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伊·比姆

《杰伊·比姆》并不震撼，却让我十分感慨。

平心而论，影片整体上并没有那么优秀，8.7的分数实在有些虚高。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故事本身：一个遭到恶警构陷的绝望的“达利特”（不可接触者，贱民）家庭因无法动摇的卑贱而升起反抗的浓烟，最终在各方援助下沉冤昭雪。“不可接触者”的境况，小人物的不屈和胜利，既挑战了权威，又问责了社会，属于近年来“社会现实批判”电影的典型套路。

可惜，叙事的凌乱、剪辑的零散，又纷纷冲散了故事原本的冲击力。用力过猛的暴力渲染更因过度的煽情而尽显乏味，让人无法审思，只能识别出一堆快磨出老茧的公式化处理，譬如漏洞百出的罪名罗织，求锤得锤的辩护过程，甚至调查的曲折也都是意料之中。直白的视觉陈设，以及印度电影特有的某些“表现手法”，均未能与影片的整体基调达成和谐。

尤其是，抛开技术层面不谈，作为一部反映底层人命运的电影，本片的叙事结构依旧是十分陈腐的“天降圣人”模式。“贱民”只能随风摇曳，留待圣人挽冤案于既倒，扶正义于将倾。稍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可能仅仅是圣人家中居然高悬马克思头像，高举镰刀锤子旗，然而这些细节除了作为妆点门面的共趣主义元素外，于故事再无瓜葛，更遑论提供一种解决冤情的“左翼方案”。

最终，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美式正义鸡汤，一个剔除了灵魂挣扎的无害版《辩护人》，像《绿皮书》一样温馨且柔软：恶警伏诛，冤情大白，法庭在上公正不阿，律师在下犹如一个伟人，至于“贱民”，则在风雨中感激涕零，祭奠着死去的冤魂。蜻蜓点水般的批判，说了，又什么都没说。看了，又什么都没看，充其量有一句，“哦，原来印度是如此光景”。

可即便如此，本片依旧让我感慨，甚至是一丝惆怅。

细数“社会现实批判”这一类型，韩国自不必说，我国也不算一片荒土。无须溯及《牯岭街少年》，就算近年，也有《嘉年华》《过春天》《少年的你》《我不是药神》等耳熟能详的作品问世。这一类型的特质，要么以一则冤案作为切入点，要么就铺陈主人公违法的“不得已为之”，总之就是秉持“恶劣环境之下，一切皆可为”的叙事逻辑，最终导向的也往往都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或者恶的内生性。

以这一标准来看，《杰伊·比姆》其实在力度上远不够格。因为它最终导向的毋宁说是一种恶的偶然性：律师是好人自不必说，知识阶层、统治阶层也各有负责任的良善人士，恶人终究只是一小批，且愚笨不堪；至于“贱民”，除了烘托一个惨字外，再无任何别的主体性因素——他们是失语的、不可接触的，于是他们只能是留待被拯救的，哪怕他们都为人正直、敦亲和睦、精诚团结。影片反复提到“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也是一个“贱民”，可惜此君除了像马克思一样被用作神像供奉起来外，再无别的叙事作用。

因此，《杰伊·比姆》终究是柔弱的，甚至是有些反动的，它的价值内核最多只能提炼出“做个好人，善有善报”这种无趣说教，余下的只有安逸的旁观、舒适的愤怒，只有“社会在进步”的美好愿景。说了，但什么都没说，既不能让人窥见深层的社会心理（同样是昭雪冤案，想想《我控诉》里对于恐犹主义那种深入骨髓的刻画），又不能提供一个属于底层的行动方案（想想肯·洛奇或者达内兄弟）。

唯一值得称赞的是，它“说了”，且说出来了。足矣。

在这里我并不是要提“批评自由”或者“敢于揭黑”这类新闻专业主义的老调，因为它们真的是不值一提的“最基本”的前提。我的关注点还是在于电影的社会意义。

好的电影，我一向认为，是能够成为一种社会运动的蓝本的。这一点当然不必然与电影的艺术性相关，却是电影之社会属性或文化属性的可有之义，且后者并不一定就与前者相冲突。比如雅克·贝克的《洞》（1960），没人会怀疑这是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纯电影”，其角色——众多狡猾的罪犯无任何能够唤来社会认同的可能，但这丝毫不会削弱这部影片批讽权威的锐利程度——莫不如说它的题材，在极致真实的影像剪辑的加持下，更为犀利地刺中了权力的心窝：这几乎是一本越狱的教科书（相比之下，《肖申克的救赎》只能算一个娱乐工业造梦的爽片）。

