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克

复古的黑白影调的确可以将其看作一部迷影作品，更不用说富有年代感的字体与“烟圈”，然而对于我来说，片中的迷影情结不止于此，还在于编剧与导演之间微妙关系的探讨。奥逊•威尔斯给予曼克充分的创作空间，以至于这位导演在创作生涯最为重要的作品时只与编剧见了一面——以不欢而散告终。作为当世重要的顶级导演，自始至终以作者身份闻名，大卫芬奇在创作生涯中却罕见地不担任编剧一职，其对于合作编剧的重视程度也不禁令人怀疑他是否认同“导演中心论”。相比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的奥逊•威尔斯——大众认知中造就这部经典的第一推手，在电影中大卫芬奇似乎更为认可曼克扎实而卓越的剧本，对于《公民凯恩》的诞生所做出的贡献，是与威尔斯旗鼓相当的。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好莱坞作者导演，以其自身所能笼络到的一切资源，拍了一部为黄金好莱坞编剧正名的作品，这真的太有趣了！

黄金时代制片厂顽固与保守以及好莱坞作为美国政治风向的晴雨表也是本片的另一大主题。欧文·萨尔伯格、路易斯·梅耶以及赫斯特联合剪辑反厄普顿·辛克莱的虚假新闻短片足以说明问题。 作为社会主义党州长候选人的厄普顿·辛克莱以民主党的名义参与1934年竞选，他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纲领：“加州消除贫困计划” 无疑是好莱坞制片厂体系下的大亨们所避之若浼的。路易斯·梅耶剥削克扣底层剧务工人的虚伪嘴脸到现在依旧无法释怀，如此这般大资本家们，岂能允许一个“赤色分子”动他们的奶酪？有意思的是，厄普顿•辛克莱1927年出版的小说《石油!》所批驳的，恰是这样一批白手起家的新贵们的黑金底色与原罪，在2007年被保罗•托马斯•安德森改编为电影《血色将至》。政治斗争这一条线也许很多人看得云里雾里，因为它与曼克的创作过程似乎并无太大关系。个人认为这是曼克心性转变的一个重要截点，与欧文·萨尔伯格、路易斯·梅耶的政治斗法失败，对于这样一个秉持左派立场、帮助战时犹太人的高道德要求的知识分子来说，好莱坞作为自由价值观的堡垒已如同幻影。曼克是那个时代好莱坞大部分“发动机”的缩影：颇有天赋，心怀天下，倜傥风流但又保有自我的理想信念，单凭肉身难以与庞大的制片厂体制斗争，到头来唯一能够掌握的只有作为编剧的那杆笔。这也解释了影片中后段曼克的疲态尽显以及对《公民凯恩》这一剧本的孤注一掷、痛苦挣扎。

路易斯·梅耶

整部电影，如果说有一条主线的话，那么根据前期宣传的风向来说，应该是曼克怎么样完成《公民凯恩》剧本的。然而在电影近半时分，曼克已经初步完成了剧本工作。显然，大卫芬奇的野心绝不仅仅只是拍一部“致电影的情书”以在颁奖季大杀四方，而是试图以高强度的信息量帮助观众还原 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的同时，为曼克这一传奇编剧注入《公民凯恩》的气质。Rosebud是什么？是一种难以言说却从未把握亦或拥有什么的情愫。《末代皇帝》中，溥仪被进京的官兵喝令离开紫禁城，相比心急如焚的随行的妃子奴才，他并未显露出丝毫的愤怒亦或低落，只是将情绪藏在茶色墨镜后。但观众同样能够感受到此刻的溥仪如此地孤独、无助，就在于他手中紧紧攥着的那颗网球。这是一个生来便被支配、底色悲凉的人所能做的唯一——仅仅只是握住那颗小小的网球。很主观地说，《末代皇帝》中那颗网球，便是Rosebud。而对于曼克来说，Rosebud是曾经的的信念、理想，是一位美国公民，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于Decent一词的全部想象，即使肉身早已堕落腐朽。进入21世纪，真正能够被称作是“这个时代的《公民凯恩》”的作品，我想有两部：《血色将至》《狐狸猎手》。无论是丹尼尔、杜邦、曼克，他们的一生都在追逐属于自己的“黄金”，他们都缔造了属于一个时代的传奇，然后亲手将其毁灭。三部影片，以不同风格，都将美国梦重重地摔在地上，让精神与肉体砸得稀烂，释放魅惑的酒神精神与生命能量。

