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巴什尔跳华尔兹

1982年是黎巴嫩内战的第7个年头，这个原本因美丽而享有“东方瑞士”之称的雪松国现在已经是满目疮痍。在首都贝鲁特，居民死于子弹横飞、炸弹爆炸、战机呼啸、坦克碾压、谁都不知道转瞬间会发生什么。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在9月15日夜，一场大屠杀的降临会如此突如其来。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一由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教派教民组成的国家，而在这两大教派中还包含着许多小教派，这使得黎巴嫩社会因派系林立、党派众多而异常复杂。在这面积1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万的小国里，大大小小的教派不仅一般都有自己的政党，而且还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甚至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设立了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　　

      9月14日16时10分，黎巴嫩新任总统、基督教马龙派要员贝希尔·杰马耶勒被炸身亡。基督教马龙派立刻将此加罪于巴勒斯坦人，扬言要为杰马耶勒报仇，特别是长期以来一直追随以色列的黎巴嫩右翼民兵组织基督教长枪党更是气势汹汹。以色列立刻借机出兵占领了贝鲁特西区。以色列总理贝京向外界解释道：“这次行动是为了保护巴勒斯坦穆斯林不受长枪党人的报复。”

　　在进占贝鲁特西区时，以军遭到巴解游击队的零星抵抗，给以军多少造成了一些人员和装备损失。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沙龙马上向前线以色列北部军区司令德鲁里下达命令：立刻采取“断然措施”，对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净化”。德鲁里随即指挥以军包围了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难民营，对它们采取了“密封式隔绝”，即彻底切断了这两个难民营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谁都明白，这样的“净化”势必是在杀戮中进行。以色列考虑到难民营中实际上已经没有抵抗力量，于是，决定借基督教长枪党之手来完成这次结果将是血淋淋的行动。15日下午，德鲁里在设在贝鲁特东区的以军司令部召集长枪党参谋长及情报负责人霍贝卡等人，商谈对这两个难民营进行“净化”的行动部署。会后，德鲁里向沙龙报告：“我们的朋友正在向难民营进发。我们同他们的领导人在这一行动中进行了配合。”沙龙以满意的口吻褒奖道：“祝贺你，朋友们的行动已予通过。”

　　紧接着的是，按照商议的部署和德鲁里的命令，以军用密集的炮火向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难民营进行轰击，刹那问，难民营里血肉横飞，建筑物被基本夷平，特别是多处围墙被炸塌。炮击过后，人们可以依稀看到在附近的贝鲁特国际机场大楼屋顶和另一座高楼上，有以军士兵用望远镜观察着难民营里的动态。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平静。其实，这场炮击是在为“净化”行动清除可能出现的障碍。16日下午，一辆辆满载着长枪党民兵的军车驶进国际机场。17时，大约有1200名全副武装的长枪党在机场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集结完毕，随即沿着预先设置好的路标奔向出击位置——科威特使馆所在的十字路口。

　　傍晚时分，天色渐暗。18时左右，一阵阵直升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不一会，几架以军的美制直升机飞临难民营上空，投掷下一连串的照明弹。包围难民营的以军也从不同的方位向难民营方向打开了探照灯，难民营里如同白昼。就是同时，大批长枪党民兵持枪跃过被炸塌的围墙，冲进了难民营。顿时，难民营里枪声大作，呼喊声不绝于耳。敏感的新闻记者纷纷向这两个难民营赶来，但被以军远远地拦截在难民营之外。以色列军方声称：这是长枪党人在搜捕隐藏在难民营里的大约2000名恐怖分子。

