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马特我爱你

导演李一凡在一席演讲的最后说：「关注自己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关注社会，只有你对社会观看没有盲点的时候，才会发现你不是活在《西部世界》那种岁月静好之中。」

而我显然对社会的关注太少，看完这部纪录片，才把杀马特从被戏谑的符号中剥离出来，还原成一个个的鲜活的人——那些工厂里的年轻人。

杀马特风格的来源、演变、特点都不是片中的重点。贯穿整部片子的，是杀马特们讲述自己的打工故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不再留奇异的发型，回归到「正常人」，没变的则是仍在底层挣扎。正如导演所言，他拍的不是杀马特史，而是杀马特讲述自己的个人史、精神史，是 90 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

如今，大城市的年轻白领们喜欢自嘲自己为打工人，尽管也有共鸣，但这种「打工」和杀马特们的打工，终究是两码事。从留守儿童到十三四岁辍学成为农民工，是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的我所不了解的世界。

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年轻人，会迷路、会被骗，这里不再是熟人社会，而是充满残酷竞争和算计的利益场，无条件的信任会被看作太天真。

但他们还是要出来，农村已无事可干，只有进城才有改变的机会，或者更现实地说，只有出来才能挣够未来成家的钱。所谓「困难困难，困在家里，肯定困难；出路出路，走出去，就有路。」

最近正好看了张彤禾的《打工女孩》，描绘的也是同一时期的东莞。尽管也写到了农民工的漂泊和艰难，但书中重点叙述的两个主角，都通过努力与运气，从最底层爬了出来，成为「中国梦」的励志代表。但更多的人，还是如本片中这样的杀马特们，工作多年，依旧看不到向上的希望。

工厂里的生活，枯燥乏味，让人日渐麻木。流水线上重复、不能停的工作，劳累到让人瞌睡误工的两班倒，上厕所要主管签字，没有社保，没有安全保护，化工品让人过敏，惨遭工伤也没什么赔偿，微薄的工资还时常被拖欠。口述的背景画面，是导演花钱买来的短视频，都是农民工自己拍的：机器的轰鸣，机械的动作，招工的人流，被训斥的工人......一切都让人想逃离。为了拍片，李一凡在厂区里转了很久，感叹道：工厂里很多人都有抑郁症。

这就是中国奇迹的另一面，城市飞速发展的代价，正是工厂里这一个个年轻人。杀马特教主罗福兴说，每次路过城里那些高楼，他都不会往上看，因为那些光鲜亮丽和自己无关。

在这无聊、穷困的生活中，他们也渴望自由、爱情，渴望获得关注和关心，但他们没钱玩城里人的那些爱好，只好玩头发。杀马特的发型和装束，尽管被许多人嘲讽、鄙视，却是这些年轻人最珍视的东西。奇异夸张的发型，给了他们保护（看上去像坏孩子，不会被欺负）、存在感、意义、自信，甚至恋爱对象（对于家里没钱的男孩，找到真爱，能少出点彩礼也是很成功的事）。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在冷漠的工厂和从小有隔阂的父母之外，找到了兄弟姐妹般的温暖。大家一起溜冰、聚会、在 QQ 群里聊天，杀马特成了识别彼此的信号，成了难得的归属感。在杀马特家族中还可以实现身份的上升，尽管看上去很虚幻，但总比现实中的无望强出很多。因此，当许多工厂要求他们剪掉头发时，他们直接选择拒绝，为了杀马特，宁愿饿肚子。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让我惊讶，也足见玩头发这件事，承载了他们生活的多少意义。

可悲的是，就这么一点点自由，最后也被他们奉献青春所构筑的那个「美好世界」所扼杀。在物质、精神的双重打击之后，留下的是恐惧，曾经的杀马特们只得乖乖剃掉头发，回归贫乏的正常，老老实实打工。而我这样的人，正是背后的凶手。

二代农民工，不像他们的父母，怀抱着赚大钱的希望拼命奋斗；他们面对生活更加随意，随意打工、随意花钱，因为已看不到什么改变的希望。

「关键问题是，钱到哪里去了？」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失衡的城乡关系，李一凡仍在反复拷问。