或者，就像《寄生虫》这种集电影工业之大成的杰作，不仅彻底颠覆人们的社会认知，把“底层”的阶级图式深深印在观众的脑海之中，同时缔造了新颖的“联觉”。这样，只要一提及“底层”，我们不仅能够想到大城市里不起眼的角落，以及那些悲伤到绝望的镜头，甚至还能回想起“气味”，那种鲜活的形象轮廓。

就此而言，《杰伊·比姆》虽不能与上述最优秀的社会题材作品相提并论，但它同样针对印度的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视觉化方案。它首先让你看到了一个“贱民”家庭完整的生活形式，从田中捕鼠到陋室恩爱，哪怕非常的浪漫化，也仍充满向上的期许，美好且完整——由此，这一家庭的无端碎裂才能唤起悲愤，唤起一种最基本的认同。同样，对于冤案，电影至少没有让“贱民”僵坐原地，它让一个坚强的女性行动了起来（虽然到了后半部分，这位女性的存在感已经弱得可怜）。甚至在对好人律师的呈现上，也隐含着“不要迷信国大党，也听一听共产党”这样的视觉信息。可以说，本片就算力度薄弱，也依旧有鲜明的指向性。

更可贵的是，这样的电影，对于整个的印度电影市场来说，并非是昙花一现，而是肉眼可见的群芳竞逐。前有《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有《误杀瞒天记》《第15条》，有与本片同一年的《白虎》，甚至可以包括《摔跤吧！爸爸》。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套路：在一部商业片中夹杂一些批判社会的元素，这样资方满意，观众也满意。文化批评家或者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不会满意，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在这日复一日的观影过程中，在观众与电影人对类型片套路的逐渐谙熟中，一种大众审美与制作审美的口味与习惯逐渐形成了，由此营造的其实是一种审视自身的氛围感。（会有印度人因为这样的片子感到民族自尊心受挫，会担心给中国势力递刀子么？）这种氛围，既可以包容电影，也可以包容一个社会自我调适的种种过敏反应。确实，美并不意味着善，但审美习惯绝对关乎道德和政治。

我常和人说，可能要100部合格线以上的类型电影，才能提纯出一部伟大的《寄生虫》。这还不仅仅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简单过程，其中更关乎作者的敏感和天分，作者所处社会的矛盾尖锐程度、信息的透明程度以及最重要的价值宽容程度。但无论如何，只要印度的电影人整体上仍然坚持这一创作模式，哪怕总是乏味的推陈又出陈，也终归会有打破类型的一刻，进而实现电影与社会的某种共振。毕竟印度，和中国一样也不缺素材。

今天，我们作为局外人，对于印度的种种“社会新闻”已经习以为常，议程设置之下，偏见也在累积。可是透过层层偏见，只要稍微有点紧迫感和羞耻心，便能看到：印度内在的活力如何从一个低起点的位置迸发出意料之外的创造。这种活力是我们作为中国人遥遥观望而似曾相识的，仿佛看到了自己失去的东西。实在想不出因由，于是我们只能将其归结为一种志得意满的、迟早要摔跟头的飘飘然，然后转身投入到我们满是欢乐与胜利的防疫生活中去了。

这能不让人惆怅么——

我曾一度以为《我不是药神》是个起点，孰料竟成了开始的结束。

在看《杰伊·比姆》之前，我把他当作是《厕所英雄》《护垫侠》《误杀瞒天记》《白虎》之类反映印度底层人种的电影。

看到一多半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高种姓律师帮低种姓村妇替夫伸冤的普通故事。

但是，当看到故事最后钱德鲁律师一层层剥开案件的冰冷真相，犯案警察被绳之以法时，我的内心异常承重，这种沉重来自于我失去了看《厕所英雄》之类印度电影时的相对“优越感”：女人不能在家上厕所这类荒谬的现实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因为我知道，在电影男主拉贾坎努悲剧发生的1995年，我们的身边也同样发生了一个无法挽回的冤案：聂树斌案。

这个案件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杰伊·比姆》（具体可自行百度、知乎），聂树斌虽然已经被最高法在2016年宣布无罪，但当年他是否被屈打成招？从找到真凶王书金的2005年到2016年，十几年间改判的阻力究竟在哪里？聂树斌被枪毙的时间究竟是官方宣布的4月底，还是那个谜一般的“冬季某日”？那个关于器官移植的“谣言”背后究竟真相如何？

