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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首部长片《伊万的童年》,影会Goskino书记批评它走资,我们现在说它是诗意电影。但是诗意在什么地方呢?走资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不还原一个历史语境,我觉得是说不清这事的。甚至从我20多年前第一次看这个影片,我是很喜欢的,而现在,只觉得其经过部分过于曲折反复,而且晦涩不清。
先来说历史的事儿吧,讲讲走资派的问题。塔尔科夫斯基毕业后,即迎来了赫鲁晓夫的第二次文艺解冻。他接手此片重写剧本,五个月后竟卖出了1500个拷贝,且获得威尼斯金狮奖。
说实话,虽然是文艺的春天,但是苏联文艺界在Goskino的掌控下,是宁左勿右的。套用当年中国一句话,就是——“右点危险,左点保险”!
文艺是宣传嘛,还是左点保险啊。主席天天就跟下面的导演这么洗脑着。把塔尔科夫斯基当成一个现行,狠狠的批判,有点杀一儆百的意思。要知道塔尔科夫斯基,在那时电影学院就是万人崇拜的才子啊。
大才子自卫道:“不是我把影片寄到威尼斯去的,我甚至不知道它被送到那里。威尼斯我从来没有去过,没有向什么人请求过什么,甚至这个金狮我都没见过……”——怎么样?有没有嗅出一些气味?在那个时代拍出这样的电影,居然是官方彻底反对的。此后的20年里,他的每一部不是遭禁就是束之高阁。而我们现在肯定认为,《伊万的童年》是他最温和、最好懂的一部。
妙妙提到的沉浸式长镜头,以及我特别欣赏的音效蒙太奇,塔尔科夫斯基如此天才的使用了声音剪辑。四次梦境与现实的交融,以及反转胶片的特殊手法。霍林 白桦林色诱的经典场面。我想这在那时当权派的大佬心里,都是走资派的罪证。
他们会想:这,这什么嘛,没有体现敌我矛盾吧?!按照我国(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不狠狠的批判敌人,怎么能讴歌我们社会主义儿女呢?你这个片子对敌人残忍本质的描写那是缺如的,对我们自己战士的描写那都是抹黑的,他们怎么会到白桦林里面去亲吻一个女护士呢?我们的军官在指挥室里听着音乐无所事事,光听你这塔尔科夫斯基标志性的水滴声,滴答滴答,滴答滴答,那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塔尔科夫斯基这时候会来一个特别中二的辩护:“不可能改变的是那些(我)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对牺牲战士的怀念,并对人类美好精神世界的深信不疑。”(宋老师说,事实上他真这么说了,呵呵。)
但他的努力,被当局笑碎在风中。
1966年我认为7部半中最伟大的《安德烈·鲁勃略夫》,其官方批评很类似,说它很黄很暴力、说它暗含阴谋、说它负面。
我最近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名著《二手时间》也发现,大家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有很强的期待,真的没有料到他会赞颂斯大林,让索尔仁尼琴的别墅被搜查。真有点二月逆流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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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了走资派的历史问题,现在我们来说诗性的问题。
我在这里先不想抛出我的观点,我想先谈一谈这部电影的现代性的问题。前面我从声音,包括剪辑,包括梦境虚实,谈过他的创新性。但这里我想说他的主观视角,即通过童年的伊万这个视角来看待二战,是具有现代性的。
当时苏联电影厂想要的是《雁南飞》那样的东西,一部打动人的、能获奖的剧情片。传统的套路,足够煽情,让该发生的都发生吧。
而伊万的童年并不是苏联电影厂想要的。它比习作《小提琴和压路机》还主观。今天看起来你仍然会觉得它很现代,表现了心理在挣扎的男主角。少年背负了那么多苦情,卧薪尝胆,把侦察兵当得那么出色。还有些陈词滥调说,他本应该享受快乐的童年,正如标题所示的那样。
塔科夫斯基在当时来说表现得足够复杂。因为,伊万的行为来自于一次要不得的记忆。也许是他妈妈被炸死了,也许是他无家可归,我们并不知道。小说的原著,我记得也没有说到这一点。
所以伊万漆身吞炭的行为,是有原因的。是被他过往的经历所驱动的。就像《真探》中主角被自己孩子的死亡驱动一样,他在拒绝正常的人生。从POV这一点说,这部电影是很现代的。
第2点现代的地方在,它并没有表现他妈妈的死,也没表现他最后被纳粹绞死这两个事件本身,而是通过音画结合以及声音蒙太奇来表现的。也就是说死亡的过程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是它暗示的。让我们有强烈的参与性。它制造了一个非常有韵味的效果,这一点我承认是有诗性的,起码可以说他让观众升华了。
主人公的死亡,在我们的想象中更加震撼人心。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伊万玩耍的结局画面。这在当时太高妙了,是一种创造!