为什么这个社会要求男性正装要打领带，领带不过是原来用来擦嘴巴的一条布而已。为什么这个社会要女人穿高跟鞋，高跟鞋跟裹小脚一样纯属酷刑。为什么这个社会觉得男人为什么要“留短头发”才正常，短发不过是欧洲火器普及全民战争之后为了方便包扎伤口才普及的发型。

杀马特的头发“五颜六色千奇百怪”那又怎样，他们没有伤害谁，他们来自无望的贫困山区，买不起车买不起房，他们生产着我们所消费的所有商品，从衣服到手机到房屋，然而他们自己一无所有。用血换来的几千块钱的工资被克扣到只剩下27块钱。他们唯一能掌控的只不过是自己的头发。身体是人的本身，是人的第一属性，人即是其身体，身体是一切权利的起源，也是一切权力的最终目标。社会通过规训身体而规训每一个人，社会通过分配财富和权力来分配身体。对本来无意义的客体赋予条条框框的限制性观念只不过是用来训狗的电击项圈，那不过是一种掌握资源的人对没有资源的人的暴力的展现。

因为他们的“与众不同”，他们走在街上被人打，被认为是坏人，被人恶搞，被人施以网络暴力，被取笑嘲弄，被禁止。他们通过发型在孤独的工业区里认识同类。有钱人可以通过房子车子职位名校出身和各种高尚高雅高贵的爱好而互相抱团，而他们只有一小撮头发。最后，连他们这丁点的“特点”都要被剥夺。没有人在乎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的尊严与生存。

而我感到惭愧的是，我曾经那么长时间，都不曾认识和理解他们在想什么。听，倾听他人的讲述，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把他人套进自己头脑中浅薄狭隘的观念模型里然后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导演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将自己全程隐没，而把一个一个真实的人放到了台前，让他们本人去讲述自己。

很久没看到像李一凡导演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和宗教研究系组织的线上放映）这么清晰呈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作品了。像导演所说的，这并不是一个对中国杀马特的总体研究，而是由不多的杀马特（他们采访到了67位）来讲述ta们所经历的90后从留守儿童到成为农民工的个人历史。李一凡在朋友满宇的介绍下认识了“杀马特”家族的创始人罗福兴、又请罗福兴介绍了曾有过杀马特经历的青年人，请他们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经历。

这个纪录片由不同的杀马特的自述组成，有非常多的征集的手机素材（三个竖屏拼成横屏的版式很像前一阵子快手素材剪辑出来的抗疫纪录片），但核心逻辑很清晰：看起来是回答“为什么要杀马特”，实则在讲述“我们是谁”。这些个体组成的群像，讲述了不同段落的生活——在工厂的加班，在城市中的挫折，寻找自我和自我组织，与其他杀马特的友谊，所受的歧视，13年时主流文化对杀马特的污名和现在的生活。但其实不需要太多时间，观众就会意识到杀马特的分类和视觉创造并不是本片重点，重要的是成为杀马特的需求来自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中的位置，这群早早出来打工、生活极度贫乏的年轻人，他们想要逃离的是被老板克扣工资、被流水线异化、在城市里总被骗钱、不被家长理解的那个绝望的自己，他们想要成为一个有个性、有认同、有朋友、被关注的快乐的自己。为了让自己有动力活下去，他们选择了成为杀马特，选择用杀马特作为人群中看见彼此的标记，找到对方、找到朋友和恋人、找到让自己温暖的地方。

采访里有一个人说，工厂是一条通道，杀马特是另一条上升的通道。你可以成为杀马特家族中的“贵族”，虽然那是虚幻的，但快乐是真实的。“工厂里的职位就算空了，也是留给大学生研究生的，并不是说留给你们这种从农村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如干脆选择另外一条通道。但我觉得这是快乐的东西。人，这快乐的话，我觉得是一样的。”

李一凡分享的自己在创作中视角的转变对于研究者、创作者很有启发，他的预设是杀马特是类似朋克的文化反抗（和刘伟伟的采访里他谈得更详细），在驴唇不对马嘴地和罗福兴交流了很久之后、在搬去东莞石排镇住了一阵子之后，他发现杀马特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如果一开始是视觉文化的预设，后面其实是转到了社会政治经济学，把研究对象从视觉形象的文化分析转向了对人的理解，认识杀马特到底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着。他也提到这个过程里很重要的是双方可以理解彼此的话语，能用对方的语言沟通。我也蛮佩服他没有面对在跨越阶层、文化、种族的研究里常会出现的自我怀疑。在伦敦常常看到自由主义话语特别是因为black lives matter的波及下，主流对“文化挪用”和“为庶民代言”（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自我审查，其实遏制了人们去表达对与自己不同的人的理解、去想象人和人之间丰富多样的关系。

