缺乏更多清晰的阐释，但这个命名似乎有那么几分道理，至少它提示我们一点，这种用轻松愉悦调性来表达现实或历史话题的美学风格，的确是眼下的一种“显学”。

高科技的发展、新能源变革、互联网、新媒体、纳米技术……物质世界的一场巨大变革，使技术与市场更倾向于“轻”的逻辑而非“重”。“轻”的规则不再是个人的事，而成为全球经济文化的运作模式，“轻”的逻辑不再是经济现实中的他者，而是经济现实的核心。人们厌弃沉重的一切，只想以轻盈之姿流动之态重启文明——正像尼采所说，“美好之物是轻盈的，一切的神圣皆以灵巧之足奔跑”。“不想沉重地说沉重的故事”，这大概算是“轻文明”时代之典型症候。

的确，催生凝结着文明高光的悲剧意识的一切条件都烟消云散；召唤它重现的一切语境，都不再明显存在。乔治·斯坦纳在《悲剧之死》里认为，古希腊戏剧在神话、符号、仪式参考的语境基础上诞生，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仍能够有想象力地遵循之。此后慢慢地，给悲剧提供信仰和准则的古老意识，以及在共识中判断和识别的习惯就不再普遍存在了。如果有幸具有极高的天分，比如易卜生这样，可以为他的戏剧创造一个富有思想意义的有效神话，他能够设计令人震惊的符号和象征、相应的文体和剧场手段，同时又彰显某种特定生活观念的象征性行动，再创生活观念，那么悲剧意识会再次到来。而斯坦纳此处指的悲剧，是公元前五世纪就上演于雅典的“高悲剧”（high tragedy），或者称为“纯粹悲剧”，即讲述那些“不能通过理性改革来解决的世俗困境，是人在世间飘零时不可改变的残忍暴虐、毁灭消亡的倾向”。很显然，科学资源、科技发展和物质力量的增长使人们的理性乐观主义精神日渐壮硕，挤占了传统神话、仪式、宗教、习俗等的空间。但讽刺之处就在于，轻文明并未使人轻松，各种规约都日渐宽松，但生活本身却“重”了。“轻”加剧了人们的脆弱和焦虑，人们最终的悲剧处境依然没有改善。

在这样一个漫溢着媒介经验的“轻”时代，做一个创作者的确有当下的困境。你已经起不了悲剧哪怕类悲剧的范儿，那会变成一种“语重心长耍流氓”的行径，直指伦理的死局。你只能笑着说真话，故作轻松、半真半假、半推半就间，喊出你的疼痛，谈出你的问题，甚至赴你的死期。

曾经有位因晒抑郁症状微博直至自杀身亡的著名博主“走饭”，留在微博的最后一句留言是“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那是多么轻描淡写的遗言，没有怨忿也无眷恋，就像说自己撒个尿一样的轻快，就死了。因此，再一次地，允许我追问一句，面对那些沉重的话题，那些生命意识里最本质的问题，我们可以怎样去轻，才轻得不至于使一切滑入轻佻的调戏，使人竟不识死亡的意味，使人只能抑郁而短路在自我的任一通道里？那些高企的抑郁症数字，大约是久处轻着说疼的压迫环境后出的天花。当下一批年轻导演的作品带着这种非常典型的媒介天花，出现在我们面前，沉重还是那个沉重，甚至随着人们总以轻松的频谱播报它，总得不到肆无忌惮倾尽全力说的机会，它似乎越来越沉了，轻文明的深处生出一种沉重的精神。如果轻成为唯一的创作策略、操作手法，一种主导的思维，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扼杀掉本可以舒展开的细密枝桠，扼杀掉复杂细密活生生的对话、对比、押韵等等，扼杀掉了生机。

少了抚四海于须臾的片刻

《又见奈良》的导演在日本奈良调研近一年，他认真地做了田野考察，采访了许多日本的遗孤后代。因此影片里有真实人物出演，他们扮演自己或者父辈。最令人动容的是一对居住在山村的老夫妇，以东北水饺招待寻亲的三人，并卖力表演《林海雪原》以助兴。那动人的一幕完全来自调研的真实资料，由素人本色出演。这令我想起曾在纽约街头遇到的中国老年群体，他们结伴欢唱着红歌。相邻的另一摊黑人兄弟则哼着嘻哈音乐。人们在街头都以自己最畅情的方式释放节奏，没有孰高孰低，只有生命拓片的闪烁。那些构成人们意识的拓片是何其有幸！它们竟变成了基因编码，不随外界的变幻而变。

电影《清凉寺的钟声》

节奏刻画了时间，我们和影片中两位素人演员瞬间实现了某种相遇，这个相遇让那一顿晚餐产生了生命感。观众和人物之间找到交集，我们感受到了人物的有机，也即活生生的存在感，一种内在的一致性。这种相遇使观众启动了自己的思考，使那场战争的残酷和命运的荒诞轻轻碰了我们一下。反而是带着战争亲历的经验来寻亲的奶奶，导演吝啬地没有给一处闲笔，没有让我们的目光捕捉到她一丝情绪的紊乱、失控或者失态的瞬间，没有一丝意外，以打破这个人物的连贯性，让观众能够创造自己的时间，去接续《大地之子》，接续《清凉寺的钟声》，再携着历史诡谲风云里的吉光片羽，轻轻地飘落在奶奶身上。