　　在以后的40个小时里，难民营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非常恐怖的，人们后来是通过幸存者的回忆和刽子手的自述知道了当时所出现过的一个个血腥的场景：
    几个长枪党民兵冲进一间民房，里面住着三口之家。民兵先是呵斥年轻的夫妇和年幼的孩子站到墙边，然后用枪托猛击丈夫的头部，丈夫的脑浆溅落在墙壁上，当即死亡。孩子大哭，与母亲抱成一团。一个民兵上前一把抓住母亲，其他几个民兵顺势夺过孩子，把他按在地上，将枪口压在他头上开枪。母亲发狂了，扑向民兵。一颗民兵的子弹击中了母亲的心脏。在屋内进行了一番抢劫后，这几个民兵用炸药炸毁了民房，他们又向另一处民房走去。
    一位巴勒斯坦男青年被捆绑着，惊恐地望着一群正在拿他寻欢作乐的民兵。一个民兵先是扒开青年的衣服，用匕首刺向青年的下身。青年大声惨叫，鲜血四溅，痛苦地蜷成一团。狂笑不止的民兵不停地折磨着这个青年。最后，一个民兵开枪打死了这位青年。
    民兵包围了位于夏蒂拉难民营南侧的阿卡医院。4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为了使医院免遭灾难，受院长的托付，举着白布，走向民兵，打算同他们进行谈判。然而，迎接医生的是一枚手榴弹，3位医生当场丧身，1位身受重伤的医生跌跌冲冲地回到医院。转眼间，民兵冲进医院，接着发生的是毒打、烧杀和奸淫。时近深夜，这群民兵也疲劳了，他们一边吃着夜宵，一边欣赏着受害者临死前痛苦的呻吟。

　　屠杀进行了一夜，一些幸存者回忆道：“16日那一夜，这里简直是一座地狱，天空始终没有黑下来，枪声始终没有停过，人们一直在尖叫。”当时，有许多巴勒斯坦人跑出难民营，哭喊着向以色列士兵求救。但是，这些士兵不但不予理会，反而又将他们驱赶回难民营。事后，一位以色列士兵也承认：“屠杀就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而另有一个以军士兵后来在遭到人们指责时，还声辩道：“我们以色列人没干那种事情，那是基督教民兵干的。”

　　17日，天亮了，大规模的屠杀告一段落。难民营里的断垣残壁上到处是死尸，其中很多尸体是支离破碎的，其惨状连民兵们都感到恶心和胆寒。坐镇国际机场指挥屠杀的霍贝卡得知后，立即发出指令：“马上把现场清理干净，不得留下任何痕迹。”

　　不一会，几辆挖掘机和推土机开进了难民营。尽管瓦砾中还不时传出呼救声，但推土机依然是野蛮地从上面碾压过去。挖掘机挖出了一个个几米深的大坑，卡车将死尸抛人坑中，最后由推土机推土填平大坑。直到18日上午10时30分，一队以色列士兵进入难民营，长枪党民兵才整队集合，谈笑着离开了难民营。

　　事后，人们在难民营发现了2300多具肢体不全的巴勒斯坦男人、妇女和儿童尸体。另外，还有21名伊朗人、7名叙利亚人、3名巴基斯坦人和2名阿尔及利亚人遇害，他们都是巴解组织的支持者。

    民兵撤离后，以军进入难民营。一位以军军官站在装甲车上，用扩音器反复喊话：“大家不要上街!我们正在搜捕恐怖分子，不然，我们会开枪的。”尾随以军的是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两个难民营里触目惊心的惨景令他们瞠目结舌，接着的是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美国记者菲克斯是第一批进入夏蒂拉难民营的，他的报道和感慨让世人震撼。他写道：“到处都是尸体，道路上、胡同里、庭院里、破屋里、瓦砾下、垃圾堆上。在有的地方，地上的血迹尚未干。当我们数到100具尸体时，我们就不再继续数了。……每一条小巷里都是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或是刀下丧生，或是饮弹而亡，横七竖八，惨不忍睹。……在(一堵)矮墙下，一排青年男子和男孩倒在血泊中。他们面壁而立，背部中弹，倒在墙根下，那情景甚是悲凉和恐怖。这堵行刑墙和墙前成堆的尸体，使人似曾相识，后来我们才想起，这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新闻图片所显示的那种杀人照片是何等相似。”