赫斯特

在这个没有神话的年代，他以酒神精神对抗奥逊•威尔斯、对抗制片场、对抗光怪陆离的时代，所著不朽值得一部公民凯恩式的电影大书特书。

去年这个时候马丁·斯科塞斯的《爱尔兰人》成为了热门的话题谈资，最终拿了10多项奥斯卡提名，风光一时，尽管最后输给了《寄生虫》。不过，今年Netflix的王牌没有去年压得好，显然，大卫·芬奇和马丁·斯科塞斯都不属于奥斯卡青睐的导演，从他俩在奥斯卡获奖的情况来看，他们的作品更受影评人所喜欢。如果说去年的《爱尔兰人》保持着老导演创新求变的技术尝试，那么今年这部《曼克》则属于模糊了导演本色的老气横秋之作。

电影讲述的是影史经典之作《公民凯恩》的诞生过程，借传奇编剧赫尔曼·曼凯维奇的目光，展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众生相，同时对好莱坞明星和片场制度进行一番讽刺和批判。首先，这个出自芬奇父亲之手的剧本相当老派，就是经典好莱坞年代那种一板一眼的人物刻画。没想到的是芬奇选择用同样老气横秋的方式拍出来，不免令人哈欠连连。没有了芬奇以往那些炫目的视听风格，只剩下枯燥的打字机声响营造创作的焦虑感，以及工整无趣的闪回设计扰乱叙事时空，这远远逊色于芬奇巅峰期的美学魅力，越看越像是熟手工匠的行货。

除了这个不适合芬奇风格发挥的剧本外，影帝加里·奥德曼的演绎也没有太多惊喜可言，全是他过去演绎人物时用过的表演方式，在这个玩世不恭的人物身上看不到突破，从他今年在颁奖季的战绩来看尤为明显。最让人着迷的是极力模仿出好莱坞黄金时期的美学风格，美术、灯光、布景设计还原出一派梦幻色彩。选择用黑白影像来呈现大萧条时期的洛杉矶风貌，不失为一种有效而精炼的手段。而剧中关于州长选举的情节恰好碰上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形势，民主、共和两个党派的争斗、候选人和选民的趋炎附势，不免嗅出影射当下的现实意味。而对主人公理想主义一面的刻画，更代表着好莱坞左翼精英的一贯立场和观点，在眼下这个政治分歧空前对立的年代里，不免令人有唏嘘的感慨。

作者：罗比·科林，影评人2020年11月14日 - 6:01AM

1999年《搏击俱乐部》首映一个多小时后，大卫·芬奇溜到外面透透气。当他残酷暴力的黑色喜剧被选入威尼斯电影节时，导演并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但无论梦中的情景是什么，都不是现实中的样子。早早就有人开始退场，且逐渐变成成群结队地离开。仅有还在笑的观众是他的男主角布拉德·皮特和爱德华·诺顿——虽然平心而论，两人事先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第一篇非公关影评曾将芬奇的电影描述为 "对个人体面难以承受的攻击"，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而电影节观众明显也没有表现得更热情。

"每个场景落地时的铿锵声都变得太过强烈了。"现年58岁的芬奇在家中通过Zoom告诉我。他回忆说，当时他坐在外面的台阶上 看着一群令人厌烦的老年妇女走过，"每人都穿着至少一件有豹纹的衣服，就像《毕业生》里的六个安妮·班克罗夫特" 其中一个显然认出了这个从美国来的可怕之人，对同伴们发出嘘声，同伴们看过来，全都摇了摇头。"那时我就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他自豪地笑了。

芬奇最新电影非常精彩——自2014年《消失的爱人》以来他的第一部电影，它不太可能引起许多观众暴走回家，那是因为他们看的时候已经在那里了——《曼克》是一部Netflix出品的影片，它拍摄于疫情发生前，但剪辑、打磨和上线都在封锁条件下进行。它以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为背景，以银幕单色拍摄，讲述了《公民凯恩》剧本背后的政治诡计和个人恩怨：这部电影于1941年上映，至今仍被广泛认为是最伟大的电影。《曼克》的主角英雄不是奥森·威尔斯，《公民凯恩》的年轻导演和明星（上映时他才25岁），而是加里·奥德曼饰演的赫曼·曼凯维奇，一个狂热的天才编剧和无可救药的赌徒酒鬼，由威尔斯请他来代写剧本。

