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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给历史一点颜色
我对那阵子的电影倒是没有偏见的，甚至文革中四人帮授意拍的片子也特地找来观摩过。但不是说我对电影就是没有偏见的了，比如港片我就不多看。只不过呢，我这偏见属于少数年轻人的偏见，对于所谓革命电影的偏见，大概是多数年轻人的偏见吧。
再说起十七年电影，我觉得小时候对它们怕是存在潜意识里的偏见的。因为我能确认儿时看过的十七年电影有且仅有三部：看过X遍的《地道战》和《地雷战》，加上一部响应学校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号召而看的《狼牙山五壮士》。至于同龄人会津津乐道的《小兵张嘎》、《鸡毛信》和《闪闪的红星》这类儿童片，我大概是都没看过的，或者说是看了没看下去的。
我甚至还印象深刻地记得小学二年级的一天，我和小伙伴们严肃地讨论过一个问题：“电影中的结局都是好人胜利，坏人完蛋，都是解放军消灭了反动派。那我们长大了是会变成好人还是坏人呢？如果我们变成了坏人，是不是就改不了了呢？”我对此有些焦虑，变坏了怎么办？
固定的模式，大抵是十七年电影留给人们最刻板的印象。可是，我这么把中国电影一路看到现在有两百多部了，也没觉着如今的电影本质上有多大的改观呀。而人们的偏见一旦形成，往往就难以改掉，反而是不断加以强化。我觉得我们可以试图着去理解那个时代，就如同我们正理解着这个时代一样，去静静地看看它吧。读懂旧人，是为了更好地做新人。
十七年电影从来就不是只有革命题材，它也有那个时代的生活片，那个时代的爱情片，那个时代的科幻片，那个时代的笑声，那个时代的性感，甚至那个时代的吻。现在我们反而观之，觉得那种给正面人物打全光、反面人物打脚光的手法实在拙劣，觉得那种听上去硬生生得简直有些后现代味道的对白令人笑场。可如果我们去接触一下那个时代留下来的一些真实影像，我们却发现如今看来着实别扭的方式，正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只不过艺术高于生活，在电影里拔高了一些罢了。
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当年去看《青春之歌》的时候，恐怕不可能频繁笑场，以致眼神游离，他们就那么津津有味地看着，说不定，还抹起了眼泪。如果说那时的电影大多源自生活，其实反过来电影对生活的介入更大。也就很难说清是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影响了电影的创作，还是银幕上的形象改变了人们的言行举止。
其实这部电影里的人物大都是有原型的，女主角的原型就是作者杨沫本人，而片中那个电影明星有着她妹妹白杨的影子。传说周总理饶有兴致地看完此片后，把本来由陈伯达扣上的小资情调的帽子给掀了：“很真实，当年我们就是这么走上革命道路的呀。”
嗯哼，这么一部在我们现在看来挺马克思挺革命挺硬的电影，居然在当时还被不少人觉得有点软呢。时代变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革命浪漫主义，那个革命腔和文艺腔脱口而出的时代，那个下海救人也还要潇洒地甩掉手上的伞的时代。这更是那个时代的经典作品，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传世之作。
尽管我在此褒奖着这部电影，但我承认，看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也有点看不下去了。我觉得这就是一部挺中规中矩的电影，剧情渐渐展开，人物渐渐转变，既没有什么多余的，也没有什么缺失的，于是看到两个小时的时候，不自觉地希望它应该结束了。
影片在继续，于是我思想继续游离了一下。我想起本片导演之一的陈怀恺，他的儿子叫陈凯歌，于是我就想起了《梅兰芳》。那也是一部中规中矩的片子，剧情零碎，甚至连起伏都不太大，以至于我觉得哪个情节都可以用来剧终，在电影院里不断地看表。这么一想，我也就沉下来了，视线回到了银幕里。
而剩下的三分之一也确实显得精彩了些。终于，银幕上打出了许久不见的“完”字。掌声响起，或许是例行公事，致敬者也有之吧，我倒是由衷地鼓了两下。至少在昨天看完《高考1977》的时候，我是没有击掌的。起身时，我就闪起一个念头，老子比儿子强。再念及老子作为《霸王别姬》的艺术指导，不由得啧啧了两下。
其他方面我就都不说了，比如摄影和构图。据说这片子当年拍摄用的是最好的胶片，反正五十年后我在银幕上看到的影像确实相当精美。我只想说说故事本身。这电影往邪恶了说，就是非常成功的政治宣传片，因为它不是靠说教而是靠实实在在地讲故事讲明白了为什么女主角会由一个小资向布尔乔亚再向共产党员的转变，以及她身边那原本钻在故纸堆里不问政治的一家人是怎么选择了和她一起走向游行队伍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背后的“逻辑”自然合理，不需要把概念灌输给观众。
想想现在的好多电影，一两个小时下来，连个故事都讲不明白，或者人物太苍白。再想想好多导演拍不好电影拿审查说事儿拿分级说事儿。十七年电影时代的电影审查该比现在凶险多了吧，那时候也基本上就一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可拍出来的电影的整体水平怕还真不比现在的差呢。