依然有太多疑问。

然而相比之下，拉贾坎努的妻子森加尼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她为丈夫赢回了清白，她得到了真相，得到了应有的赔偿；森加尼的律师钱德鲁也是幸运的，他赢得了案件，他把真凶送进了监狱，他在和整个黑暗警察机构系统性造假的斗争中笑到了最后。

但聂树斌的父母没有这么幸运，诚然他们的孩子已经平反昭雪，但是他们依然没看到应有的追责。最早披露“一案两凶”、一直未聂树斌案真相奔走的公安人士郑成月也没有那么幸运，他没有这部电影中钱德鲁律师的主角光环和开挂的庭审表现，他丢了官，被视为“异类”，身患重病无钱医治，18年靠众筹才得以获得更好的治疗。

我一直记得当年媒体报道中，2016年11月30日，当时重病中的郑成月和聂树斌的姐姐通话时说的一句话：“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死了以后，要给我在聂树斌的坟墓旁边树一个碑，写上——人民警察爱人民。”

杰伊比姆听上去像是一个人名

但其实并不是

它是一个口号：比姆万岁

比姆的全名是：比姆·安贝德卡尔

他为了印度种族姓氏最底层的贱民阶层达利特阶层争取权力

是印度宪法之父

也是印度第一位法律部长

对印度有所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

印度的姓氏是分级别的

贱民身份世代相传

不能接受教育

不能穿鞋

只能从事卑贱的工作

甚至在走路的时候影子都怕落到路人的身上

这是印度历史最黑暗的阴影

而贱民人数占据印度人口接近五分之一

被誉为天生下来的不可接触者

就是比姆才让这些歧视和贱民标签被去除

但这部影片描述的并不是杰伊比姆的故事

而是一个名叫钱德鲁的律师

影片名杰伊比姆主要是为了致敬比姆为贱民阶层争取权益的精神

比姆说过一段话

只要一个人没有实现社会自由

法律所提供的自由对他是没有用的

这句话或许影响了钱德鲁

他从16岁起就一直从事社会工作

1993年开始

为了给贱民阶层伸张正义

共处理了96000起案件

平均每天要审理75起案件

而《杰伊比姆》故事来源就是这些案件中其中一个

拉贾坎努案

钱德鲁用了十年的漫长时间

对抗种姓制度、执法和司法系统

最终赢了官司

是当地高等法院历史上最长的人权案件

展示了种姓歧视和司法执法不公正是如何杀人的

电影上映后主演苏里亚还受到了许多批评和生命威胁

可想而知种姓歧视的影响程度有多大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部电影吧

全片两小时40分钟

节奏衔接非常紧密

第一帧就深入探讨了主题思想

观众看影片时，有立场预设，有上帝视角，所以我们很自然就可以代入主角的经历，认定基本的善恶，这是电影的功劳。然而若把这样的案件放入现实中，再悄悄修改一下剧情，使得受害者不是完美受害者，而是一个略喜欢贪小便宜的人，那么在警察看似完美的证据链下，旁观者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来观看这个案件呢？

结合近年来“网民断案”的倾向，我想不难猜到舆论的反转和对立。

正如影片里“IG”警官为自己打断猥亵男十指的私刑辩护那样——“如果不动用这种刑罚，我怎么能保护那个女学生？怎么惩戒那些罪犯？”——大多数民众朴素的正义感往往只能让他们认识到法律双刃剑的其中一面——惩戒犯罪——而忘了另一面：约束公权力。

我想引用罗翔《圆圈正义》中通俗的阐述来解释这个观点：

“刑法不仅要惩罚犯罪，还必须有效地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古话说：‘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如果刑法的使命只是打击犯罪，其实没有必要制定成文刑法。它只需存于统治者的内心深处，一种秘而不宣的刑法较之公开明示的法律更能打击一切所谓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公权力如果不受约束，那么“一切有关谁应该构成犯罪，谁不应该构成犯罪的问题，也就只能依赖权力者的偏好……这样，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出现疑难案件，因为只要是我们想打击的，那它就是犯罪。”

《杰伊·比姆》用一个小时的刻画，让观众体会了公权力之恶，甚于民间违法。

民间的违法，由公权力去制裁，而公权力对人权的践踏，更容易使人毫无申诉的余地。也正如影片中律师钱德鲁所说：“他们（那些被公权力践踏的人民）只剩下我们了。”