《曼克》自身的剧本是芬奇已故父亲、记者杰克·芬奇（2003年去世）写的，他从小就培养了儿子对电影的热爱。"并不是说他设定了这样的课程，而是他告诉我，'听着，如果你要看《西部世界》或者《万能金龟车》，你必须用好的东西来调剂'，"他笑道。《奇爱博士》和《2001：太空漫游》就在早期的启蒙电影之列，但《公民凯恩》是巅峰之作。"当我告诉他我要在学校里看的时候，他就说：'准备好看之后和我一起讨论吧，因为这才是最好的。”

当杰克60岁退休时，他决定要自己写一部电影，于是向他的儿子寻求指导，当时大卫·芬奇已经20多岁了，作为麦当娜最喜欢的音乐视频制作人，他正在磨练自己技巧。(《Vogue》和《Express Yourself》是芬奇的两部MV代表作）大卫建议以《公民凯恩》背后曲折的编剧故事作为题材，在父亲开始工作的同时，他去Pinewood工作室拍《异形3》——这个过程本身就不是很顺利。

"当我回来的时候，他写的剧本有很多关于这个狂妄的年轻导演践踏他的合作者的内容，我当时就想，'等一下，事情没那么简单！'"他笑道。"即使他们把王国的钥匙给了一个25岁的年轻人，也要让所有的部队朝向同一个方向。"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杰克不断修改剧本。90年代末，大卫向各家电影公司兜售剧本，其中有一位大牌明星就是凯文-史派西，他曾和大卫合作过《七宗罪》，后来还在《纸牌屋》中重聚。但芬奇坚持要用符合时代特征的黑白影像来拍片始终是一个交易的障碍。当2002年杰克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时，他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无法活着看到这部电影的制作。

直到去年，芬奇在打磨完他的连环杀手剧《心理猎人》第二季后，他受到Netflix的邀请投出一个新项目，《曼克》才进入可行的领域。流媒体服务准许了每一个特质化的细节。从让演员们以1930年代发音清晰的风格进行表演——芬奇称之为"'知道你的台词，不要打翻家具'的演技派"，到场景之间的渐变到黑通过在录影棚真实关灯来复制。完成后的项目是惊人的——一个个人的悲剧，一个好莱坞的谜团，以及对权力和娱乐之间令人不安的美国契约的控诉。当我问到芬奇认为他的父亲会对这部电影有什么看法时，他笑了。"他会认为我们对威尔斯太客气了。

加里·奥德曼饰演的赫曼·曼基维茨在《曼克》中的一幕 来源：Netflix

由于之前只和别人创作的剧本合作，在编剧与导演的观点冲突问题上，芬奇深有体会。"《公民凯恩》的功劳到底是威尔斯还是曼凯维奇应得的居多？"他问："我根本不关心。他们是否把对方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毫无疑问是的。你总是怀着最好的愿望去斗争至死的。"

Netflix让芬奇拍《曼克》也在情理之中。正是他2013年为他们拍摄的政治惊悚剧《纸牌屋》才一手确立了流媒体作为让那种成熟、复杂的故事得以存在的媒介，而这种故事在2000年代好莱坞的垄断经营的淘金热中早已被抛弃。他是否担心自己在Netflix崛起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可能会为老式电影院的衰落铺平道路？

"仍然没有什么比看到幕布打开，700到1200人一起分享一部伟大的电影更好，"他说。"但这已经很久没有成为我的体验了。你知道，现在是，'请你把它关掉好吗？'或者，'我能请你别说话吗？" 至于技术上的考虑， "我对Netflix品控的印象比其他任何电影公司都要深刻。每部电影都是为了让人在45英尺的范围内观看吗？说实话，不是。我们在《消失的爱人》的画面上花了很多心思，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家里的65英寸屏幕上看这个故事，我也是没问题的。"

此外，他继续说，当初是电影公司让出了地盘。"我们目前的现实情况是，五家大片厂"——这是一个狡猾的教父噱头——"不想拍任何不能让他们赚到10亿美元的东西。他们都不想做中等价位有挑战性内容的生意。而这恰恰是我所做的电影。流媒体人所做的，是为那种真正反映我们的文化，并与大的创意搏斗的电影提供了一个平台：关键在哪儿，在于人们对什么感到焦虑和不确定。这些都是五年前就已经死掉的电影。"