电影《步履不停》

《步履不停》里，母亲在儿子一家返城的晚餐上随意播放起几十年前偷听到的父亲和情人约会时的情歌，抖落出两人情感正史里的野史稗类；《小偷家族》里拼装家庭难忘的游乐经历中，落单的奶奶远远望着其他成员海滩嬉闹的场景，怔怔说出“谢谢”这句况味深远的低语……这些都是开放给观众的通道，叫我们分神于窗外风景。这种貌似离题的叙述，也是一个有效的美学手段，造成一种日常思维的中断，杀掉人物的惯常节奏，形成张力场，也即心理时间的延续。当这种“此间”状态产生时，故事就创造出了拥有独立生命的人物。奶奶和小泽这位热心相助的遗孤二代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线人”，带我们进入到战后遗孤这个不太为外人所知的群体，但环绕这个人群的二十世纪一整个历史的烟云，因为缺了这样的打断，使得这场执意要笑着带领观众奔赴伟大生命悲情的旅程缺少了绵延，缺少了能够抚四海于须臾的片刻。找人总不顺利，奶奶却依然淡定，没有一丝疑虑曾飘过她的眼前，这个关键人物就这样无可奈何地滑向扁平。反战的主旨占的分量几近一句飘过的弹幕，说是说了，轻倒也是轻的。

电影《小偷家族》

悲剧不等于悲情，悲剧意识是我们生命意识的标示。悲剧也许只是有感于这个时代的风气，慈悲地调适了它的风格和传统，但它一直在守候着人们的命运，准备帮助人们在缄默和孤独的深处发出狂野的哀悼。年轻的创作者，请不要吝啬你的脚步，试着出格一点吧，在轻薄的时代，更需要勇敢的僭越，去更率性地轻薄，突破媒介意识下项目制式化的情怀，去唤醒被理性和伦理的乐观主义催眠至今的科学主义笃信，比如笃信“轻”。

行文至此，“胡波”这个名字浮现纸面。坚持自己的处女作《大象席地而坐》的创作并付出生命代价的他，恰是个“轻”的反题，他足以使你判定我这里满纸尽为荒唐言。但大力赞颂“轻盈”的尼采说，“自由的思想是轻生活的神”，这座神祇上没有逃避、懦弱、伪善之名，只有自由的思想。并且他认为，轻的生活来自“新生事物的永恒复归”。那不是指重复，而是新事物朝向未来永远的抗争。

《又见奈良》豆瓣一直在7.6分，电影场次也比较少。我去看电影的那天是工作日晚上，电影院里加上我在内只有3个人。不过我依然对这部电影怀着浓烈的好感。

观影前扫了一眼故事梗概，背景设计就很吸引我了，是发生在1940年代中日战争前后的故事。不过导演鹏飞选择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视角，这次是从日本人说起。

1945年日本战败退出中国时，在东北留下四千多个日本遗孤，有些孩子后来被当地人抚养，以中国人的身份生活着。而直到70年代中日建交，日本政府重新寻回当年的遗孤。有的人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开始了认亲的旅途。

不过影片中的“主角“不是这些遗孤，而是一位抚养了遗孤的陈奶奶，她那回日本寻亲的女儿陈丽华在5年前断了音讯，因为担心女儿的安危，陈奶奶只身前往日本奈良找她。

我给“主角”加了双引号，是因为我认为真正的主角依然是陈丽华，虽然她自始至终并没出现在影片中，只是作为一个名字、一张照片、一段回忆穿插其中。在与之有交集的人的口述中，她在日本的生活被慢慢地、片段地拼接出来。

在房东的口述中，不会日语的陈丽华很难与人交流，因为付不起房租，她在房东的小吃店里干活。后来被污蔑偷东西，她才离开了这个暂时的栖身之地。

在陈丽华的书信里，她说，她的思维、行为方式很中国化，还是一直被当做中国人，“回来日本却被当成外国人，有时我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开心的是，她遇到了一个聋哑人朋友，和他反而没有沟通障碍。

在聋哑人的字迹里，陈丽华的亲子鉴定失败了，她失望地离开奈良，想去其他地方寻找家人。

在退休警察的口述中，一位好心的律师帮助她，鉴定了她日本人的身份，她终于得以恢复日本国籍。不过，最后，她还是自杀了。

在中国，她是日本遗孤；在日本，她是中国人。这样的身份困境，在影片中不止出现在陈丽华一个人身上。

陪同陈奶奶一起寻亲的女生小泽是二代遗孤，爸爸还生活在中国老家，她一个人在日本打工。餐馆客人说她像中国人，她愤怒，斩钉截铁地答了一句“我是日本人“。她交往过一个男朋友，男朋友的父母因她中国人的身份而不同意这段恋情，于是两人分了手。

做交通保卫的大叔和她的媳妇，1岁被带到中国。回到日本以后，在屋顶上安了天线，中国电视台的声音响彻整间屋子。是关注中国老家的发展，还是眷恋普通话的味道？他们宴客的主食是饺子，夫妇俩还为客人表演了一段京味十足的《智取威虎山》。

身份困境似乎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延续下去。就像小泽尽管已经能娴熟地讲日语，可还是会被当做中国人区隔开。保卫大叔的女儿才六七岁左右，当别人问起她的名字时，她很犟地回了一句“我不告诉你“。不想说出自己名字，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应该以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方式出场呢？还是在学校里受到身份歧视，而抗拒这种表达呢？

就算跨越了几代人，群体、民族、国族的身份标签仍死死地打在他们身上，成为别人和他们之间的一道墙，乃至他们心上也自长了一道墙。这和《台北人》里在台湾郁郁寡欢下半辈子的人们，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这都是战争和历史刻在小人物身上的注脚啊。

虽然故事的结局是令人难过的，但电影里时不时穿插一些积极的片段，导演在克制地表达自己对身份、语言的看法。

不懂日语的陈奶奶怎么跟店员交流呢？陈奶奶模仿动物的声音表示自己想买什么肉，店员再回以动物的声音告诉她店里有什么肉。双方在你一声我一声的来往中明白了彼此的意思。

一起帮忙寻亲的日本大叔和陈奶奶坐在园林里的木凳上，互相通过照片和手势介绍自己的亲人，后来陈奶奶又教大叔做手工。两人没说一句话，画面却如此和乐融融。

在这些场景里，当冲破身份的界限后，语言不再是一种障碍，人与人的共处就简单许多。

有意思的是，影片里有一道被特写的食物，我觉得也恰恰是在映射这个问题。食物的名字是豆腐甜甜圈，豆腐做的，甜甜圈的外表，豆腐来自中国，而甜甜圈是西式产物吧，两样东西结合，也可以融为一道美食。

