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灯笼高高挂

  一直以为《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和它的名字一样喜庆，没曾想却是部压抑的悲剧，这片名也是电影露骨的尖锐。


仪式与特权

片子整齐排列的，是显露而凌厉的传统中国元素，是府上所有人口中毫不松动的“规矩”，尤其是点灯的仪式。老爷要去哪院，就当着众太太的面将灯笼摆到那院当前，然后捶脚，点灯，那院的太太还能点菜，连下人都会因此惧怕你三分。所有这些仪式，象征并且强化着游戏规则里的特权，经过这些仪式的操演，人性在争夺特权中畸化。

最有意味的莫过于捶脚。当颂莲听着那院，闭着眼睛想象捶在自己的脚上，脸上甚至露出享受的表情，直白说来就是“意淫”。当时朋友倒吸一口冷气，说“就像得了毒瘾”。这是个很精准的比喻。仪式，尤其是仪式带来的特权，使得初来乍到而傲气十足的“洋学生”逐渐沉湎其中，短暂的虚荣性的满足让她上瘾，而卓云的欲望更是在仪式的催化下不断地膨胀，仪式成了她人生的需求。甚至于雁儿，在府中最没有地位的丫环，也偷偷地在自己的房里点灯，并且为灯笼被烧而执拗致死。仪式的象征意义已经包裹了她心中的生命意义，因此她宁愿掏空了生命，饥渴但绝望地维护着这些仪式，几近于一种狂热。


符号——“老爷”

虽然影片表现的大部分就是女人在四合院中撕破脸皮的地位争夺，且不论影片精湛的艺术表现手法，它跟其他四十集连续剧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那张看不清的老爷的脸。这样的处理手法使得“老爷”的符号象征意义得到极度的强化——所有女人的争斗都被紧紧地包裹在这张脸中。太太争斗，而真正制定游戏规则的则是背后不露面的老爷。

“老爷”很“和善”，争风吃醋的事他总不计较。三太太大半夜闹着差人来叫老爷，大清早唱戏，二太太包着耳朵哭诉说颂莲差点剪断她的耳朵要了她的命，而老爷都只是笑笑，从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处理”。“老爷”也很凶残，不喜欢女人给他摆脸色，随意地烧掉颂莲的笛子，封灯甚至运用“家规”吊死不忠的女人。

这样看似矛盾的性格恰恰巩固了规则制定者泾渭分明的“底线”，你们怎么厮杀是你们的事，但任何越界的反抗绝不允许。像《楚门的世界》演播室的老大，有着庞大而绝对的权威，服从和敬畏才能换来温情脉脉。

看不清的脸象征着物化的人格，加上那些影片不厌其烦地表现的吹灯灭灯、四合院、死人屋等各种传统元素，组合成一个禁锢而压抑的空间。有了刚性的无法逃脱的空间，时间则显得越发漫长而耗费人性，“像一只猫、狗，一只鸟，甚至像一个鬼，但是就是不像人”。


题外话

悲剧总是撼动人心。

窦文涛说过，“快乐其实只是痛苦的减缓”。

理查德·桑内特的《肉体与石头》提过“痛苦”总是被西方文明拒绝视为“自然的产物”，然而它实际上只是生命的常态。

因而，或许悲剧更为靠近人生，靠近常态。现在才开始珍视老牛说的那句话：每个星期至少有那么一本书，一部电影，一篇文章，甚至于一句话，让你泪流满面。

 
    影片一开始便看见颂莲那泪眼婆娑的脸，那缓缓滑落的泪与那哀伤的神情似乎隐喻了她悲痛的命途，奠定了全片哀伤悲凉的基调。本片以颂莲为核心人物，讲叙颂莲这一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在陈府这样一个阴森清冷、处处勾心斗角的生存环境中，为了占一席之地，性格逐渐转变直至扭曲变形的故事。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女人的悲惨命运。对“一夫多妻制”的封建家庭内部互相倾轧的现象进行无声的控诉。