差不多六年前，改编自吉莉安·弗林引人入胜的人气小说《消失的爱人》对芬奇来说就像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出逃。"如果不是我们指出这本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的位置，就不可能拍出那种不和谐、令人煎熬结局的电影。

不过芬奇仍然认为，即使在我们这个大片至上的时代，电影公司仍然会从思想驱动的电影中获取灵感。"之前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有机会凭借《小丑》获得比《黑暗骑士》更大规模的成功，"他说。"我不认为有人会看了那些材料，然后想，'是啊，让我们把《出租车司机》特拉维斯·比克尔和《喜剧之王》的鲁伯特·普金合二为一，然后把他困在精神病患者的背叛中，并以10亿美元的价格兜售。"

布拉德·皮特在《搏击俱乐部》（1999年）中 来源： Moviestore Collection / Rex Feature

“我们能在1999年拍出那部电影，在我看来，仍然是一个奇迹。”

他将华纳兄弟早期对《小丑》的奥斯卡公关重心与福克斯公司早期放映《搏击俱乐部》时的抽血式恐慌情绪进行了对比，"事后电影公司类型的人普遍认为，'我们的职业生涯结束了'。我们能在1999年拍出那部电影，在我看来，仍然是一个奇迹。"

另一方面，对于《纸牌屋》而言，Netflix的数据算法一直表明该剧会深受订阅者喜爱，尽管该剧一开始很难得到普遍的高度评价。"人们都说，'华盛顿不是这样工作的! 大家都被吓傻了!"他记得。在制作开始之前，他和这个剧集的创作者Beau Willimon "在华盛顿花了一个夏天的时间，只是去餐馆，偷听谈话，并从他们那里窃取信息。人们说，'这已经沦为最明目张胆、最愚蠢、最明显的......'我当时想，'那是逐字逐句的。”

不过现在呢？2017年，史派西被指控性骚扰，虽然后来指控被撤销，但他被写进了该剧的最终季。芬奇是否觉得这段丑闻玷污了它的遗产？

"我真的不知道，"他说。"我的意思是，我对《曼哈顿》——1979年伍迪-艾伦拍摄的关于一个42岁作家和一个17岁女孩之间的浪漫故事——有好感，"这是一部被时间玷污得难以置信的电影。但从纯粹的电影角度来说，你知道，我很难......" 他断断续续地解释说，他一直在为一部以取消文化为主题的迷你系列剧想主意，这部剧记录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名人曝光后的后果。"它的核心是关于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衡量道歉，"他阐述道。"如果你给出了一个真正发自内心的道歉，却没有人相信，那么你是不是根本没有道歉？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但我们生活在一个麻烦的时代。"

芬奇会是就这些问题进行谈判的理想电影人。毕竟，正是他在1995年以《七宗罪》先发制人，抢占了全球情绪黑暗的先机——这部充满阴霾、令人绝望的新黑色电影，奇迹般地成为当年票房第7高的电影。"《七宗罪》能赚到那样的钱，对我来说，就像对那些为它买单的人一样，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说。"但美妙之处就在于我们坚持了下来。" 他愉快地回忆起与制作公司和美国电影协会——美国审查委员会——就影片中精心设计的残忍谋杀案进行谈判，我们实际上都没有看到这些谋杀案的发生。

"一切都在影射中，"他说。"能够对美国电影协会说：'好吧，我们没有展示出来，我们只是谈论它。如果你看到了，那也只是在你肮脏的小脑瓜里'。没有其他的艺术形式能让你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有机会接触到别人的整个大脑。而你给观众看的和他们所体验到的之间的空间是整个交易中最有趣的部分。"

《曼克》12月4日在Netflix上线

The Telegraph专访原文链接：

David Fincher: film studios 'don’t want to make anything that can’t make them a billion dollars'

一部讲述《Citizen Kane》制作背后的故事的电影—光是这一句介绍就会让包括我在内的好多影迷对这部片子分外期待，更不消说是David Fincher导的片子。他的片子不能说都很喜欢，但至少是质量保证，结果《Mank》真的很劝退。