所以可以这样说,塔科夫斯基的诗性在于让梦想和现实对峙。我们对于和平幻想的越美好,就更加凸显战争破坏的有多激烈。生活断裂之处,就是战争。
也可以把它普适为苏联人在二战以后经历的一切。我们可以把公式改成这样:
生活断裂之处,就是苏联政治。
Андрей Тарковский
镜子里的潜行者
“塔可夫斯基是伟大的,他创造了崭新的、忠实于电影本性的语言,捕捉生命如同镜像、如同梦境。”
——英格玛·伯格曼
“糟糕的一天。我感到很迷茫,心中充满沮丧……和恐惧……我不能生活在俄罗斯,也不能真正生活在这里。”
1983年5月25日,罗马,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
日记中这“糟糕”的一天,在他同期的纪录片《雕刻时光》中被更具体地记录了下来。
那时候他总是呆在阴暗的房间里,动辄枯坐一小时,同行的意大利编剧托尼洛不理解他为什么会“痴迷于这个房间”。而这种不理解也或是一种误读,就像对于塔可夫斯基来说,真正迷茫和恐惧的,并非回不去那片土地,而是回不去那个真实的故乡。
和很多苏联艺术家一样,塔可夫斯基是被迫离开的。
在此之前,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菲利普·叶尔马什对他的电影展开了毫无根据的审查。
叶尔马什的梦想是打造一座“苏维埃好莱坞”。因此,他更倾向于支持那些擅长好莱坞大片风格的导演,比如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得主谢尔盖·邦达尔丘克。
像塔可夫斯基这样影响力大又不听话的导演自然是眼中钉,甚至他还任命邦达尔丘克担任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以确保塔可夫斯基的《乡愁》无缘金棕榈。
就像在 1983年9月16日给父亲的信中写的那样,这无疑是“最不能接受的”。他不得不前往巴黎开始了流亡岁月。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苏联政府“特赦”家人去巴黎探望,塔可夫斯基一度还把陪同的使馆人员错认成克格勃。
1986年12月29日,塔可夫斯基因癌症在巴黎去世。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国家开始改革,叶尔马什被降职并提前退休。
在他去世之后,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还恢复了他的半官方职务,苏联电影界对他的态度从原先的羞辱排斥,转变为近乎奉承的夸赞,偶像式的崇拜和对流亡艺术家身份的猎奇,人们开始将塔可夫斯基奉若神明。
诞生、禁锢、毁灭、沉默,都是某一种缺席,或者,在那个关于回不去的故事里,他早就知道,自己将永远是一个在历史、宗教、民族中的潜行者,他需要用电影这面镜子让它们回来。
只有电影这面镜子。
昨天4月4日,是塔可夫斯基90岁诞辰。
缘起——父亲的缺席
“父亲在我的生活里总是缺席的。”
在塔可夫斯基的作品序列中,有“献给母亲”的《镜子》,有“献给儿子”的《牺牲》,但是唯独没有献给过父亲。
塔可夫斯基的父亲叫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整日作诗、翻译、会友、混文艺圈、闹婚外情,他在特殊的年代创作了大量风格沉郁的诗歌,塔可夫斯基就在电影中引用过很多父亲创作的诗歌。
在电影《镜子》中,母亲总是坐在田野的横木上抽着烟,等待从灌木丛那边回来的父亲。
父亲没有从灌木丛那边向房子走来。
1932年4月4日,塔可夫斯基降生于伏尔加河流域的札弗洛塞镇,7岁被送往莫斯科读书。
二战爆发后妈妈带着他和妹妹迁回位于伏尔加河畔的老家,1943年,全家再次搬到莫斯科。 不断的战乱、贫穷和琐事让父亲决定不再回来了。
1954年6月,22岁的塔可夫斯基如愿考入电影学院。在学院的六年进修中,他的导师——苏联著名导演米哈依尔·伊里奇·罗姆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