一． 纵有万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么当观众初知身着学生服的颂莲为四太太时，便应知晓这陈家大院怕是没什么安宁日子。
    大太太怕是最淡然的。当颂莲初至陈府给她请早安时，她端坐堂前，手中拿着一串念珠。布满皱纹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是在颂莲转身离去时，轻轻念道：“罪过、罪过……”大太太似乎是这围城般的院落中最无硝烟的一个。早已年老色衰的她似乎看破了院中的点滴，永远是一副淡漠的神情，端守自己陈家正室的地位。是封建时期守旧女性的典型代表。
    二太太卓云“菩萨面庞，蛇蝎心肠”。颂莲初来拜访时热情的迎出门来，满脸堆着温暖可亲的笑容，和蔼地与颂莲唠着家常。可为了自己的院中能挂起红灯笼，她怂恿雁儿扎玩偶诅咒颂莲，领着一大帮子人捉三太太的奸，甚至可以在给三太太的饭菜里下堕胎药，为了早生下孩子而不惜用催产药……她在封建制度的压迫下学会了生存之道，用虚伪的容颜来掩饰内心。如此聪明的一个女人，可恶却又如此可悲。
    三太太梅珊是唱戏的名角。第一次出场便一袭红衣，将自己妖娆曼妙的风姿展露无疑。孤高气傲又不甘寂寞的她，会在清晨时分就肆无忌惮的唱戏；会于半夜将老爷从别的太太房里抢走；会请两个男人来屋内打麻将；会和高医生调情厮混；会将屋子布置得如舞台模样，挂满戏服脸谱……她表面看起来刁钻刻薄又不近人情，实则敢说敢做、不失率真。当她站在栏边愤愤地对颂莲说：“实话跟你说，我呆会儿就去找高医生，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她的勇敢让我折服。然而她终究逃不出封建礼教的魔爪，那楼顶的死人屋成了她命途的归宿。
    四太太颂莲是核心人物。一出场便是学生装，麻花辫，大大方方地踏过满地枯叶，与迎亲花轿背道而驰。可原本不甘屈服的她在这陈腐的气息中扭曲了。逐渐的习惯了挂灯捶脚；逐渐习惯了人与人间的尔虞我诈；逐渐从讨厌条条框框的规矩到会对雁儿大喊；“府上规矩知不知道”……她已被这腐糜的空气同化，已然成了这个阴暗的大院中封建势力的代表。最终以精神崩溃而解脱，重新穿上了学生装，扎起了麻花辫。让人不禁为封建社会女人的悲惨命运而叹惋。
这些姿态万千的女人在灰扑扑的大院里忍受煎熬，被束缚在条条框框中无法动弹。在没有春天的年华中慢慢褪去了容颜，任凭如何挣扎也摆脱不了封建社会中的悲惨命运。影片的主题就这样凸显出来。

二． 华灯俏影，也掩饰不了一个人的寂寞

    冷暖色调的强烈对比，在给人们的视觉带来刺激的同时也使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冷清的大院，那高高挂起的红灯笼似乎是唯一的光亮。伴随着热闹的锣鼓声，佣人们忙碌着，不一会儿院内灯火通明。橘色的光映着佳人俏美的身影，却仍旧让人心生寂寞。
    三太太时常穿着一袭红色戏袍在屋顶空地上唱着戏。清晨时分，四周一片灰蒙蒙，没有绚丽的舞台，没有喝彩的观众，只能孤芳自赏。远景的运用更显寂寞。三太太身上的那抹红，是对封建、压抑的陈家大院的反叛，也是对封建礼教思想的抗争。
    从长明灯到封灯，从喜庆而张扬的红到死灰般沉寂的黑。短短几分钟便发生了转变。几个空镜头中满是蒙上黑布的灯笼与窗户，徒增几分寒意。女人的悲惨命运在这色彩的转换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三太太狼狈地被佣人抓回来时，佣人手中打着许多红灯笼。这与灰墙青瓦间压抑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本为太太们幸福之所向的大红灯笼，此刻却成了照亮她悲惨的人生道路的工具。在那满载忧伤的旋律中，颂莲神情淡漠，写满了复杂的情绪。身后的黑灯笼、黑窗帘在寒风中乱晃，似封建礼教的魔爪，将这些女人抓牢再捏碎，玩弄于股掌之间。悲凉之感不言而喻。
    色彩因人心间的痴怨和欲念而变冷，又因美好的期待和向往而变暖。再多的灯笼也无法照亮黑夜。因此不论梅珊、颂莲如何挣扎也挣不出封建礼教的牢笼。橘色的光亮重重点染开来，却无法温暖人心。寂寞之感，如影随形。

     在这个没有春天的陈家大院，女人是什么？像狗像猫像耗子，唯独不像个人。悲剧仍在更迭，轮回式的结局将忧伤不断延伸。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捶脚声响彻这清冷的围城。不知何时，女人的悲惨命运才能最终完结。

很多年前还小的时候看过大红灯笼高高挂，除了鲜艳的蓝红色彩之外，根本不记得什么了。而现在再看，却觉得能把一个除了女人还是女人的电影拍得这么厌女，也的确是张艺谋和苏童的本事。

这也是我对最近几乎所有宫斗剧清宫剧穿越剧的最大反感。的确，这些电视剧和电影无一例外都在突出表现几个坚强，聪明，有能力，有手段的女人的斗争，但是，这些女人斗争的对象是其他女人，而这些女人斗争的最终目标是获得男人的认可。男人在这类片子里超越了女人之间的小打小闹茶杯风波，他们是有最终决定权的法官，同时也是从旁观看这些女人斗争取乐的观众。颂莲，梅珊和卓云的斗争，她们作为人的价值，完全体现在那些屋前挂起来的红灯笼上。老爷上你，你就是个人；老爷不上你，你就是连狗都不如。男人认可一个女人，那么她才有价值。而女人本身的抗争，对自我的实现也最终只能通过男人对她的承认才能获得。