技术层面没得说，那种老电影的质感把握的非常好，黑白对比度确实有Orsen Welles当时的味道，但是剧情实在是太让人难以投入了。首先Mank这个角色就让人不知如何是从，不知该喜欢还是该厌恶，但其实是产生不了任何情感投入，即便是Gary Oldman扮演的。他莫名卷入的这场政治漩涡也令人摸不着头脑，估计要做大量的背景研究才能看明白，而Fincher本可以专注在电影这方面的，光是著作权的争夺应该就能拍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另外，Fincher电影的又一个标志就是密集的对话，而这部电影里面不仅密集，还非常难懂，不懂的词一大堆，以前的Hollywood的人真的都这样讲话的吗？

电影当然不需要一味降低自己取悦大众，但也无需刻意把自己和大众拉开距离。从某种程度上，《Mank》确实很像《Tenet》，想法跟概念很好，却是个情感的空壳。

《曼克》作为一部讲述《公民凯恩》制作过程的网飞剧情片，人物以好莱坞编剧、制片厂高管等为原型。以下是他们的真实面貌。

米高梅高管路易斯·B·梅耶（Arliss Howard饰演）和欧文·G·塔尔伯格（Ferdinand Kingsley饰演）在《曼克》中 图源：网飞

作者：Nicolas Rapold

来源：《纽约时报》

2020年12月4日

虽然片名只是一个名字，但大卫·芬奇的《曼克》却囊括了好莱坞黄金时代的一众风云人物。这部深入好莱坞幕后的剧情片以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赫曼·J·曼凯维奇（加里·奥德曼饰）创作《公民凯恩》的狂飙历程。

这个任务对曼凯维奇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而编剧导演主演奥森·威尔斯（影片中由汤姆·伯克饰演）也凭借他电影处女作的艺术性，摇身一变成为电影制作人的第一梯队。正如《泰晤士报》在1941年首映时对《公民凯恩》的赞誉。"它差不多是好莱坞有史以来最轰动的电影"

《曼克》将《公民凯恩》与其在好莱坞和政治上的灵感联系在一起。闪回追溯了这位傲慢的作家在片厂写作室和媒体大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的庄园里聚会的步伐。

曼凯维奇是一个来自纽约的酒鬼移民，他曾是一名记者，也是阿冈昆圆桌会议的成员，但他在片厂的社交圈里活动，与编剧、制片人和高管们交换意见和赌债。赫斯特和他的情妇、女明星玛丽昂·戴维斯也享受着曼凯维奇的犀利陪同，但这位千万富翁的财富和影响力让作家的脑子里有了创作灵感，友情就此泡汤。

《曼克》中的故事就是如此，它还补充了一些关键的政治背景：1934年历史性的加州州长竞选，涉及社会主义作家厄普顿·辛克莱。以下是影片中一些真实的角色：

威廉·兰道夫·赫斯特

赫斯特(查尔斯·丹斯饰演)将家族在采矿业的财产转化为一个横跨美国的媒体帝国。到了20世纪初，他的流行报纸以黄色新闻（并非色情报道，指夸大其词耸动性的报道）著称，影响了西班牙和美国战争等世界性事件。赫斯特还参加过竞选，在国会中代表纽约州，但在纽约市长、州长和民主党总统提名的竞选中失败。《公民凯恩》中威尔斯饰演的查尔斯·福斯特·凯恩的崛起和孤独的堕落，借鉴了赫斯特巨大野心和财富的故事，包括他在加州圣西门尚都般的庄园——这是《曼克》的一个关键地点。当雷电华试图发行《公民凯恩》时，赫斯特（当时他已经转变为更保守的观点）在他的代理人的帮助下，展开了一场残酷的运动，以阻挠其广泛发行。

玛丽恩·戴维斯

真实的玛丽昂·戴维斯大约在1930年。她是一个喜剧演员，但赫斯特希望她在严肃戏剧中扮演角色. 图源：General Photographic Agency/Getty Images

戴维斯（阿曼达·塞弗里德饰演）至今仍鲜为人知，她一直被认为是《公民凯恩》中查尔斯·福斯特·凯恩的音痴二太太的原型。事实上，戴维斯是一个迷人的喜剧演员（作品有《戏子人生》、《小可爱》），她热衷社交活动，赫斯特虽然在经济上通过他的新闻帝国狂热地支持她，却固执地想让她出演严肃剧情片。戴维斯在1937年（40岁时）选择了退休，不久后在赫斯特的财富下降时帮助对方，两人一直在一起，直到赫斯特1951年去世。戴维斯与曼凯维奇之间的关系非常愉快，并没有因为《公民凯恩》而破坏两人的友谊。