但现实里，主流与杀马特、非主流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侧目、排斥甚至是绞杀，像中世纪对女巫的围猎。去年李一凡在广东时代美术馆有个展，邀请了罗福兴和他的一个朋友去广州。但是这两位不坐高铁、非要坐顺风车，到了广州也不坐地铁，就要坐土摩托去美术馆。并不是生活习惯，或者是“习俗”或“文化”，而是因为每次坐高铁和过有安检的地铁，他们都很有可能会被盘问，久而久之，他们便绕开了这些选项，选择那些不让自己受辱的空间。其实被污名化之后，杀马特一直在躲。片子里介绍了杀马特从2006/07年到2012年的蓬勃，到2013年突然被主流发现后，杀马特的QQ群、QQ空间、开的游戏房间都被谩骂充斥，走在街上也会被打。他们删掉了照片、不再玩游戏。“我们只是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不，不行的。

片子里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来自一位去学了美容的姑娘，她现在头发乌黑、妆容温柔，很难想象她曾经的样子。她动情地说自己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再扮成杀马特：“两套婚纱照，必须要有一个杀马特的造型，就是我小女孩的样子，要珍藏起来回忆很多年。”

专访李一凡 |杀马特的文化兴衰史，导演谈高分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qq.com

二零一二年那场针对“杀马特”的围剿犹能搜到一些带电子包浆的资料，彼时大众媒体以主流的高姿态斜睨甚至俯视着城乡关系里无所适从的青年蝼蚁——而《杀马特，我爱你》之后的影像读写者，似乎对他们的态度稍显友好起来。

“平视”是《杀马特，我爱你》能够引发观者共鸣的关键：一个个留守于城乡间隙的年轻生命，用自己所能吸取到的为数不多的审美经验，包裹自己，主动与“主流”、“得体”划清界限，以期短暂地逃离枯萎、逃离平庸。

城乡在互斥中融合，在融和中互叱。经济转型与教育资源落伍尴尬对视，像一个在荒郊分娩的、无人陪同的母亲，土地恰似肌肉组织般挛缩，胎儿下坠，批量的留守儿童被生产出来，呱呱落地时，注视土壤的第一眼，便成为贫乏此生的引言。

但他们，也终于被“看见”了。

没有戏剧性的编排，没有标签思维的干预，李一凡导演以擅于“实证”的目光，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满满当当的，喜怒哀乐尽有、人生海海无常的边缘世界。

在声与影的交汇处，超乎纪录再度与李一凡导演相遇，重谈导演视角下的“杀马特”。

本期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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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 | 纪录片导演

李一凡，196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91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现任教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其纪录片作品《淹没》、《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获得包括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沃尔夫冈·斯道特奖、法国真实电影节国际多媒体作者联合奖、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弗拉哈迪奖、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人道奖在内的数项国际大奖，并获荷兰IDFA Jan Vrijman Fund电影基金奖、瑞士Vision Sud Est电影基金奖。

- 主要作品 -

《杀马特，我爱你》《淹没》

《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

专访李一凡 |杀马特的文化兴衰史，高分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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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小文

编辑 | 小文

图 | 受访者提供（特殊标注除外）

以下为李一帆导演自述：

实证，是一种习惯

“城市与乡村的间隙 有他们真实而粗粝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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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对“杀马特”产生兴趣，是在2012到2013年的时候，那时，有关他们的消息，开始在网络上冒头。

而我们恰好在重庆做一些艺术项目，在这些项目的探讨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叫做审美自治：它强调艺术的审美本体和艺术生产的自律性。将两者联系到一起，我就觉得在杀马特身上能看到一种审美自治的精神——因为一拨人，他要能够把自己从大众审美的潮流中拎出来，用一种审美的方式解放自己的话，他一定是很自信才能做这件事情。