看完本片，不由得对坚持正义的律师心生敬佩。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这样的人，为手无寸铁的民众举起对抗部分邪恶公权力的法律武器。

他们就像罗翔在送给所有人的书里都会写的那句话一样：做法治之光。

《杰伊.比姆》发生在1995年，内蒙古呼格案发生在1996年4月9日，在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共厕所内，一女子被强奸杀害。公安机关认定报案人呼格吉勒图是凶手。5月23日，呼格吉勒图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呼格吉勒图不服，提出上诉。6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996年6月10日，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此时呼格只有19岁，并且执行枪决时开了两枪。 2005年10月23日，真实犯罪嫌疑人赵志红承认在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共厕所内杀害了一名女性。呼格案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之后经过呼格父母多年奔走，多方努力，终于在2014年呼格案被定为冤假错案。

原文链接：//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politics-and-nation/marxism-helped-me-understand-ambedkar-better-justice-retd-k-chandru-real-life-hero-of-jai-bhim/articleshow/87600520.cms?from=mdr

翻译水平有限，如有错误，欢迎指出。

有律师原型钱德鲁出现的照片为文章本身有的照片，其它照片为译者添加的电影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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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安贝德卡尔（Ambedkar）”：法官（已退休）K·钱德鲁（Chandru），《杰伊·比姆》里的英雄的真实生活

沙尔米·哈里克里希南（Charmy Harikrishnan）

（译注：安贝德卡尔，印度宪法之父，现代印度佛教复兴倡导人，1956年发表“佛陀或马克思”的论文。）

提要

法官（已退休）K·钱德鲁当时是一名律师，他为拉贾坎努（Rajakannu）的案件进行了辩护，拉贾坎努死于警方的拘押中。在这部电影中，苏里亚（Suriya）扮演律师钱德鲁，曼尼坎丹（Manikandan）扮演拉贾坎努，利约莫·何塞（Lijomol Jose）是拉贾坎努为正义而战的妻子（电影里的森格尼，现实生活中帕瓦西）。

“曾有一段时间，有人建议修改宪法，规定人身保护令的权力甚至可以由地方法院来行使，以便节省投入的时间和费用。”（图中为法官钱德鲁）

由TJ Gnanavel导演的泰米尔语电影《杰伊·比姆》在当下已经风靡一时了，这部影片改编自1993年泰米尔德邦一个著名的人身保护案。法官（已退休）K·钱德鲁当时是一名律师，他为拉贾坎努的案件进行了辩护，拉贾坎努死于警方的拘押中。在这部电影中，苏里亚扮演律师钱德鲁，曼尼坎丹扮演拉贾坎努，利约莫·何塞是拉贾坎努为正义而战的妻子（电影里的森格尼，现实生活中帕瓦西）。这是一部充满马克思主义主题和安贝德卡尔主旨的电影。法官（已退休）K·钱德鲁在接受沙尔米·哈里克里希南的电子邮件采访时谈到了了种姓、政治和法律话题。以下是节选：

Q：这部电影为什么要取名为《杰伊·比姆》？是因为边缘化群体正在通过宪法来赢得自己的权利吗？有人想知道，为什么一部充斥着马克思主义主题的电影会援引安贝德卡尔的标语来作为它的片名。

A：《杰伊·比姆》不是一个标语，而是受压迫者的战争呼喊。我认为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盗用了安贝德卡尔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旗帜和一些披着红披肩领导抗议的领袖的形象在一个平静状态下是一个很正常的场景。但在这部电影中，依鲁拉斯人，一个部落团体，正在把自己组织成一个协会，在游行中诉说自己的要求。电影的要旨在两个场景里表露了出来。第一次是在判决宣布后，律师告诉森格尼，这次胜利不仅仅是告慰她丈夫的死亡，还应该给所有这类伤害画上句号。第二次是在森格尼在法院文件上按上拇指印时，在影片的终点，她女儿舒服地坐在律师家里，开始读报纸。主旨是部落的读写能力是解决他们被排斥问题的最终答案。虽然我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有政治政治联系，但我也开始与安贝德卡尔运动合作，与安备德卡尔运动的合作发生在我脱离马克思主义政党后。