约翰·豪斯曼

在纽约，豪斯曼（Sam Troughton饰演）曾将威尔斯的创造性作品作为联邦剧院项目的一部分上演。后来两人共同创办了水星剧院。豪斯曼为水星剧院的广播节目接受了做曼凯维奇编辑的委托，在《曼克》中，豪斯曼与威尔斯合作为曼凯维奇创作《公民凯恩》提供住所和补给。豪斯曼因此成为了长达数十年的剧本功劳拉锯战中的明星证人，曼凯维奇和威尔斯都因为《公民凯恩》获得了奥斯卡奖。与威尔斯合作后，豪斯曼制作了尼古拉斯·雷、文森特·明奈利和约瑟夫·L·曼凯维奇（赫曼的弟弟）的电影。后来，豪斯曼又因为表演获得了新的名声，他在1973年的电视剧《力争上游》中饰演一位法学院教授，获得了自己的奥斯卡男配角奖，在随后改编的电视剧中他同样扮演了这个角色。（是的，他就是史密斯·巴尼广告中那个称赞用老式方法赚钱的人）。

路易斯·B·梅耶

梅耶1943年，他是好莱坞黄金时代最冷酷无情的片厂负责人之一 图源：美联社

梅耶（阿利斯·霍华德）在一个冷酷无情的制片厂领袖时代统治了米高梅。从卑微的游乐场起步，梅耶帮助好莱坞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拥有葛丽泰·嘉宝和克拉克·盖博这样的明星，以及《绿野仙踪》和《雨中曲》这样的经典作品。曼凯维奇以编剧的身份进入米高梅公司工作，却因戒赌失败而失去了这份工作。据说，他在一次赌博中靠前下注时抬起头来，与他即将成为前任的老板隔空对视。在《曼克》中，这位威风凛凛的米高梅掌门人对他的数千名员工扮演着仁慈的元老，并在赫斯特和弗兰克·梅里安（1934年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反对厄普顿·辛克莱）的背后投入了他的支持。来自乌克兰移民家庭的梅耶堂而皇之地宣称7月4日（美国国庆日）是他的生日，这个细节包含在《曼克》中。

本·赫特

赫特（杰夫·哈姆斯饰演）为《美人计》和《疤面煞星》写了剧本，还与人合写了剧本《满城风雨》（还有包括《女友礼拜五》在内的多部改编作品）。赫特来自曼凯维奇曾经经常光顾的纽约社交圈，曼凯维奇给他的朋友发去电报，发出了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好莱坞邀请："这里有上百万美元等着人去抢，而你唯一的竞争对手是一群白痴。"在《曼克》的一个群戏场景中，赫特和曼凯维奇加入了一个由合同编剧组成的编剧会议：百老汇喜剧天才乔治·S·考夫曼、幽默家S·J·佩雷尔曼，以及两位赫特的合作者，他的《满城风雨》合作编剧查尔斯·麦克阿瑟和年轻的查尔斯·勒德勒，他是玛里恩·戴维斯的侄子。这群人向派拉蒙制片人大卫·O·塞尔兹尼克和"乔"·冯·斯特恩伯格献计献策——本·赫特为其创作了先锋黑帮故事《地下世界》的导演。

约瑟夫·L·曼凯维奇

约瑟夫·曼凯维奇(汤姆·佩尔菲饰演)导演了《彗星美人》、《赤足天使》和《埃及艳后》，以及其他无数的编剧或制片人作品(包括《费城故事》)。他也恰好是赫曼的弟弟，虽然赫曼帮助他在好莱坞起步，却是约瑟夫在好莱坞的星空中获得更大更稳定的名声。他后来获得了四项奥斯卡奖——《三妻艳史》和《彗星美人》的导演和编剧各获得两项。然而，曼凯维奇兄弟却有着共同的成长经历，他们的父亲弗兰茨是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是一位严谨的父亲。