《压路机和小提琴》是塔可夫斯基的毕业作品,于1960年摄制完成。
虽然相较于其日后的作品显得稚嫩,仍可通过此片窥见他之后影像探索上的诸多要素已初见端倪。 塔可夫斯基凭借着这部毕业短片在苏联电影学院获得了声誉。
只有在梦里,母亲和布谷鸟,妹妹和红苹果,沙滩上的嬉戏打闹才会如此无忧无虑,镜头外的塔可夫斯基和镜头内的伊万才能获得属于童年的快乐。
但,童年是留不住的,再美的梦也终会醒来。
现实只有潮湿阴暗的房子、沼泽和炮火,只有死去的拉斜霍夫和莫罗兹,只有德国人在河对岸制造的死亡和恐怖。
作为塔可夫斯基的剧情长片处女作,《伊万的童年》荣获1962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在此之前,苏联还没有哪一部电影捧起过这一历史最悠久的电影节大奖。
甚至惊动了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专门撰文盛赞年轻的“小塔”,认为这是他近些年来看过的最出色的电影之一。
塔可夫斯基受到广泛国际赞誉的同时,却遭到了苏联当局的批评:这片子无非是迎合资产阶级的口味玩弄神秘的把戏。
就在国内外对这位新人导演的处女作争论不休时,塔可夫斯基却早已和冈察洛夫斯基一起撰写关于伟大的俄国圣像画家安德烈·卢布廖夫的剧本了。
与《伊万的童年》类似,《安德烈·卢布廖夫》一经问世便在欧洲诸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戛纳电影节甚至打破常规,授予该片影评人联合会奖。
然而在国内,这部史诗级的作品却被当局束之高阁,直到五年后(1971)才准许发行公映。
如果说《安德烈·卢布廖夫》之于影史堪比《战争与和平》之于世界文学,那么《镜子》则可与《安娜·卡列尼娜》相媲美。
把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同托尔斯泰的小说进行直接对比或许不妥,但必须指明的是,以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古典文学给予塔可夫斯基精神上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
然而,《镜子》的叙事风格与俄国古典文学传统大相径庭,倒是与西方现代文学中的意识流小说更为贴近。
影片完全抛弃了传统型的直线逻辑叙事,转而采取连贯性的诗意叙述手法,这种叙事手法同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以及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均颇为相似。
缓缓流淌诗意的长镜头将现实、回忆、梦境交织,巴赫、佩尔戈莱西、珀塞尔的音乐,辅以画外音朗诵的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的诗歌,这一切都铸造了《镜子》在电影史上独一无二的品格。
塔可夫斯基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的目标是把电影置于别的艺术形式之列。要让它等同于音乐、诗歌、散文等形式。”
英格玛·伯格曼则这样评价:“初看塔可夫斯基的影片仿佛是个奇迹。
蓦然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房间的门口,过去从没有人把这房间的钥匙交给我,我一直都渴望能进去,而他却能进入其中,行动自如,游刃有余。”
这当然更多的是对塔可夫斯基的赞赏,但是当塔式电影变成一个没有钥匙可以打开的房间,是不是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导演和观众的彻底割裂?
或者说,当塔可夫斯基进入房间时,他是不是只是为了让自己被看见?