在选择“杀马特”作为影像中的主体之前，我对他们的印象，来源于互联网上一种悖于主流审美的声音。当时就觉得，从导演的视角出发去看，其实他们在某种层面上来说，比咱们一些美院的学生，要更早、更明确地拥有了一种审美自治的态度。

于是我就开始找，一开始，什么途径都找不着他们。他们好像在经历过短暂的、不算善意的瞩目后，躲藏了起来。出于实证的目的，我一直也没放弃，就开始申请加入各种各样的杀马特QQ群，留言“我想加入杀马特”之类云云。自然发出去的消息也没得到回应，叫学生去试，依旧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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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马特家族QQ群（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6年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一个契机，让我能够近距离接触他们。那段时间我常去广东，恰好就有一位广东的朋友，跟我说他认识杀马特教主罗福兴。在这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应该会从网络上联系到杀马特，因为杀马特的源起和发展都与互联网密不可分，所以我惯性地认为，应当是通过网络联系到他们，没有想到还能有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给了我们罗福兴的联系方式。

就这样，这事儿算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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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 李一凡通过朋友的介绍，与罗福兴取得联系（影片截图）

城乡关系里，无所适从的青年

“流水线 不止生产千篇一律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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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罗福兴，是在深圳、惠州、东莞交界的那么一个地方，算是远郊。第一眼看:也不留长发了，很正常的一个青年；第一次聊，他直接说：“从前不懂事，现在慢慢长大了，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当时他的状态，对过去的自己，存在一种近似于否定的感觉。

在初次跟拍摄对象建立沟通关系的时候，我一般都很谨慎，很怕一张口就冒犯到人家。所以当时，他也小心翼翼，我也小心翼翼。

当时找了一个钟点房，待在里头，两人拘谨地对聊。广州的五六月，热气蒸腾，盛夏蝉燥，那屋还没空调，待不住，我们就出来了。

去的时候，我们是三人一同去找罗福兴：乌鸦，满宇，还有我。结果到了那，罗福兴不愿意他俩在，于是我和罗留在这里对谈，其他两人找个地吃饭，等我这边结束——结果我俩这边实在待不住，也一块去吃了个饭。

等的时间也不长，第一回面谈，其实也没聊多少。更多的，是加了微信以后慢慢聊，慢慢地相互认知。

这个片子最开始的难点，在于怎样与他们取得联系。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思考的，就是如何获得他们的信任，了解真正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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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马特石排公园聚会（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真正的杀马特，比起城乡结合部弄潮儿，更像流水线作业的歇息间抬头的、无所适从的留守青年。他们懵懂、却又为网络上一些支持的回馈而骄傲；他们自封“杀马特家族”，跨越老乡关系，和天南海北的同好建立普通人难以理解的精神社群。

2017年的下半年，刚好有一个项目，能够有几万块钱让我去做一个短片，这个时候，《杀马特》的拍摄，算是真正开始步入正轨。

随着拍摄的推进，我慢慢意识到了那种无所适从与“不信任感”来自于当年杀马特暴露于主流群体面前时，他们所经历的强烈的冲突。

他们经历了“屠吧”，经历了现实生活无情的鞭挞和舆论场的否定。

杀马特是一种能够自我保护的组织，很松散，但又很凝聚。你要进入到这些群体里，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比如他对你的发型、对你的审美趣味，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跟罗福兴一对，才知道以前为什么进不去杀马特的群聊——我们只是进到了人家的审核群，人家一看你这QQ空间，完全不是杀马特的料，就把我们踢出去了。

等到我们开始要联系这些杀马特的时候，其实也发现了：即使罗福兴这个“教主”亲自把我们拉进群，我们也无法掌握与他们交流的技巧和话术。你以为很重要的，别人也不觉得重要。而且大多数的群在那个时候都是休眠状况，也不是随时都有话说，大家在关注中反而变得缄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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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福兴担当“翻译”

他们不知道你说什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里面很多小孩也没看过电影，人家从来没进过电影院。就在东莞石排那个公园边上不远就有个电影院，他们从来不进去，我们说纪录片也没人知道。后来罗福兴给我们充当“翻译”，他从来都是说是长视频，他们就知道你要拍一个长视频。此前，我觉得我还是挺懂农村的，即使挺懂——这些我也没法沟通，完全沟通不了。