欧文·G·塔尔伯格

塔尔伯格在一张未注明日期的照片中。他在20岁时经营环球影业，并在24岁时共同创办了米高梅公司 图源：美联社

塔尔伯格（费迪南德·金斯利饰演）在24岁时与路易斯·梅耶共同创立了米高梅公司（20岁时经营环球影业公司）。他被恰当地称为好莱坞的"男孩奇迹"，于1936年英年早逝，他监制了数百部电影，并取得了令人敬仰的成功。在《曼克》中，他与梅耶一起挥舞着权力，并冷酷地试图迫使曼凯维奇与电影公司支持梅里安竞选州长的做法保持一致，而作家则抵制这种努力。塔尔伯格确实制作了假新闻片，声称要塑造反对梅里安的社会主义对手厄普顿·辛克莱的普通人形象。奥斯卡影迷都知道，后来学院设立了"欧文·G·塔尔伯格纪念奖"来表彰后来表现卓越的电影制作人。

厄普顿·辛克莱

辛克莱(比尔·奈饰演)是著名的肉类包装揭露书《屠场》的作者。(他的书《石油》被改编成电影《黑金企业》）。此外辛克莱还竞选州长，在他的“终结加州贫穷”的平台上进行竞选，提出的建议包括建立合作社网络。在1926年和1930年的竞选热身失败后，这位畅销书作家在1934年的第三次尝试中获得了80多万张选票，在一个从大萧条中挣扎的州里倡导社会主义政策。最终他输给了梅里安，梅里安得到了部分由梅耶协调的负面竞选活动的帮助。《曼克》聚焦辛克莱发表的一次立场演说，甚至吸引了曼凯维奇的注意，他有一瞬间被震撼得沉默不语。

原文链接：Who’s Who in ‘Mank’: A Guide to the Real-Life Players

由大卫·芬奇执导的黑白电影《曼克》（Mank）近日已在流媒体平台网飞（Netflix）正式上线。这位曾经执导《十二宫》《七宗罪》《搏击俱乐部》《社交网络》等众多杰作的导演此前曾表示，《曼克》本应在理想状态下成为他的长片处女作，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真正如愿，直到近段时间网飞注资，才使他真正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不过光阴流转，《曼克》已经是他的第十一部长片了。

芬奇之所以对《曼克》念念不忘，一方面是因为其故事所讲述的人物——赫尔曼·曼凯维奇（Herman J. Mankiewicz）是他最喜爱的电影之一《公民凯恩》（_Citizen Kane_）的编剧，其中必然有着不少爱屋及乌的成分；另一方面，大卫·芬奇也无疑是在向他的父亲，也是本片的编剧杰克·芬奇（Jack Fincher）致敬。于他而言，父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家，不仅是第一个向我介绍《公民凯恩》的人，而且是第一个向我介绍电影的人”。因此，哪怕这部影片已经迟到也必须要到，而且仍然会成为芬奇电影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尽管已经没有办法再称之为“起点”了。

谈及《曼克》，不得不先提及《公民凯恩》。作为影史上最重要的电影（或许没有之一），《公民凯恩》虽然并没有使用过多开创性的电影手法，但却绝对称得上是一部电影百科全书：片段式闪回的结构、深焦长镜头（景深之大甚至需要特效来完成）、低调布光、极低的机位（甚至要在地板上挖个洞）、神乎其技的转场和蒙太奇，种种手法的组合拳式运用让人瞠目结舌。当然，最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作品仅仅是时年26岁的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s）的处女作，而无论是一年之后的《伟大的安巴逊》，还是其后的《上海小姐》《奥赛罗》抑或《历劫佳人》，其艺术造诣和成就实际上都并不逊于《公民凯恩》。从这个角度上看，《公民凯恩》的出现绝不是一个偶然，它昭示着一个天才的诞生，同时也标示着现代电影的真正起源。

然而，关于《公民凯恩》的编剧到底是谁，或者说到底曼凯维奇对剧本的贡献更大，还是导演奥逊·威尔斯对它的改动使之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杰作，其实一直存在着争议。比较公允的研究认为，曼凯维奇的编剧工作是基础性的，奥逊·威尔斯对其剧本进行的修改则具有变革性，而且虽然编剧在影片的成功当中占有一定比重，但也只能算是诸多因素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作为一部曼凯维奇的传记电影，《曼克》还是毫无悬念地显示了其对曼凯维奇的支持，并力图在曼凯维奇与《公民凯恩》之间建立起种种联系，甚至可以当作一部声援作来看待——事实上，这些力挺曼凯维奇的努力都是大卫·芬奇的父亲杰克作出的，而大卫·芬奇自己对剧本的一些修改反倒使得整部电影的态度更加暧昧。在影片结尾，影片特地引用了一段历史录音：“曼克，我有一半荣誉呢，去你妈的！”或许正可表明，二人应该在《公民凯恩》的剧本撰写过程中都使出了不少力气，至少对大卫·芬奇来说如此。