压在我们身上有关政治和文化的“身份”太沉重，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很难跨越，却可以跨越。

陈奶奶千里迢迢要找到自己的日本女儿，小泽一开始对陈奶奶寻亲这件事是感到倦怠的，可后来即使知道自己会丢了工作，她也要请假带陈奶奶去碰最后一丝希望。

身份有阻碍，可爱却绝对不会。

抛开影片本身，再往深里想，当我们在思考身份和国族的问题时，这确定不是一个伪命题吗？

当国共战争中迁徙到台湾的大陆人被当地台湾人指着骂“外省人滚出台湾“，台湾原住民就要问了，难道几百年前你们这些所谓的当地人不也侵占了我们的土地吗？

当日本考古学家热衷于证明其祖先是在上古时期就来到日本，以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时，更多的研究却表明现代日本人基因中占主体部分的是来自朝鲜的移民。

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10万年前，现代人类很有可能就是在非洲大陆集体出现，然后再慢慢向其他地方扩散的。假如这是真相，那他者和我们，究竟又有什么区别呢？

2018年的中秋节，我接到一个电话，是鹏飞打来的，他说《米花之味》刚在奈良国际电影节拿到了观众选择奖。当时我正在前往玉渊潭的路上，打算在那赏月。听到这个消息，不知何种原因，夜色突然变得温柔起来，澄圆又明亮的满月高挂夜空。当时不曾想到，“团圆”会是鹏飞下一部电影的主题，这似乎是冥冥中注定的。

然后，我听闻每届奈良国际电影节都会在当年获奖导演中选择一位，资助他拍摄下一部电影，并提前选为下一届奈良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片。几位获奖导演得先向电影节组委会提交一份剧本大纲，组委会从中选出最优异的剧本，电影最终将由奈良国际电影节主席、日本著名女导演河濑直美监制。

我不知道鹏飞后来是怎么想到“日本遗孤”这个题材的，当他跟我谈他的新剧本时，《又见奈良》的故事构型、主要人物都已经具备了。鹏飞当时构想的故事以“寻找”为叙事动机推动——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二代遗孤接到奶奶来日本找她日本养女的消息，两人在一位日本退休警察的帮助下展开寻找之旅。当然，与这个原初的剧本相比，《又见奈良》最后呈现的内容更加丰富和立体。我没记错的话，当时的片名还叫“再见奈良”。

不出意外，《又见奈良》的剧本被奈良国际电影节的组委会选中了。故事聚焦被忽视的边缘群体——日本遗孤，反思历史遗留问题，探讨非血缘亲情，具有厚重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我想这是组委会青睐《又见奈良》的重要原因。当然，不排除故事将奈良这座城市巧妙纳入其中，对于奈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来说，这属于加分项。

为了创作这个剧本，鹏飞特意跑到日本采访在中日建交后归国的日本遗孤，在奈良当地体验生活，还阅读大量相关书籍。在采访过程中，鹏飞注意到许多有趣的事件和细节，这些素材不少都出现在电影中。比如他观察到，大部分日本遗孤仍然说一口大碴子味浓厚的东北话。有一次，他跟我说，他采访一户在深山务农的遗孤家庭，男主人当时正在屋后的田地干活，女主人在屋里向他喊话“老伴！”，男主人回“嘎哈？”，“家里来客人了。”这些非常生动的日常对话，都成为电影的素材。

三位主演：英泽、吴彦姝、国村隼

体验生活，然后创作和修改剧本，是鹏飞一贯的创作思路。为了拍摄《米花之味》，鹏飞曾花一年时间在云南沧澜的傣族寨子生活，与当地人亲密交流，潜心剧本创作。《米花之味》富有傣族风情的人物和对话，以及当地人在城市与乡村、宗教与习俗间面临的挣扎，都是他亲身体验后观察到的现象。这样，才有了《米花之味》质朴自然、灵动幽默的趣味。电影需要创作者花时间酝酿，然后等待发酵。

由于不少第一代日本遗孤已经离世，即便幸存，普遍也在70岁以上。如果将《又见奈良》的时间放在当下，奶奶的角色便无法成立。出于这种考量，故事发生的时间最终选在2004年，这样选择80岁左右的演员扮演奶奶，才是合适的。时间的前移对影片最后的拍摄提出了严峻挑战——即如何用现实的布景来正切地还原2004年当时的环境？《又见奈良》做了一些模糊化的处理。

《又见奈良》整个项目的运作时间并不长，前后加起来不超过一年。从去年五六月份完成剧本，到筹备剧组，再到确定拍摄时间，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去年十一月份，电影正式开机，全部场景都选择在日本拍摄，拍摄时间前后仅有十九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拍摄，并且全程与日本本土的工作人员合作，对鹏飞和他的中国团队都提出了巨大挑战，这意味着他得适应日本电影人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效率。

好在，《又见奈良》背后的团队阵容堪称强大，延续了《米花之味》的剧组成员。廖本榕是蔡明亮的御用摄影师，再次担纲《又见奈良》摄影师一职；剪辑师陈博文曾参与杨德昌的多部电影，还有荣获十余次金马奖最佳音效的杜笃之、北野武御用配乐师铃木庆一……因为是中日合拍，河濑直美找来了好友贾樟柯一同监制。鹏飞个人的导演才华和强大的幕后阵容，保证了《又见奈良》最后的成色。