打破一堵墙

“这面墙，产自农耕文明和商业社会的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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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们沟通需要打破一堵墙。一开始的我觉得那个很难，堪比跨越语言谱系的鸿沟。翻过认知方式的高山，真正打破这堵墙之后，我们其实是能够交流的。

在打破这堵墙的过程中，我发现，杀马特几乎全是工厂区域产生出来的。社会底层的工人被制度排斥，他们在被排斥的过程中，为了获得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完成这种独属于城乡之间的审美自洽。

我称他为农耕文明和商业社会的杂交。就是我们总是感觉社会商业化，娱乐至死，都是工业社会后期才产生的东西。它虽然在一个工业时代，但是它的那个工厂区里边的那种习惯、那种组织形式，跟我们想象的还是很不一样。

我以前知道工厂区的工作时间特别长，九十年代的时候还要收身份证，不许你拿身份证，那些门窗都是弄上铁链，不让你随便进出。我以为现在已经改善了，我以为工人已经自由了，想做就做，工资也很高。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我们采访的工人基本晚上都是在上班的，大部分晚上 10 点以后才有空，工作时间有 12 个小时。我们的访谈经常都是半夜进行的，这是我之前无法想象的。工厂区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它是以前珠三角的农村，它的原住民是本地农民，然后它的租户就是从各个地方来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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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导演晚上到工人宿舍采访

你可以说杀马特在某种意义上，很千篇一律。父母打工，没有钱上学或者是成绩不好，成绩不好就被老师歧视，甚至老师要打人，然后就有点逆反，不去上学，认为自己反正也考不上大学的，在这些问题上面的叙述几乎人人都一样。

所以我才发现杀马特是一个社会现象，它有那么多的相似性的时候，它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阶级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不是我们开始想的有一小撮人，有一点独特的审美——整个社会变迁中一代人的经历，让其中的一部分人选择成为杀马特。

杀马特们，他们是不是去参加环球旅行啦？他是不是去阿富汗打过仗？他是不是做了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情？其实都不是。他们在我眼里没有一个人做过出格的事情，也就是这个头发是最出格的。他们的生活不精彩，他们爱情也不精彩，就是因为特别无聊，特别平淡，特别没趣，特别绝望，所以才要改变一个东西，像孔雀开屏一样，希望变得有意思，希望精彩，希望能够飞翔。

我们选择拍摄对象，之所以采访了七十八个之多的杀马特，就是因为觉得不够精彩，所以想要多找样本，看看能不能找到精彩。第二个原因：无聊、贫乏是他们的共性吗？我不敢轻易下定论，所以就想尽量地拓宽样本群体，尽量地扩大，需要到达一个量的时候我才敢信。

从做《淹没》开始，我都挺反戏剧——我不是想讲杀马特是一个特殊事情，我恰恰是想讲：它是个普遍的事情，是一个正常的东西。这是我做片子的一个点，你看《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我会去找一个最没特点的样本，我不会去找一个戏剧性很强的样本，去刻意营造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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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影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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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观点：

矛盾，从导演视角出发来看，是令人可喜的冲突构建因素，但走进《杀马特》里的78个青年，李一凡却又面对着这种“矛盾”的特质，陷入了沉思。

以罗福兴为例的杀马特青年，有着极度矛盾的自我认知，在莫名的傲然中忽而失落，又在异质的赋予下，拾起了一种几近于无的审美自信力。他知晓，李一凡是一个“持摄像机的人”，或许也是一位朋友，他来这儿，拍一个“长视频”——他们或许对于纪录片没有认知，但却在这样的懵懂中面对了难得客观、难得善意的注视，在懵懂中成为了影像所记录的主体。

在2008年至今的网络语境里，杀马特屡屡被拉出来重新审视，水泥从本该装着二手智能机的口袋里掏出，飞蛾扑火般与鞋底的泥泞共舞。他们在工厂至小镇、现实及理想的迂回中，用“怒发冲冠”的物理姿态，灼烧自我，又于纷飞的舆论和年龄的增长中走向无声，重新被流水线的烟尘湮没。