总体而言，《曼克》既是一部让人头疼的电影，也是一部能让影迷兴奋的电影，相比芬奇以前的电影来说，这一部对观众的要求明显更高一些。说让人头疼，一方面是因为影片出场人物众多、人物关系比较复杂，观众只能通过剧情对人物关系慢慢加深认识，并无捷径可循，另一方面也是因为30年代末的好莱坞对普通观众而言的确比较陌生，想要真正进入《曼克》所呈现的世界必然有一定门槛；不仅如此，电影还涉及了当时一些美国政治和社会命题，如果对美国30年代经济萧条、两党政治的认知比较模糊（尤其对外国人来说），就不易理解好莱坞内部各阶层、职业之间的尖锐对抗，由是也就很难理清故事中的种种线索。

影片的“高语境”还体现在其和《公民凯恩》之间的种种互文关系上：一是情节上的重合，比如电影中多次提到的“玫瑰花蕾”就是《公民凯恩》里重要的、直至影片结尾才解开的谜团。二是人物上的对照，《曼克》将《公民凯恩》的诞生解释为完全出自于曼凯维奇的人生阅历，他所讽刺的人物原型，即报业大亨赫斯特在现实中也确实对《公民凯恩》猛下毒手，不仅策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电影的宣传活动，还发起一场反犹太运动并指控导演威尔斯为共产主义者，最终导致威尔斯出走美国，而资本家及其支持者共和党人士的嘴脸又被还原到了《曼克》当中。三是结构手法上的呼应。《曼克》片段式的闪回结构与《公民凯恩》如出一辙，正如曼凯维奇在片中所言，没人能在两小时之内了解一个人的一生，但通过这些片段，我们却足以了解他创作《公民凯恩》的来龙去脉。

如上种种内在勾连让《曼克》的面目显得有些模糊，不过，只要抓住曼凯维奇在好莱坞局外人身份，扼要地理解他的挣扎和困顿也并不太困难：作为知识分子（片中他两度讽刺好莱坞人不读书，恰恰就是针对赫斯特和他的情妇），他厌恶资本主义之下的种种丑恶问题，对工人和底层充满同情，却又不得不为资本家效劳（“你不是第一格出卖正直灵魂换取高位的人”，曼凯维奇说出这句话主要还是在讽刺自己，而它又与赫斯特口中“街头艺人的猴子”的寓言形成某种呼应关系）。正因如此，《公民凯恩》不仅从艺术角度而言是他的最佳作，更是他编剧生涯中对美国社会以及政治制度最深刻的观察和最偏僻入里的批判。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看似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的人，为何要与奥逊·威尔斯争夺剧本署名权：的确，这便是他一生中能对艺术、对国家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一部心血之作。

除了所有这些，《公民凯恩》和《曼克》两部电影最重要的呼应其实是在时代背景上的相似之处：曼凯维奇对犹太人的保护、对民主党州长候选人的声援，其实都是在影射近些年来美国政治的右转。与其说《曼克》在形式和内容上映射《公民凯恩》，不如说奥巴马及至特朗普时代本身就和经济大萧条之后极右翼崛起的世界和中产阶级萎缩的美国异曲同工，这也注定大卫·芬奇在美国刚刚结束的中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新一任总统这个时间节点前重新拾起《曼克》这部电影，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巧合。

然而无论从艺术还是政治层面讲，《曼克》其实都要比《公民凯恩》逊色许多，将近七十年过去，前者仍然没有在手法层面对后者有任何层面的超越，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如果说《公民凯恩》模仿现实世界，《曼克》模仿《公民凯恩》，或许真正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为什么无法直抒胸臆，直接与现实连接，而要屡屡回到历史当中汲取养分了呢？这种对历史的虚构与重新书写，如果并不涉及某种真正的“再发现”，而只是再次戏说、推导和演绎，它又怎能像《公民凯恩》一样直抵人心？又或许我们该问，网飞涉足电影领域，帮助众多导演完成他们一直想要却未能实现的作品，究竟是看中了这些作品的商业价值还是艺术成色？作为电影界的全新资本巨头，网飞到底让电影更加创新，还是更加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