《又见奈良》依旧施展着鹏飞过人的喜剧天赋。此前看过几遍《米花之味》，每一次重看都会被电影里富足的幽默与俏皮逗乐，《又见奈良》再次让我坚定相信鹏飞会为中国的喜剧电影带来新惊喜。鹏飞有能力创造新的中国喜剧类型，从而将中国喜剧从相声、小品等依赖语言的喜剧模式中走出来，建构一种仅仅由影像设计完成、并依赖影像推动的新喜剧，这是鹏飞从他心仪的导演北野武和伊利亚·苏雷曼（《必是天堂》）学到的东西。

《又见奈良》第一场酒馆的戏就把我逗笑了。由国村隼扮演的退休警察一雄搭讪在酒馆兼职的二代遗孤小泽（由英泽扮演），一雄说小泽长得像他的女儿，菜做得好吃，小泽回说菜不是她做的，然后正在掌勺的厨师来了一句，“我也像你女儿吗？”这段对话具有十足的鹏飞趣味，瞬间就能把人逗乐。酒馆的戏也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叙事基础：一雄之所以愿意帮助小泽和奶奶（由吴彦姝扮演）寻找“丽华”，原因是他在奶奶身上看到自己的镜像，小泽如同他失踪的女儿，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电影中最让人意外、同时也让人开心畅快的是陈奶奶去肉食店买东西，她与鹏飞扮演的店员上演了一场妙趣横生的“动物交响曲”。由于陈奶奶不懂日语，只能通过拟音和动作表情达意。面对琳琅满目的肉食，陈奶奶只能通过模拟动物的鸣叫来向店员求证是不是她想要的肉食，店员也以同样方式回应陈奶奶。这场不涉及人类语言的“动物交响曲”，将观众抛回了原始的动物世界，意蕴盎然。还有小泽买回螃蟹后，本想犒劳奶奶，奶奶偷偷摸摸地拿去放生，小泽告诉奶奶这是海螃蟹。

可以说，《又见奈良》充斥着鹏飞个人的趣味，他擅长通过一些独具特色的小设计来让电影变得轻松有趣。一雄领着小泽和奶奶寻访当年与他共事的同行，打听丽华的事，同事因为醉酒昏迷被送上救护车。这时，同事的手机响了，丽华的消息很可能就在这通电话中。为了获得电话那头的消息，情急之下的一雄故意让陈奶奶失去知觉，以此转移医务人员的注意力，从而将电话拿到手。

通过文化差异和语言不通创造幽默，还表现在电影快结尾的时候。永濑正敏扮演的聋哑人说他能听懂唇语，奶奶一时高兴，直接用普通话与他交流，结果永濑正敏告诉奶奶，他只听得懂日语的唇语。陈奶奶不懂日语，但在年轻时学过俄语。当小泽的前男友到小泽租下的屋子取回自己的东西时，陈奶奶一时情急说出了俄语。由于俄语“再见”的发言与日语“混蛋”的发言类似，两人在离别时产生了误会。电影快结尾的时候，一雄和奶奶坐在长凳上互相展示合影的场景是全片最感人的桥段之一，两人由于语言不通，只能借助神态和姿势表达自己的意思。这个长镜头通过对称的构思获得了意外的趣味，让人会心一笑。

我想这些桥段会长久地留驻在观众心中，它生成幽默方式不是借助语言，而是通过神情和动作来实现。可以说，文化的差异和语言的不通对鹏飞创造幽默非但不是一种限制，反而成为他潜在喜剧天赋的释放。在摒弃语言的情况下，鹏飞尽情施展他构思妙趣场景的才能，无疑在潜意识中对北野武和苏雷曼两位喜剧老师做出了回应。

日本遗孤的话题是厚重的，寻找养女的故事是哀伤的，但鹏飞可以在厚重和哀伤的生活底色上晕染出源源不断的趣味。鹏飞没有将《又见奈良》处理成一出悲苦剧，通过煽情感动观众，这是这部电影本身很可能走向的基调。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煽情的电影最容易引起关注和热议。但鹏飞天性并非一位悲情之人，《又见奈良》没有被处理成悲苦的电影，反而有了新意。但这并不意味着《又见奈良》中悲伤的情绪没有被表达出来，悲伤被克制后以哀婉的形式呈现。《又见奈良》仍然感动我们，只是感动方式与惯常的感动模式不同。

鹏飞独辟蹊径地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处理厚重的历史题材和悲伤的情感话题。一如《米花之味》，在艰涩的生活底色和落后的乡土环境中，同样能成长出可爱的人和可爱的事。对于《又见奈良》，我们记住了一雄、记住了小泽、记住了奶奶，甚至几位出场不多的配角，他们让我们油然而生一种兴趣，去探索角色在银幕外的生活。他们好似来自现实生活，不会随着电影的结束而消失。这是我看鹏飞电影的感觉：看完还想再看一遍，因为我想再次体验电影里那个有趣的世界。

在评析《米花之味》时，我曾提到“反现实”的概念，来说明一类新电影在表现现实的时候抛弃了向下俯看的视角，以及粗暴对待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事实，转而以一种迂回又超越于现实的方式来回击现实本身。在《又见奈良》中，我们再次见到了这种处理现实的方式。当大多数中国电影都深陷在“卖惨”的窘境，这种“反现实”的技法便愈加显露出其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

同样，《又见奈良》也给予了我构想一类新影像类型的灵感，我愿意称其为“轻影像”。“轻”源自法国哲学家吉勒·利波夫斯基提出的概念。在《轻文明》这本书中，吉勒·利波夫斯基系统阐释了“轻”如何渗透在当下社会各个层面。他认为，在超现代时期（Hypermodern Times）中，随处可见人们对“轻”的崇拜：生活消费、瘦身健康、材料科技、艺术、时尚、建筑设计、家庭与性、政治与思想等一切都越来越趋向于轻。