Q:你在1993-1994年为拉贾坎努和帕瓦蒂的案子辩护。当时，你已经被印共（马）开除五年了。所以，该怎么解释在电影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主题——列宁雕像、马克思半身像呢？

墙上的马克思像和桌上的列宁像

A：直至今天，我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不需要一个党派标签。虽然你可能是在一个党管理的组织里成长的，之后他们不要你了，但你不能停止自己的思考。与停止思考的情况相反，在那些日子里我所相信的一切都会继续帮助我的行动和思考。因此，电影里出现列宁、马克思或者其他领导人的照片，这并不与我今天正在做的事情相抵触。

1993年，当我为拉贾坎努被谋杀的案件辩护时，我并不身处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五年多之前我就被驱逐了。在办案时，我与他们没有任何直接接触。实际上，我偶然碰到了帕瓦蒂（Parvathi），我前往内韦利（Neyveli）去找一些老师谈话，当我走下讲台时，我看到了她，她是跟着一些青年志愿者来到这里的。我告诉她到我在金奈（Chennai）的办公室来谈论这个案件。在提交人身保护令后，几起案件发生了，我没有得到任何组织的任何帮助。案件结束时，法院下令支付5000卢比（尽管我拒绝接受任何金额）。我把这笔钱寄给了民主妇女协会（AIDWA）的领导人麦西利·西瓦拉曼（Mythili Sivaraman），告诉她说这可能可以帮助她们为其他妇女斗争的事业。即使这件事之后，我也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何承认。在我被驱逐后，我没有加入任何政党，保持着一个为人权事业奋斗的独立个人的身份。还有一些政党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组织，我拒绝了这些邀请。

然而，即使在我被提升为高等法院法官时，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依然贴在我身上。一些委员会成员告诉我们的首席大法官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我的名字应该被排除在外。但首席大法官AP·沙阿（Shah）抗住了他们的反对，并告诉他们说，我和政党之间的联系已经是近20年前的事情了。我在青年时代为党服务了20多年，因此没人可以阻止别人把我视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仍然为拥有这个标签感到骄傲。

Q：EMS向法官克里希纳·艾耶（Krishna Iyer）建议让你提交撤销驱逐的上诉——而你拒绝了这样做，这是真的吗？

A：我在1968年加入了印共（马），并开始与他们的学术联谊会和工会合作。1970年于迪卢瓦南塔普兰举行的印度学生联盟（SFI）成立大会中，我是其中的代表。我升为邦级领导人之一，领导了许多学生运动。我还与工会运动合作，甚至因为违反禁令在一次会议上对工人讲话而入狱两周。我被驱逐是因为我谴责JR·贾亚沃丁（Jayawardene）和拉吉夫·甘地之间的印度-斯里兰卡协议以及随后派遣印度维和部队（IPKF）执行该协议的行动。党对此有与我不同的观点。在我被驱逐后，克里希纳·艾耶与EMS·南布迪利帕德（Namboodiripad）一起乘飞机时，艾耶提到了这个话题，并说失去一名优秀的干部对党来说是一个损失。据了解，他告诉艾耶法官说，我可以向管理委员会提出上诉。无论如何，在那次旅行后，克里希纳·艾耶给我打电话说：“同志，我们还不够红。我们将开一个粉红色的派对。”那是克里希纳·艾耶含蓄的幽默。

Q：你写了一本名叫《我对安贝德卡尔之光的看法》。你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安贝德卡尔主义者？或者两者兼是？

A：不管你给我贴上什么标签，我肯定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作为一名律师，你可能只为你遇到的案件辩护。无论你在争论什么，判决不是属于你的事。但如果你是一名法官，你必须撰写一份判决书，你可能会受到你对问题的哲学理解、你在运动中的经历以及你自己的法律知识的指导。《我对安贝德卡尔之光的看法》是我对种姓和宗教的看法汇编。在序言中，我写道，B·R·安贝德卡尔博士的著作和演讲丰富了我对种姓这一棘手问题的理解。在裁决那些案件时，我广泛引用了安贝德卡尔的著作，没有这些著作，我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有正确理解。我还可以补充说，左翼运动未能科学地解决种姓问题，尽管现在有人尝试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印共（马）也有一个全印度论坛来探讨这个问题。选择其中之一不是一个选择。（原文为Choosing one or the other is not a choice）我的马克思主义背景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安贝德卡尔。