　　在他的报道中，无不显示出对死难者的同情和悲悯。他记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地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她仰面朝天，似乎是在晒太阳，鲜血从背上流下，浸湿了衣衫。她双脚并在一起，两手摊开，像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见到了自己的救星。她的表情很平静，两眼微闭，那样子几乎像是圣母。唯有她胸口的一个小枪眼和庭院里的血迹表明她已经死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声讨此起彼伏，而以色列政府只是被动地辩解道：我们以为长枪党民兵仅是搜捕巴解游击队员，而没有想到他们会如此不问青红皂白。9月24日，联合国举行第七次特别紧急会议。会议的议题就是“谴责以色列屠杀贝鲁特平民的罪行”。会议听取了有关报告后，一致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对贝鲁特大屠杀事件进行调查。

　　这场大屠杀也震惊了以色列社会。9月25日，在首都特拉维夫爆发了有4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而当时以色列的总人口也仅为400万。这是迄今以来以色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美国犹太历史学家H?萨克尔在1996年写道：“在以色列历史上从未迸发过如此激烈的民众愤怒。”1983年2月10日，内外交困的以色列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在会上，除沙龙外，一致通过了以色列当局调查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事件委员会的报告。
    11日，许多国家的媒体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沙龙被迫辞职。

第一次看这种形式的纪录片，或者动画片。故事概要就是主人公（或者说本纪录片的导演）发现自己残留着年少参军时目睹的黎巴嫩屠杀的记忆残片，“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疑问驱使着他追寻那仿佛梦境的记忆。根据点滴线索，他不断走访和当时有关的朋友、战友，对那段大屠杀的记忆随着访谈的深入而逐渐清晰。全片几乎都是电脑加工的动画，使得本片的视角始终在纪实与虚构之间游离，这种暧昧的态度直到最后才突然明朗，在黎巴嫩难民撕心裂肺的哭号声中，画面由动画换成了真实的镜头。导演通过长时间的对影片真实感的剥夺，使得最后的真实直指人心。
我一直在问自己纪录片是什么。现在我的答案是感觉，真实的感觉。纪录片的导演通过各种技法和手段，营造出那么一点点微妙的真实感，让观众认同他的表达和主张。所以，《和巴什尔跳华尔兹》虽然是动画，但依然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令人尊敬的纪录片。迈克尔摩尔的电影，很多镜头据称都是摆拍和策划出来的（其间不乏阴谋），按理是违背了纪录片的准则，但是业界在摇摆之间仍然不能否认他拍的是纪录片，至少是因为他的电影靠真实的感觉来表达意见。而很多整天扛着摄像机跟在被访者屁股后面转的片子，因为缺乏有力的表达和对倾诉的渴求，或许只能算是素材片了。倒是应了英文Documentary的意思，一家之言。
本片另一个值得玩味的是主角（或曰导演）为什么会失去对大屠杀的记忆。刚推荐过的《第三种猩猩》里的解释是：大屠杀如同一次大规模的催眠，让无论是外界还是内部的人都呈现出一种逃避性的集体失语和失忆。之所以人类社会中的极大部分屠杀事件都被埋没在主流声音之外，是因为无论是对受害方还是第三方，都有足够的缘由保持沉默：对于屠杀幸存者来说，他们往往因为身边的人都死去而质疑自己为什么会活下来，相较于悲伤、害怕和愤怒，自我怀疑和愧疚反而是主导他们的情绪，所以他们一般会因羞愧而保持缄默；而对于第三方（如记者或联合国观察员）来说，大屠杀的反人性程度大大超越了他们的认知经验和道德体系，强大的震慑导致心理创伤，让他们选择逃避、沉默或否认。于是乎，Super Junior的演唱会视频可能一夜之间传遍全球，但在地球村某个角落正在发生的屠杀、种族灭绝等重大事件却因以上原因而很难通过主流话语体系而被世人所关注。唯一的例外就是二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因为受害者是全球最懂得舆论和宣传的民族之一。而我们的南京大屠杀，虽然铁证如山，但想获得正式关注却难上加难，这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更莫提发生在我们所不了解的国家的更多的人间惨剧了。没看过本片的话，你知道黎巴嫩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吗？