电影同样如此，“轻影像”伴随着21世纪而来，是未来电影的一种大趋势。鹏飞的电影以其轻松、俏皮的特质，可以作为“轻影像”的代表。我还能想到泰国青年导演纳瓦彭·坦荣瓜塔纳利，他的电影也具有鲜明的“轻影像”特质。至于“轻影像”与我们平时常说的“小清新”有何区别？我想需要专题长文来探讨。如果要选择一位导演来代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电影艺术的发展，我想我会选择纳瓦彭·坦荣瓜塔纳利，他的电影即“轻影像”最佳典范。

【陀螺电影】

2021314，看了《又见奈良》，很多人或事不能相伴一生一世，但伤感却可以地久天长。既是电影里母亲的伤心，也有我们对历史、战争的反思。 导演鹏飞，监制是贾樟柯。电影结尾三人前行的画面，想起《山河故人》片尾涛儿举起双手的留白，故事不一定有起伏，生活不一定有结局。 最喜欢的片段是，佛寺管理员撞响钟声，“钟”本身也有镇定心绪，提示的意味，剧情过半，钟声响起，或许也象征着，我们都该在细碎里有一点清醒，换一种面对剧情和生活的眼光。

由河濑直美、贾樟柯监制，青年导演鹏飞编剧执导，吴彦姝、英泽、國村隼、永濑正敏领衔主演的剧情片《又见奈良》，于3月19日正式公映。电影《又见奈良》讲述了来自中国的陈奶奶（吴彦姝 饰）跨越千里前往奈良，在遗孤二代小泽（英泽 饰）和日本退休警察一雄（國村隼 饰）的帮助下，寻找养女的故事。

自《地下香》开始，演员英泽与导演鹏飞展开了长期合作，其中《地下香》《米花之味》两度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威尼斯日单元，至今也保持着华语片的最多入围纪录，而新片《又见奈良》也先后亮相上海，东京，海南岛等多个影展。

英泽在本片中饰演遗孤二代小泽，为了更好地了解遗孤这个群体，把遗孤最本真的一面展现出来，英泽在演出前就做了大量的功课。一方面，要克服日语台词的压力，在完全没有日语基础的情况下，在短暂的三周时间内掌握基础的发音技巧，努力将日语台词背诵熟练，才能在拍摄现场更好地平衡台词与表演。

另一方面，对于这段遗孤历史并不了解的她，提前阅读了大量的相关图书和影视作品，通过文字与影像了解遗孤的现状，感受他们的心里状态，对这段历史产生共鸣。在开拍前，英泽提前住到影片中小泽的家里，去到她打工的柿子厂和居酒屋体验生活，融入小泽的世界，让自己成为影片中的角色。

英泽在《又见奈良》上海国际电影节红毯

如今，英泽也在不断尝试各类不同的角色，2020年她参演了《山河小叙》《夏至星辰》《雨打芭蕉》等多部影片，尝试更多的突破与挑战，而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她，除了表演以外，也同样拥有转向幕后创作的计划，作为《米花之味》的联合编剧，她也已经展示了自己多元化的影人身份。

本期导筒带来英泽独家专访，走进她意外而独特的从影之路，以及关于正在热映中的《又见奈良》诸多幕后故事。

专访正文

导筒：首先想了解最初是在怎样的机缘下进入到电影行业的？

我曾经的规划是本科毕业之后去美国读法律或者社会政策相关的研究生，未来在国际组织或者金融机构工作。之前大学假期的时候曾经在国外的投资银行机构实习过，也接触过其它类似机构。也正因为如此，感觉从小到大身边的人和环境都差不多，有点厌倦。当时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想一成不变的生活里可以有个变量。

很巧的是有次朋友聚会，我认识了一个北电的老教授，和她的聊天让我产生去剧组工作的念头。后来经过她的介绍，我曾去一个电视电影剧组做统筹工作。家里人知道后虽然挺反对的，但猜测我也就三分钟热度，其实包括当时我自己也这么觉得。那会儿挺叛逆的，想干脆远离家人，去跨国的制片公司尝试一下，就在网上搜到了一个公司，看到这个公司在北京，台湾，巴黎等地都有合作，就想试试。我投了简历，申请制片部门的实习工作，没想到两天后收到制片人的邮件回复，他说介绍我认识一个马上要开机的导演，就是鹏飞导演。

《又见奈良》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导筒：你在欧洲有很长时间的学习经历，在你眼中欧洲的艺术电影或者影展有怎样的发展现状？

英泽：欧洲的艺术电影和影展的发展都很成熟，有很长的历史，观众喜欢的东西也更多元化。相对来说，政府也会支持艺术电影的发展，从制作补贴到艺术院线等支持政策都很完善。

英泽在第7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导筒：你毕业于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并且就学习的是社会政策和犯罪学，简单向读者介绍下这段经历，以及是否对后来从事电影工作产生某些相互的影响？

英泽：当时选择这个学科，和我未来想进入国际组织工作有很大的关系，本身我自己也对这方面很感兴趣。伦敦政经是一个政治氛围非常浓厚也很国际化的大学，我很享受在那读书时的气氛，打开了我对世界的认知，启发了我的思考和辩证能力，也开阔了视野。LSE让我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很优秀的人，虽然现在阴错阳差地做了电影，对我的帮助依然是无穷的。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由韦伯夫妇(SidneyandBeatrieeWebb)、格雷厄姆·华莱斯(GrahamWallas)和萧伯纳(BemardShaw)创建于1895年。LSE是一所专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学，在政商界享有卓越口碑。截至2016年，校友中诞生了18位诺贝尔奖得主（囊括