Q：在这部电影中，人们的种姓地位被大书特书——但对你自己的背景，这部电影讲得很少。你能向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A：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在四灵性晋阶（varnasrama）安排中，我不属于贱民阶层（avarnas）而是属于savarnas（排得上种姓的人）。（译注：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为savarnas，而贱民阶层则为avarnas）即使在广泛的分类中，我也可能是最后一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归到首陀罗的种姓都是一个性质的。一些人批评这个电影，因为电影主角中的律师是一个无部落者，并称这是倒退。如果你如实地看一看英国司法到印度实行后的情况，你就会发现法院界是由上层种姓主导的，直到现在，你才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社团更多地参与到法律职业的情况。在种姓制度中，每个种姓都面临着歧视。在顶端的种姓可能没有这种问题。但是，一旦一个种姓发现比自己更低级的种姓，他们就会去歧视那些比他们的种姓更低的人。

安贝卡尔德有一句著名的话：“学习、教育和鼓动”，这是为这个被预定种姓的人和默尔瓦西人而写的口号。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一个结构的改变，而这需要在不同领域采取行动。

Q：有很多针对这部电影对暴力的刻画的批评。但当我们看到泰米尔纳德邦关于拉贾坎努的判决时，这份判决里有帕瓦蒂关于她和她丈夫所遭受的酷刑的陈述，看起来，现实比电影艺术所呈现的更加触目惊心。

A：电影呈现的镜头经过精心制作和整合，并且要采取适当的处理，因为它要通过审核。但在现实生活中，情况更加糟糕并且难以用言语来描述。作为法官，我处理过有一些案件，这些案件中警察对普通民众的酷刑比电影呈现的更加残酷。

Q：你援引了著名的拉詹案来盘问人身保护令案中的证人。但即使在今天，人身保护令案也没有得到紧急审理。

A：人身保护令是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特权令状管辖权的一个重要组成组分，数千人通过该令得到解脱。尽管在AK·戈帕兰（Gopalan）案（1950）中，法院对宪法所载的基本权利作了狭隘的解释，但之后，该条款成为了对付无辜拘禁的有力武器。克里希纳·艾耶法官在其著名的判决（苏尼尔·巴特拉II）中扩大了人身保护令的范围，甚至将人身保护令提供给那些可以投诉当局虐待和酷刑的囚犯。但也有人试图通过有意无意的限制来削弱这一规定。典型的例子就是查谟和克什米尔（J&K）的囚犯/嫌犯，他们的案件从未得到审理，有些案件由于高级司法机关的漠不关心而徒劳一场。

曾有一段时间，有人建议修改宪法，规定人身保护令的权力甚至可以由地方法院来行使，以便节省投入的时间和费用。

Q：你怎么看待《非法活动预防法》（UAPA）和煽动叛乱法的严刑峻法的广泛使用？

A：印度刑法典（IPC）第124A条规定煽动叛乱为犯罪，这与民主是对立的。它被嵌入刑法系统是为了保护殖民政府，并被自由地用来对付我们为自由而战的战士。有人曾想，在国家独立后这条法条会被废除。就连司法机构也对该条款做出了错误解释。议会应该废除该条款，而不是留下这个条款使得法院管辖范围变得游移不定。

在尝试了《防范恐怖及分裂活动的法案》（TADA）和《预防恐怖主义法》（POTA）赋予警方权力的效果，并在公众压力下废除了这两项法令后，当时由国会领导的政府秘密提出了《非法活动预防法》修正案，目前印度人民党（BJP）政府正在随意地使用《非法活动预防法》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活动家。人民可能会觉得警觉的司法机构可以遏制专横。但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被指控的比马·克雷根（Bhima Koregaon）仍在监狱中苦苦挣扎，法院没有给予任何救济。在这个过程中，在部落中工作过的斯坦·斯瓦米（Stan Swamy）神父也被处死。

Q：今天的印度需要建立怎么样的司法制度？

A：1969年，当作为喀拉拉邦首席部长的EMS·纳布迪里帕德说司法机构不能凌驾于国家经济利益之上，他因蔑视法庭而被喀拉拉邦高等法院起诉并受到惩罚。令人惊讶的是，最高法院认可了这个判决。相似的事情还有，如果有人说“尽心尽力的司法机构”，这个话会被视为一个肮胀的话语。我们需要的是忠于宪法精神和法治精神的审判员。这也许是唯一一个司法机构自行任命的国家。任命的官方制度已经行不通了，并且在很多方面与宪法指明的东西相违背。它需要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