赏心悦目的画面，精巧的镜头调度，畅顺自然的动画，一流的覌赏经验；纯熟的电影语言，充满了丰富联想的隠喩，可供影评人写上几万字的叙事。

但它摆脱不了苍白的内涵，在充满艺术化的造形下面的僵化创伤，不愿愈合的伤口。

电影所叙的是一段过去的重构，几个以色列军人，对于1982年贝鲁特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的遗忘和回忆。这也是一部自传，导演Ari Folman以色列人，写的就是自己。他在当年前参与了这场战争，二十年后，因重复的恶梦勾起了某些回想，驱使他往寻昔日的战友，重建那不知道为什么失去了的过去片段。

作为失忆者，主角患了创伤后心理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因巨大的创伤产生自我保护机制，自行忘却那段创伤的记忆。所以，导演／主角受过创伤，也是受害者。受害者重拾记忆，是心理康复的重要过程，拍电影就是治疗，主角说。

讽剌的是，以色列军队是中东地区最强者，黎巴嫰战争的唯一正规军。如果他们也是大屠杀的受害者，那谁是罪魁祸首？谁还能有这个实力？以色列人所创伤者，会不会是身为强者而无法保护近在身旁的老弱妇孺？不，失忆者既是受害人，电影没有顕出自咎，只有隠约地指出上层指挥官的默许，下层部队的无奈，然后止于此。

以色列近代史总是以受害者自居，老战友问主角：巴勒斯坦难民营有没有让你联想到纳粹集中营？这道出了以色列的集体回忆是如何牢固地凝定在受害者自居。是否以色列人只能在自己的痛苦中才能同感到别人的痛？

屠杀事件中以色列领导层的默许非常明显，以军在屠杀的晚上一直发射照明弹。主角在屠杀者长枪党枪手撤出后进入难民营，看到卷发小孩的尸体，年纪和他女儿相若；然后发现四处都是尸体，有些地方，尸体堆叠到胸口高。画面转到真实新闻片段，巴勒斯坦妇女号啕大哭，电影到这里，戞然而止。导演还是未能流泪，只能透过别人的泪水表达悲伤。

「创伤不但不会创造自由，对于他者和分裂与悬荡的自我碎裂也未能采取敞开，而是会引向回然不同的碎裂──用佛洛伊德自己的说法，一种具毁灭性也同时让身分故步自封，朝向完全不同的路：走往教条、胁迫与强迫形式之信仰的危险。我们是否冒着将身分的瑕疪与裂痕理想化的危险？片断可能产生僵化，就如同一个民族可能会因历史异化，不但不播散本身，反而开始欲挖掘历史以便正当化国家暴力。」──贾柯琳‧萝思Jacqueline Ross（2003），“回应萨依德”，收录于爱德华‧萨依德（2003），“佛洛伊德与非欧裔”

可惜心理分析不能治疗子弹穿过至爱亲人身体那种痛，26年后的迦萨，恶梦一再撕开未愈的伤口。



背景资料：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bra_and_Shatila_massacre

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简介（纪念若雪巴勒斯坦资讯网）

　　“屠杀持续了一夜。两个难民营成了大屠场，成千的男女老幼的尸体横七竖八，有的倒在街上，有的被杀在家里。一些男人被捆绑着，拴在一起押在卡车上拖走，有的青年被割去了生殖器，有的喉管被割断，有的奶头被割掉，还有人头颅被砍掉，有的妇女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婴儿死去……”

<和巴什尔跳华尔兹>里面有两段关于女人的。一段是初征的年轻人在甲板上梦到从海里浮出的巨大母体。他趴在她温柔的肚子上逃离了这一切，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间。

还有一段是另一个士兵在袭击中被自己的队伍遗弃了。他躲在岩石后面，眼前闪现出了和妈妈在一起的场面。幼小的他用木槌帮妈妈锤松要煎的肉条，妈妈给了他一个奖励的拥抱。

柴静写过她访问的一个侵华日军老兵。他离开家时，妈妈给了他一只碗，他一直藏在胸口。经历了整个战争后，他居然能一直保护着这只脆弱的瓷碗没有碎掉。柴静写到：哎，他也是一个人的儿子。