很多人总是问我说，学的这个跟电影不相关等于白学啊？我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观点。首先我觉得综合素质对于任何行业来讲都很重要，很多的影响不一定是有多直接，但帮助绝对是潜移默化的。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或者说思考方式，势必会影响到我在电影中无论什么具体的工作，也会影响我做事的方法。同样，从事电影工作，也让我更了解自己，打开了新的视野，在之前的经历上，又是一个新的扩充。

英泽

另一方面，更直接和具体的影响，也会体现在个人对电影题材的喜好上。曾经的经历和生活环境让我对国际政治或者社会体制相关的电影题材非常感兴趣，可能未来会直接体现在我个人的剧本创作中。

导筒：2015年的《地下香》开始你与鹏飞导演展开了持续合作，这部作品是关于当代北京底层普通人的故事，而你和鹏飞都在北京生活了很长时间，第一次主演电影作品的感受是怎样的？

英泽：当时非常懵懂，同时还兼任了部分制片工作，感觉一片混乱。和鹏飞导演也没有现在这么默契，相互还不是很了解工作方式，是第一次开始磨合。我记得本来我的角色戏份并不多，主角是两个男性角色，所以压力也没那么大，本来的统筹计划是开机的前10天甚至都没有我的戏份。没想到导演边拍边调整了剧本，我的戏份和表演难度都增大，那时我是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甚至盼着早点结束。当时心里安慰自己，之后再不拍电影了，写在简历里也是很酷的事情。非常幼稚。

《地下香》剧照

导筒：很多内地观众是在《米花之味》第一次看到你在大银幕的表演，为这部作品你也提前到云南进行了长时间的体验生活，如今回想起来，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英泽：因为《地下香》去了国外的电影节，得了奖，国内有人找鹏飞导演拍《米花之味》。但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搬到美国，在进修研究生课程，并没有打算继续拍电影。我一开始听到相关题材，其实有些抵触，我没想到的是，鹏飞导演直接跟着社工组织去了云南的中缅边境生活了半年多，我记得他特别兴奋地给我打Skype, 讲了很多他在当地的见闻，告诉我他这么做的意义，我当时惊呆了，觉得很了不起，于是决定加入他。我记得考完试第二天我就从波士顿飞回北京了，然后就准备去云南。我记得在临沧机场（那是沧源还没有机场）见到鹏飞导演的时候很有意思，他挥了半天手，我完全没认出他，快一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他和当地人看上去差不多，又黑又瘦，手上戴着长期开崎岖山路已经磨损又破旧的手套。

《米花之味》剧照

那是一段全新的体验，我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的经历，太多难忘的回忆，也许这也是拍电影魅力的一部分，不仅让我更了解自己，看到自己更多的潜力和特性，更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也正是因为《米花之味》，我才开始认真考虑从事这个行业。

《米花之味》剧照

导筒：这次你在《又见奈良》中饰演小泽，在开拍之前你对残留孤儿群体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哪些了解？

英泽：我之前只是知道残留孤儿这个群体，但并不深入了解。直到《又见奈良》这个电影的契机，也是鹏飞导演寄给了我一些相关书籍，除了大的历史背景，还有分别从养母角度和遗孤角度的采访资料等等。最触动我的一点是当大部分遗孤长大后选择回到日本时，所有中国养母都选择签字，同意让他们离开，无论内心是多么撕心裂肺的痛。这种伟大，难以用语言形容。

《又见奈良》剧照

导筒：拍摄期间来到奈良这座城市，你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怎样的感受？

英泽：奈良民风淳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的人对我们的拍摄都特别友好和支持，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志愿者来帮忙，甚至给我们做饭等等。景色非常美，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建筑，每天都会给我惊喜，期待新一天的拍摄。我记得跟着剧组复景时走到丽华阿姨的画中那个真实场景的一瞬间，我的眼睛湿润了。

《又见奈良》剧照

导筒：这次表演当中，你需要用用日语和汉语切换进行表演，这有不小的难度，你用了哪些方法来准备？

英泽：我之前日语是零基础。当时准备时间非常紧张，加上日本的工作人员很严谨，要反复推敲来回修改日语的台词。我根本来不及学习语法或者假名，只能死记硬背日语台词的发音，把老师说的话录下来，标注上自己设计的拼音和英文混合音标，反复听和练习。从体验生活到杀青，我没有睡过一个整觉。因为只有把台词练习到不加思考就能脱口而出，才能融入表演。

导筒：你觉得小泽这个角色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她对于这部电影来说，有怎样的作用或意义？

英泽：她像是一个桥梁，联结日本和中国，也是这个临时“家庭”的重要一部分，某种程度上像是弥补了两位老人心中的遗憾。我最欣赏她的韧性，无论生活多难，她面临着歧视，不被接纳，不能融入，还有经济压力等各方面挑战，但她把自己的生活排得满满当当，一直不停歇，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过上更好的生活。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对我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她让我想到一句话，生活要继续，一切向前看。（我最喜欢的影视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是飘里的郝斯嘉，同样吸引我的点是她热腾腾的生命力）。

《又见奈良》海报

导筒：这次你和吴彦姝和国村隼两位前辈的对手戏比较多，聊聊与他们合作的感受？

英泽：两位前辈给我做了很好的榜样，让我开始对表演充满敬畏心。特别感恩遇到吴老师，戏里戏外她都对我帮助很大。尤其是她对我说的那句话: “小泽别怕，我们都陪着你，你最棒。”这就话就是在拍居酒屋那场戏我因为几次口误怕耽误大家时间情绪有些崩溃时她拉着我手说的。后来我拍别的戏遇到什么挫折，想到这句话都热泪盈眶，但充满力量。国村隼老师也很照顾我，知道我的日语压力，经常在现场鼓励我，也不会随机对台词做什么调整。

《又见奈良》剧照

导筒：这次是你第三次主演鹏飞的剧情长片了，这次在日本拍摄，你觉得他在导演工作上相比过去有哪些改变？

英泽：这是我们在前期筹备和现场沟通最少的一次，因为是跨国合作，各自都面对很大的挑战。鹏飞导演非常有大将之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一个人面对和承担，把压力留给自己，从来都是鼓励大家，也从来都是把好消息带给每一个人。