杀马特——

囿于凡俗，忠于希望；生于工厂，死于理想。

4星半。

当前的主流社会对杀马特充斥着不理解，很难容得下此种“异类”的声音。

影片让我对这个亚文化少数群体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之前我确实是对其有一定的误解，也再次提醒我尊重与理解他人的不同与喜好。算是一个不错的的纪录片视角，毕竟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非主流杀马特也是一种相当独特且重要的文化，尽管有别于美国的朋克文化，但二者同样都象征着反抗与独立的精神。这些杀马特如同孤独又敏感的刺猬一般，渴望被关注又害怕被欺凌，用毛发武装起自己。各类杀马特家族，给我一种组成了“工会”与“教会”的感觉，充当着精神支柱的作用，在精神家园里互相帮助。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杀马特兴起与衰退的历程，值得我们去探究滋生该文化的社会土壤，就像之前看的三和大神那般，也可以直接反映出社会底层工人的社会现状。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这些年，离不开影片里所展示的这些“血汗工厂”，大批年轻人血淋淋的青春在其中一览无余。社会被分层，如今国内的贫富与城乡差距确实也是越来越大了，在城市化进程中，教育与留守儿童的问题也依旧很难得到解决。许多人被抹杀了自由与个性，被异化成工具进行着剥削，在工厂里不间断麻木工作的场景，甚至连上厕所都被监督着，这亦如上世纪卓别林《摩登时代》影片里的画面。虽然我童年一直都过得比较愉快，但是我爸妈也是比较早就没有读书出来打工了，也听过他们当年打工的一些事，确实是蛮辛苦的。

发型就像一种名片与标志，十分自然地将这些有相同特性的“同类”吸引聚集在一起，进而产生出群体归属感。

世间最廉价与最珍贵的事物莫过于自由，保留这份身份的象征，这也是杀马特最后的尊严与倔强了。

除杀马特外，最近几年亚文化中的消费主义也越来越多地被人所谈及，也是一股特别的社会思潮。

最后好喜欢罗福兴的这句话：“审美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对于各类事物所谓的美丑好坏，我向来也是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来。

ps：他们的发量好惊人啊，我个人是属于比较容易掉发的那类。

群岛观影会。片子很平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要有最后一段强加的童年创伤故事征集，我觉得这是一部接近平视、并且愿意与杀马特这种亚文化沟通的纪录片。

导演直言此片对象是知识分子，希望观众能够重新审视文化当中人的主体性，而不仅仅是碎片化的符号。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带来两个问题:首先，一种亚文化是否要承担知识分子所赋予的意义。其次，我们是否有必要去看到这种并不希望被圈外人看到的文化。

亚文化的内核就是一套规则，这套规则简单粗暴，你只要遵守规则，就可以得到同类的接纳。这是对更为公平的社会向往。我想任何参与过亚文化社团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在所谓现实世界中，你的努力在一次次无法掌控的外力中消解。但进入到另一套规则中，你的努力钻研会为你赢得尊重，甚至仰慕。

主流文化对于弱势亚文化的态度一向有二:要么猎奇，要么怜悯。因为一切文化都具有意义，并且指导着人的行动。所以无论主流文化对于亚文化持以何种态度，实际上都是一种破坏性、解构性的凝视。在资本的营销和知识分子的加持下，一种亚文化可以成为流行前沿，在消费主义的圈层中被视为塑造为主流的“革命先锋”，并迅速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而对于另一些亚文化而言，它们没有这样的“资本”。这种没有资本不仅来自于物质文化的缺失——这意味着它们不可能将一句话重复一万遍成为真理，也意味着亚文化本身强势话语符号的缺失，即无法使用中产主流文化的偏好词汇，也无法提出更高维的文化概念。相比起讨论亚文化究竟代表了对主流文化的什么态度，主流文化保持住不猎奇、不评判的心态，才是最好的态度。

不过可惜的是，围猎亚文化才是文化的常态。正如导演所言:“在最后，他们(杀马特)都会被主流文化驯化，变得平平无奇。”无论是猎奇，还是怜悯，这种态度都是中产阶级所喜欢、所悲痛、所拥抱的。这也是能煽动人为之动容、为之付费的卖点所在。在强势文化群体的符号压榨之下，任何处于弱势地位的亚文化都会崩解、溃烂；抑或嵌入媚俗的符号，熬走所有锐气，成为主流文化宣传体系中如臂使指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