在自传《雕刻时光》中,塔可夫斯基指明了导演的作用和定位:“剧组同事可以给导演无尽的帮助,但归根结底只有导演的思想才能使电影达到最终的完整。”
尽管他是在阐述“作者电影”的观念,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某种自傲甚至自负亦无需明言。
也许他被压抑了太久,这个曾经对苏联电影当局做过“认真深刻”检讨的人,这个不得不低三下四向瑞典制片人索求低微片酬的人,这个在威尼斯赢得金狮奖后四处给政要们写信求援予以艺术自由的人,也许在电影这面镜子里才能找到真正统领一切的权力。
那一刻,他是自己真正的父亲、唯一的上帝。
烙印——回不去的宿命
在电影《飞向太空》中,克里斯说“我不回地球了,和你在空间站里生活”。
当克里斯终于回到了那个宁静的村庄,当斗牛犬欢迎他的归来,当池塘、树木、小鸟和大地呈现出诗意——这真的是地球,真的是人类生活?
两个男人,一间小屋,一片树林,在渐拉渐远的镜头里,他们只不过在一座岛上,四周就是透明的海洋——
克里斯根本没有离开索拉里斯星球的海洋,他自己反而变成了海洋的一部分,他只是那个被人类的脑电图截取了记忆,复制出来的克里斯。
莱姆的小说不仅是一部重要的科幻作品,也是一部脱离于现实世界的逻辑的哲学佳作。
当然,阅读小说更多要靠我们的联想,如同仰望星空,朦胧中愈发扑朔迷离。电影则像静物台上的石膏像,远观可窥轮廓,走近能看细节,给它打上一盏灯,便更加立体。
当现在的科幻片还在平行世界打转时,这部包含了太空站、外星球、火箭、失重等诸多科幻元素的影片早已在半个世纪前就飞向现代哲学难以触及的,文字无法表达的“太空之外”了。
从《伊万的童年》开始,苏联电影委员会就从未停止对塔可夫斯基的诘难。
批评《安德烈·卢布廖夫》让圣像画淋雨使民族受辱;
《飞向太空》则被踢皮球式地耽搁了十年之久,拍完之后又推迟了三年上映;
直到《潜行者》问世,委员会对剧本仍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这个故事到底表达了什么思想?“区”是从哪里来的?是集中营的隐喻吗?
百般解释的塔可夫斯基不仅没能消除质疑,反而“诬陷国家”的舆论甚嚣尘上,《潜行者》也因此成了他在苏联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
之所以会带来如此大的非议,源头正是片中寓意极强的引申含义。
与当局的武断猜测不同,塔可夫斯基的寓言更多是关于个人与世界、精神与物质、人性与关怀的探究,以及探讨当时乃至当代普遍存在的”精神内涵”。
这部1979年的影片的“寓言效果”在七年后的切尔诺贝利得到了应验。
9.3万人死亡,近27万人致癌的现状不断提醒着世界科技是把双刃剑,可惜寓言似乎收效甚微。
更戏剧的是,塔可夫斯基本人罹患肺癌就极有可能与该片拍摄周期过长,长期暴露在受到污染的环境之中有关,一个例证就是他的妻子拉娜以及本片主演安纳托里·索洛尼岑都死于肺癌。