河濑直美与鹏飞

导筒：这次在表演难度上最大的几场戏是怎样的？相比过去的表演，你会有哪些新的提升或自我调节的方法？

英泽：说实话这次的日语表演对我的挑战真的比我想象得大，尤其是现场的一些正常调整，因此难点都集中在有日语台词的地方，尤其是居酒屋那场戏。

反而这次在表演中，我比任何一次和鹏飞导演的之前合作都更投入，信念感也更强。可能是因为题材，因此对手戏的前辈代入感很强，也可能自己也有小小的进步，这是我第一次在表演中不需要嫁接其它真实生活中的情感经验。比如《米花之味》在车里掉眼泪的那场戏，我其实是靠回忆一些我自己生活中的伤心事才做到的。这次我在电影中的所有情绪变化，都是因为小泽。

《又见奈良》剧照

导筒：你觉得《又见奈良》作为一部能串联中日两国从二战开始到当代社会的作品，对于中日两国的观众会有怎样的意义？

英泽：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忘历史，珍惜和平。

导筒：《又见奈良》之后，你还有多部主演的电影将陆续问世，可以向观众们简单介绍一下。

英泽：我在选择角色方面，会希望不重复自己。因此我这两年的拍摄的作品中角色都很不同，有温婉的江南裁缝，泼辣的卡车司机女朋友，救护车司机，民国的上海名媛，还有人格分裂的女大学生。

英泽主演新作《山河小叙》海报

导筒：如今你觉得从事电影工作最大的挑战和困扰是怎样的？

英泽：如何在嘈杂的声音中保持自己，或者说，保持平静。要是其它行业，比如军工之类的，可能一般人也说不出二三。可能因为电影离大众比较近， 总会有人指指点点，给我各种各样的建议／意见，把他们的看法强加在我身上。加上我之前拍的电影所谓的艺术片／文艺片较多，更要去面对很多的不理解和干扰。后来在一些场合，我开始撒谎，避免告诉大家自己的真实工作，节省时间也可以避掉很多无意义的困扰。

《米花之味》剧照

包括电影的表达方式，比如《米花之味》，可能因为导演的留白方式和相对来说，有些开放式的结尾，我总是会被质问电影的中心思想或者所谓的正确答案，“必须有一个”。我很幸运，从小长在一个几代人都特别开明的家庭，他们鼓励我去尝试不同的东西，告诉我世界很大，充满着多元性和无限可能。因此，一开始入行的时候，面对各种声音，我有些不太适应，但现在不会了。

《米花之味》剧照

导筒：上一个问题的延续，是否感觉大众对影视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是不是有一定的刻板印象？

我认为是的。其实《米花之味》上映之后，我在生活中就面对很多质疑。从题材到电影中我的造型，留守儿童题材被很多人在没有看电影的情况下就认定是苦情戏，是说教；戏中我的造型更是被嘲笑，总被人问为什么我拍电影就是要“毁形象”或者“扮丑”。

《米花之味》剧照

首先我不认为涂黑和年龄感的妆容就是“毁形象”，美是多元化的，影视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更不应该被局限。包括这次的《又见奈良》，因为拍摄的是2005年那个时期，那个时候日本流行女生把前面的头发梳光，压平，让整个额头露出来，我也会被经常问到为什么导演不能让我有个更蓬松的发型，更“好看”一些。

《又见奈良》剧照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观众可以拥抱多元性，对美的定义不再局限，看到女性除了外表之外的更多可能和力量。

导筒：之前你在《米花之味》还参与了联合编剧的工作，在之后会否有更多参与电影幕后创作的打算？

英泽：我其实不拍戏的时候，独立尝试写了一个电影长片的剧本，可能还不够成熟，希望有一天自己有机会可以把它拍出来，我还需要一定的积累。

《米花之味》剧照

影片《又见奈良》正在院线公映中

文 | 乐一狸

中日合拍电影，总绕不过战争与和平。

年初备受期待的《唐探3》，案件的终极悬念落在长泽雅美饰演的小林身上，她是开拓团归国者的后代，开拓团是影片所有悲剧的起源。

二战时，由日本农民组成的开拓团前往中国东北定居，在1945年日方无条件投降后，大多遣返日本，被称为“归国者”。

这些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日本孩子回到原籍，反而无法适应故土的生活环境，从而引发了一个家族数十年的痛苦。

在《唐探3》这样一部合家欢的悬疑喜剧中，开拓团这个特殊人群作为行凶的原动力，在情境上难以匹配爆米花电影的欢乐气氛和快节奏。

受限于商业电影的篇幅，陈思诚也没能将二战后的历史背景和人物遭遇作充分的铺展，许多观众因不熟知这段往事而给电影打了低分。

电影背景知识的缺位，观众与创作者知识结构不对称，导致阵容豪华剧情繁复的《唐探3》口碑与票房严重撕裂，前两部佳作积攒的影迷，在这一部出现明显的分化。

这是陈思诚对大众历史素养过高预判的失误，更是观众对内涵丰厚的作品无从共情的审美之憾。

《唐探3》上映一个月后，另一部讲述“二战”日本开拓团的同题材影片《又见奈良》默默上线。

在无流量、无特效、无营销、低排片的清水春季档，《又见奈良》意外地获得了7.5的高分，口碑仅次于贺岁档冠军《你好！李焕英》。

作为同题创作，《又见奈良》在情节完成度、情感烘托、艺术呈现上，都弥补了《唐探3》的遗憾。

这部由中国导演鹏飞执导的电影，全程赴日拍摄。

曾在《北京遇上西雅图2》《相爱相亲》《流金岁月》贡献了神级表演的“国民奶奶”吴彦姝，扮演一位赴日寻亲的中国养母——陈奶奶。

影片在开头用动画方式，介绍了“二战”期间来华“开拓团”的历史背景，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东三省留下大量遗孤，1972年两国恢复建交后将遗孤送返日本的历程。