你也可以说，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啊。批判现实主义就是要揭露问题啊。但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本质在于“批判”，批判要高于现实。而大红灯笼高高挂，可以说连”现实“都没有做到。比如说女主人公颂莲，我们知道她是个学生，没念完书就因为家里经济情况不好不得不来做个姨太太。颂莲到了夫家之后，就完全陷入芝麻蒜皮的斗心眼。她的价值从电影一开始，就是由红灯笼决定的。那么颂莲本人到底是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她有什么爱好？她念过书，那喜欢看什么书呢？她在没嫁到这家之前，作为一个女人，有没有自己的梦想？她脱离了“老爷”，到底是个什么人？我们完全不知道。

你把一个女人的价值完全建立在男人的肯定上，这就是厌女症的最根本表现。把几个女人的价值不但建立在男人的肯定上，而且让他们为了这个肯定，为了这种自我实现而互相之间仇恨嫉妒陷害，这么写不但否认女人的价值，更否认他们的人性。大太太不闻不问，二太太口蜜腹剑，三太太仗势欺人，四太太虚伪冷酷。。。最终三太太被吊死，四太太发疯，说到底，全都只能算是他们自作自受。这个大院里，简直是洪洞县内无好人，而最终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群卑微的女人像摇尾乞怜的狗一样，在争夺男人掉在的残羹剩饭而已。

苏童和张艺谋很明显的是把男人放在一个局外人调停者执法者的地位上，居高临下的来看这些女人们像迷宫里的小白鼠一样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在撕斗。挂灯笼的系统，简直就是一个incentive program， 比大公司员工鼓励计划的设计还巧妙还邪恶。但是，电影本身却从来不以任何人的立场来质问这个系统。人物完全没有能够超越他们自己的地位而获得升华，也并没有达到“批判”的目的。就好比说狂人日记只停留在“满纸仁义道德”的层面，却没有看出“字里行间的吃人二字”。

中国人对于女性，是带着一种渗入骨髓的厌女症。20多年前的电影就是一群女人为了一个男人争宠，搞得死的死，疯的疯。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旧在乐此不疲的看一群女人为了争宠而宫斗。喜剧和悲剧唯一的不同就是女主有没有最终获得男人的承认而实现自我价值。

最近重温《大红灯笼高高挂》，记得小时候在电影院看这片子，除了隐隐有些压抑外基本不明所以。所以所谓重温，之前却并没有在心里留下多少记忆。

所以再看过后还是觉得惊诧，这惊诧不再是来自所谓的意识形态，而是忽然发现老谋子的形式感、象征性着实是太强、太强、太强了。甚至在他自己的片子中，什么《菊豆》里的染坊、《英雄》里的色彩同此一比，简直相形见绌。

灯笼、锤脚的形式感和象征意味自不待言，一声“掌灯锤脚”便会让四房妻妾的尔虞我诈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按说中国是个标榜礼仪廉耻的国度，这种窑子里挂牌待选的手段实在不太可能出现在这样的大户人家中。而三姨太梅姗的居所装饰着数面大大的京剧脸谱就更显得与中国的老派家庭格格不入了。老谋子不可能不了解其中的意味，但他还是做了，而且明目张胆。可见他已经将形式看成了纯粹的象征指向，面对明显的与情理不符也无所顾忌，如果不是为了取悦老外，那就只能说是走火入魔了。

所谓“不疯魔，不成活”，真正的大师必然是要疯魔的，只有沉浸其中、超脱其外，才能弄出真正的经典。而《大红灯笼高高挂》更像是沉浸其中，而未超脱其外的作品。刻意为之的地方何止如上所述，阴森的封灯黑裹布、从不正面示人的大老爷、夏秋冬夏的轮回……如此大规模地摆弄形式，在老谋子的片子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但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老谋子的一次有意识的实验。其实从他的成名作《红高粱》算起，虽然形式感也是极强，但却很好地圆融在故事和思想里，显得相得益彰、相互映衬，堪称完美，我迄今仍认为这是老谋子最好、最成熟的作品。而后期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等，虽然依然形式感十足，但都基本服务于思想与故事，不似《大红灯笼高高挂》这般突兀、凌厉，完全凌驾于故事之上。这样的实验在中国电影里真是微乎其微，玩的如此精绝的则几乎就没有，所以威尼斯电影节才不吝授予了老谋子又一座银狮，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也几近到手。

对于大师来说，并非需要每一个作品都是经典，而是要有不断的创新能力和先锋实验精神，或者说，真正的经典往往都是在当时被人所瞠目不解，甚至是诟病的。从这个角度看，那时尚未被体制笼络的老谋子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表现还是值得嘉奖的，而不能片面地断定其是匠人之作，虽然有些地方真的看起来还是那么突兀。

时间过了这么久，回头再看此片，那种强烈的形式感和象征意味依然震撼人心，这也许就是经典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