从缺席到回归,从沉默到言说,塔可夫斯基在“回不去”的人生中寻找父亲,寻找故乡,寻找人类。 从镜子的这一边到另一边,既是克里斯房中挂着的安德烈·卢布廖夫绘制的圣像,这是对信仰的虔诚,对普世之爱的执着,对民族苦难的体味,对艺术的敏锐的感知力。
也是潜行者。
一个像堂吉诃德、梅什金公爵那样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为崇高的精神而战,却又不可避免地在现实中惨败。
※参考:
「1」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镜子里的潜行者,五行缺水,豆瓣,2020-07-04
「2」塔可夫斯基的图文集,回顾天才电影导演的一生,曾梦龙,好奇心日报,2020-02-18
作者|摸鱼(煮观本主) 添加微信号paokaishubenxbb加入书本影迷群
十二岁的伊万是游击队童子军。战争杀害了他所有的家人,集中营屠杀了他的一群十多岁的孩童伙伴们,他侥幸逃出。但战争已经无可挽回的破碎了他的命运,毁灭了他人生,他成了不畏生死,不能苟活的战士。伊万心里只有怒火、只有仇恨,没有了平静生活和爱的能力,他只愿意,也只能被送往战场,他倒在了胜利前夜敌人的绞刑架,如愿以偿…… 战争塑造英雄,也毁灭英雄。同样的,运动斗争创造英雄,也毁灭了英雄。如果从战争塑造英雄的角度着手,电影会被拍成《小英雄伊万》;但更重要的事实是战争毁灭了人,也毁灭了英雄,所以这部电影叫《伊万的童年》。“当人们赢得战争之时,也就是他们失败的时候” 我是看完塔可夫斯基最后一部电影《牺牲》后,再看的他的第一部长篇伊万的童年。看完牺牲后我对老塔无比失望,在他最后的作品里,他清晰的把战争、暴力、享乐、物欲等现代性的副作用归罪到科技进步、物质社会,主张彻底回归到宗教、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精神主义的极端右派保守思想。我嗤之以鼻。直到看过伊万,看过他直面战争的心绪后,我大约能理解一些他的精神历程了,我在心里默默的原谅了右转的塔可夫斯基,也原谅了我自己的无知……
处女作即爆发出惊人的诗性特质。梦境几乎成为了塔氏之后所有电影中必然出现的元素,虽然相对原始,却也无比美好。无论是立意还是调度都略显青涩和稚嫩,但没有血雨腥风,未放一枪一弹,总体仍不失为最奇特的战争片。监狱里还原伊万被绞的过程堪称经典。
电影里最美的镜头,都出自那个时代的苏联导演之手。
虽然没有导演之后电影的风格化强,后面的电影也有点欣赏不了,但这部却是却亦是易懂和真挚的。诗意风格和意境已有雏形,构图的精巧和景物的运用已经颇有风采。在战争的暗流下,伊万是涌出的时代悲剧。在战争破壁残垣和残酷冷漠的映衬下,童梦的美好显得格外珍贵,梦醒之后便是深深的绝望。全片穿插着伊万的数个梦境,开头和结尾的两个梦境算是前后呼应,以美好开始,也以美好结束,些也是我最为之动容的地方,得到母亲的爱抚,与姐姐玩耍,那是作为孩子的本该做的事,却被一场战争的卷入所打破,少年早已悲愤,敏感和无奈。最深刻的两场梦,散落一地的果子和沙滩上的马,和姐姐一起在沙滩追逐打闹。他对母亲的眷念和依赖,哭了!哎!