在巴勒斯坦人的心中，那两个年轻的以色列士兵，估计就像中国人心中的日本兵一样可恶该杀吧？没人愿意想起他们也是一个人的儿子。

片子最后一段出现了那些在当年新闻里嚎啕的女性们。她们衰老，臃肿，声音尖利，悲痛欲绝的脸和美丽丝毫不沾边，你甚至首先想到的是肮脏，贫穷一类的形容，符合大部分人心中对中东战区人群一厢情愿的定位。但是这些丝毫激不起男人保护欲的女人们啊，她们确确实实，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活生生的母亲。

1：关于士兵

  “将军，你的坦克威力无比
    它能推倒丛林，碾过人群。
    但它有个缺点：
    它需要人开。”
             ——布莱希特
    刚刚在一个网站上搜到了550名以色列拒服兵役士兵的宣言，他们高声地说：将军，我拒绝开火！他们引用布莱希特的诗句：
  “将军，人是很有用的。
    他能驾机飞行，还能杀人。
    但他有个缺点。
    他会思考。”
    即使这样，又有多少会思考的士兵呢？这些会思考的士兵的结局又会怎么样？太多的电影告诉我们，更多的士兵在军营里在领导之下放弃了思考的能力成为了杀人的机器。
    1982年，阿里•福尔曼只有十九岁。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服役。不足二十岁的福尔曼应该还是个孩子。太多的士兵还只是孩子，他们哪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于是他们站在坦克上漫无目的地扫射，不管子弹的另一端是敌人还是手无寸铁的老幼妇孺。他们实际上是通过扣动扳机来宣泄内心的不安和惶恐。
    正是导演这样的经历，所以本片以以色列士兵为切入点，让我们了解到战争的另一端。让我们了解到那些攻击我们的人也会在茫茫的大海上呕吐，幻想能趴在一个强大女人温柔的阴部远离那样一个他难以忍受的恐怖之地。
士兵之上操控他们的将军们又是怎样一种结局？电影中有提到当有人给国防部长沙龙打电话说道大屠杀的时候，睡眼朦胧的沙龙慵懒地回应道：谢谢你半夜打电话给我指出来。
电影结束的那个点之后大屠杀的消息震动了全世界，以色列平民要求政府调查在这个事件中以色列政治家和军方高级官员的责任。沙龙因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大屠杀而被特别委员会判定有罪。当时他离职了，似乎是一种交代，然而还没有完，整整二十年后，他还是当上了以色列首脑。
影片动画部分的结尾，是一个长长的跟随难民往前走的推镜头，配合动画的是真实的现场的声音，母亲们在嚎叫她们失去儿女的痛苦。而最后画面定格在一个手握长枪却呼吸急促目光呆滞无神的以色列士兵上。下一个画面便从动画片转到了真实的记录画面。呼天抢地的母亲，成为废墟的城市，以及无数具尸体，包括那颗从废墟中露出来的卷发小女孩的头颅。

2： 关于我挣扎的内心
影片一开头26头凶残的狼狗在大街上狂奔，极具视觉冲击力。我就赞叹：哇塞，真酷。之后在机枪扫射画面中我居然有那么一刻的恍惚陶醉其中仿佛自己在玩电玩厅的生化危机游戏。（在很多战争片观影过程中都有这种心理出现）不能不说，人的血液里似乎是留着某种残暴的兽性的。难怪会有“暴力美学”••••••
然而更加可悲是，中东闹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哪个国家跳出来主持正义，保持中立实际上就是助纣为虐。
民众们就更加没有什么权力改变什么了。逐渐地更多的人开始厌烦了中东局势的报道。何种苦痛看久了都会麻木不仁，类似于山西的黑煤窑••••••
只是那些痛苦的依旧痛苦，母亲依然在失去儿女，儿女依然在与父母生离死别。

这个世界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呀。

3： 电影形式
07年是《我在伊朗长大》，同样是动画片的形式，而且会发现出资拍摄的制片方都是欧洲国家。似乎动画片更加有利于表达这种“敏感题材”。确实，动画以它的天马行空的色彩，造型更能自由表达那些黑暗抑郁又或狂躁不安的内心。在摇滚电影中运用动画手段就特别带劲例如《迷墙》。
相比东方或者好莱坞的动画，欧洲的动画少了明亮干净美好，欧洲的动画似乎不是童话，而是表达“某种思想”的一个有力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