宏阔的历史背后，是高光之下的个体阴影：

返乡的“开拓团”子女，并未像他们父辈赴华出发时那般风光。

反之，在战争的余波和历史的遗骸之下，从人生半途折返异国的“归国者”们，反而比同时代平民面临加倍的清苦与不适。

相比《唐探3》的绚丽和炫技，《又见奈良》以文学化的节奏和镜头语言，呈现出一个与现实时空步调一致的奈良。

初到奈良的陈奶奶语言不通，寄住在另一位“归国者”的女儿小泽（英泽饰）家中。

小泽带着对父辈身世的好奇，同时为挣脱自己事业爱情失意的现实困境，向陈奶奶伸出了援手。

陈奶奶的养女丽华1994年回到日本，数年后音讯全无，只留下寄回中国的几封地址各异的信件。

在“丽华去向”这一大悬念下，影片通过陈奶奶异乡人的视角，还原了今日奈良的时代氛围和社会人情。

作为电影主题和创作客体，归国者们的现状，是影片重点展示的人群：

除了陈奶奶去向未明的养女丽华，还有导演鹏飞客串出演的归国者协会会长，山中方言岛的东北一家人，以及聋哑的荒庙守门人——

他们无不是在中日两种土壤和文化背景中夹生的孤独一代，远离上一辈的亲族网络，无法融入下一代的思想解放与现代性。

人到中年，带着“双重异乡人”的身份，被剥离熟悉的中文环境和生活习惯，回到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的故乡奈良，拿着最低廉的收入，以疏离、卑微和沉默的高龄步调，踽踽度日。

归国者们像影片开头陈奶奶在湖边放生的海蟹，原以为找到了血缘的本初，却因“外来身份”“思维差异”等水土不服因素，不得不直面凶险难测的末日。

残酷的现实生活之外，影片还隐隐勾勒出今日奈良的大环境。

少子化的老龄社会，被高速城市化抛弃的寂静乡野，进一步为故事主线渲染了空旷、阒静、缓慢的时代节奏。

品酒会上退休户政官的电话寻人，豆腐店老板好客的知无不言，用钟声送别和祝祷访客的寺庙护院，都是落后于城市化进程的奈良县中稀缺的人情珍贵。

如果隐去游移的摄影机，观众仿佛在跟踪一部正在发生的新闻纪实片。

每一个小人物的闪现和疾隐，真实折射出关西奈良县缓慢的时间推演和质朴的乡土情结。

日本国宝级演员国村隼饰演的退役警察一雄大叔，原本并不认识丽华，寡居的他无从排遣寡淡的退休生活，谎称见过丽华，对陈奶奶和小泽伸出援手。

这个寂寞又略显多情的老头儿，借助打听陈奶奶母女的书信和往事，抚慰自己对去世老伴儿和远居东京的女儿的思念。

一雄大叔是典型的老龄化乡村社会中的日本老人形象。

他抵触科技和城市的高速发展，却对这一时代进程无可奈何，只能借由“多管闲事”来发挥余热，自证余生残日的些微价值。

电影在疏淡和压抑的步调中，用几处幽默和温情笔触，化解了主题的哀痛。

不懂日语的陈奶奶，在面对肉店店员时，模仿牛羊猪等动物的叫声，示意自己想买的肉类；

当小泽的前男友上门取物，陈奶奶情急之下蹦出自己唯一所会的外语——俄语，让观众啼笑皆非。

寻人落空的归途中，一雄大叔接到退休老警察的电话。

原来丽华在四年前已去世，多次血缘鉴定失败，让她在生命最后的时光被近亲视之敝屡，无法在故乡生根，终以日本社会新闻版常见的“在陋室死亡多日才被发现”作为谢幕。

直到最后一刻，丽华也没能等到确切的血缘鉴定结果，多亏一位好心的律师帮忙，才得以在死后恢复日本人的身份。

以丽华为代表的“归国者”群体的遭遇，就像陈奶奶随身携带的照相机，一路追索，一路记取，偶然揭开后盖，才发现内里并未预置胶卷：

历史的错位与哀痛，只能以个人史为载体，在陈奶奶这辈亲历者脑海珍存，而当一代人灰飞烟灭，真相便化为真空，似浪平无波。

得知丽华人生结局的小泽和一雄大叔，不忍将真相告诉陈奶奶，此时恰有另一“疑似”丽华的归国者前来联络，三人便继续驱车跨县寻人。

拖延和隐瞒犹有竟时，但两人选择继续陪伴陈奶奶寻亲，似在各自搁浅的生命滩涂上，用最后一搏赌一把蜃楼奇迹。

彻夜的赶路，让三人在破晓时目睹了一场乡间法事。

人头攒动的祭典上，他们在激情鼓点与悠悠篝火中找寻一个并不存在的身影。

看似自欺的行为，却点染了三人心中久蛰不鸣的希望，像明知神祇缥缈却长舞不息的信徒，沉溺于颓寂人生中少有的庄严与火热时刻，用以自证“活着”的转瞬与永恒。

影片在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的衬托下落幕。

画中三人在日本未醒的村庄街头行走，画外音是丽华刚回到日本时，写给母亲报平安的书信。

惯看人生长路的陈奶奶，最后大概悟到了真相，她始终保持沉默，对这他乡萍水相逢的温情，报以无言的恭敬和感激。

所爱隔山海，真情见奈良。

漫天烟花和黎明星光，都将散去，夜幕下短暂的凌空绽放，只为在亿万年间须臾交错的真情，得以彼此照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