观影笔记里写满了:这个构图真厉害,白桦林这段真厉害,镜子用得真厉害,Ivan真厉害,这个cut真厉害了,这个水火的意象也厉害,怎么这么厉害,结局也太厉害了吧。老塔,对不起我来晚了TVT
影片最碍眼的缺陷在我看来是伊万的性格刻划,太过于成熟冷静甚至可怕了,不符合他这个年龄的气质,或者,至少应该露出一些破绽才更真实,总觉得形象有些单薄。
形式大于内容一个被复仇所吞噬的童年和梦中的童年本该有的样子 两者对比应该是部好片 结尾的戈培尔一家的惨状却出现在影片里 敢情在60年代意识形态横流的时代为了宣传自我做到这一步 老毛子也是蛮拼的
炉子和烟囱永远不会被烧毁。摇曳的白桦树林很美。不是侦察员时候的伊万童年很美,伊万的妈妈很美(2006)。银幕上的人们在爱着他们的爱人、战友,恨着他们的敌人,做着他们神圣的事业,一切就那样发生了。如此质朴的电影。(2013)
1.战争本就是不属于儿童的事情,可是我们缺少了悲悯与思考,变成了《鸡毛信》《小兵张嘎》般的荷尔蒙增多的慷慨激昂的斗鬼大戏,从反战片成为了宣传片。2.即便在当时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影片被评为反战片也是负面的评价,老塔原本是把伊万塑造为《罪与罚》中的主人公,然而表现出来的反战情绪过于强烈。3.伊万死亡场景的展示,声音属于过去,画面却是当下,声音和时空分离,再加入老塔对伊万的美好愿望就显得更加残酷悲伤。
仇恨使人盲目的勇敢、盲目的强大。
8.0 差点看哭,伊万在深井一般的黑暗中睡着,梦中的伊万和母亲在井口的光亮处看自己。通篇老塔都在强调战争与自然(以梦为载体)的对立,但在这些超现实场景中,梦境则是现实空间的拓宽,两者在同一维中只隔着一个水面的距离。
“亲爱的玛莎,不要渡过那条河。”摇镜直上的第一个镜头,恰好与《牺牲》的最后一镜形成闭环。过于甜美的梦境存在,逾越了强烈反战意图的小英雄存在。如果不是受益于赫鲁晓夫短暂的解冻时期,塔可夫斯基或许会走别的路,或者,没有路可走。
看过最安静的战争片 安静得冰冷
这是人28岁拍的 而我连个论文都不会写 哭天抢地 5555555
我觉得并不好看,唯一觉得萨特分析的很有道理的影评还让老塔给否了。看不出来有多诗意,时光的雕刻。只记得很多大特写不由联想到我国游击队之类影片中一张张被大特写拉近八路军的脸。尽管很喜欢读老塔的“雕刻时光”,但是画面真的无法喜欢,没有感动。觉得他的文字比电影好看。
管窥二战的累积伤害,通篇没有一幕死亡的过程,只有活着与死去两个孤立的状态。老塔用金色之诗消解一个孩子的创伤体验,反复的梦魇、无休止的放大探照,这游离于千百万种死亡之外,杀死他的是记忆。冰冷的、温暖的、回不去的记忆,如同点亮生命的诗,呼唤他远去。
“我以前从来不说梦话,现在不知道了,我变得神经过敏。” 闷得难受,完全看不下去…
【上影节胶片版】老塔处女作,威尼斯金狮奖。1.以美好的梦境或臆想反衬战争的扭曲与残酷。2.风格尚未成熟,但已初具雏形:长镜,白桦,猝然之雨,滴水声,苹果,马,丢勒[四骑士]版画同[飞向太空]。3.以甩镜与高反差布光呈现地下室梦魇,结尾奔向水上致敬[四百击]。4.行刑主观运动空镜头同[夺魂索]。(9.0/10)
水面波光被炸得粉碎,照明弹照出黑夜的惊心,墙壁上刻着历史的罪恶,金戈铁马入梦来的童年,沉重到喘不过气。几段梦境是伊万视角下灰暗一生中仅有的明亮色调,镜头运用都太厉害了(尤其井中一段),可以反复不停地看(当然全片都值得反复看)。结尾在废墟中以声音重现伊万之死,撼人心魄。长片首作,无愧金狮。|映后谈:最后阳光沙滩上的奔跑看似有了希望,但一棵死树占满了画面;后来这棵树在《牺牲》里复活了。
1962,导演:塔尔柯夫斯基,30岁。1962年,塔科夫斯基拍摄了他的第一部长片处女作《伊万的童年》,这是一部从写实到抒情完美过渡的作品,标志着当代电影一位伟大形式主义者的到来,题材属于当时正统的苏联电影。这类故事在当时的苏联文艺作品中毫无新意,但导演给禁区、森林等意象赋予了华丽而写意的
我不喜欢伊万这个充满仇恨的少年形象,但他的梦境却让他还原为一个单纯的孩子,立体的人。客观与主观镜头间的跳跃转换极有回味。场景间的切换手法近乎舞台剧,意念抒发为主,情节行进为辅。视觉效果极突出,诗的语言,诗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