进步当然是有的，可如果这进步的幅度还跟不上思想解禁的速度的话，那症结到底在哪里呢？还是从艺术的根子上找找原因吧。曾经在资料馆看过女主角谢芳主演的大毒草《早春二月》，用现在的流行语来形容，就是彪悍。文革之前的氤氲空气里它就是活生生的长出了这样的奇葩！奇怪吗？不奇怪。是历史沉默太久了，观众的偏见就更甚。
看完《青春之歌》我感到有些愉悦，就索性写了这么些话儿。如果你不能把它当作一部优秀的电影，那么你也不妨把它当作一个历史的文本，借此走近那个我们一知半解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时代。那是1949年到1966年，中国电影的十七年，更是中国人的十七年。
2 ) 纪念“一二·九”运动85周年-附《青春之歌》详尽字幕版
谨以此字幕作品纪念“一二·九”运动85周年（1935.12.9-2020.12.9）
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八十五周年，我在上个月底开始了对电影《青春之歌》的详尽字幕配制，现在也基本完成了。老实说，这部电影我虽是去年看的，但直到这次配字幕，我才算是真正深入去了解它。为了把影片的时间线和多位主角和配角的基本信息（年龄，职业，身份等）弄明白，多少花了一些工夫。
除了原著小说和中国电影出版社的专著，由于影片是多次穿插时事来揭示时代背景变化和发展的，所以我也查了一些历史背景知识，作为字幕中的注释。
制作字幕参考的资料：
（一）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2月北京第1版，1990年10月辽宁第11次印刷，共678页。
（二）《〈青春之歌〉——从小说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7月第1版，1964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共449页。
（三）青年出版社的日文版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青春の歌」），杨沫◎原著，岛田政雄、三好一◎译，1977-1978年出版，参考了其上册的人物介绍内容。
以下是我自制的详尽字幕版《青春之歌》，可以去B站看↓
B站的BV号：BV1ky4y1v7Mo
字幕版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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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信息
片名：青春之歌
片长：2小时36分钟
种类：彩色故事片
上映年份：1959年（十周年献礼片之一）
出品方：北京电影制片厂
原著小说作者：杨沫
编剧：杨沫
导演：崔嵬、陈怀皚
副导演：田炜、刘春霖
摄影：聂晶
美术：秦威
作曲：瞿希贤
录音：蔡军、王泽民
化妆：孙月梅
服装：孙竦
照明：赵新鸣
剪辑：傅正义
制片主任：胡其明
演奏及合唱：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合唱队
演奏及合唱指挥：李德伦、秋里
主要演员（角色名……演员名）
林道静……谢芳
卢嘉川……康泰
李孟瑜（江华）……于洋
林红（郑瑾）……秦怡
余永泽……于是之
戴愉……赵联
王晓燕……秦文（秦怡的妹妹）
胡梦安……张逸生
白莉苹……马晨曦
俞淑秀……赵玉嵘
余敬唐……韩焱
李芝庭……葛存壮（葛优的父亲）
许宁……罗锦麟
崔秀玉……孙凤琴
侯瑞……张亮
警官……曹增银
魏老三……邵华
刘大姐（刘亦丰）……林东升
王教授（王鸿宾）……史宽
王夫人……王人美
赵毓青……李雨农
伍雨田……黄非
伍仁贵……赵子岳
李洛贵……李建国
王老增……杜德夫
✄…………简介简评
1959年出品的彩色电影《青春之歌》是崔嵬导演的第一部电影（此前他是著名演员），也是谢芳的银幕首秀（此前她是舞台剧歌剧演员，没拍过电影）。该片改编自女作家杨沫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了知识女青年林道静几经周折与磨难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影片聚焦的群体是30年代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刻画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既有贪图安逸、拼命攀附权贵、甘愿沦为权贵掌中玩物和奴婢的，也有为了救国救民而不懈探寻、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
出身悲惨的林道静（谢芳 饰）是一个反抗包办婚姻的女青年，高中一毕业就从家中逃到北戴河边的杨庄投奔表哥，本以为可以安顿下来，谁知表哥早已经走了，又得知自己要被当地小学校长“送给”县长当小老婆，痛苦悲愤之下她便跳海自杀，北大学生余永泽（于是之 饰）及时救了她。接下来的相处中，林道静被余永泽的浪漫文艺涵养迷住了，两人情感逐渐升温。余要回北平上课了，林听了余的话，决定留在杨庄教书。不久，“九·一八”的新闻传来，她遇到了北大进步学生领袖卢嘉川（康泰 饰），他清晰有力的时政分析和爱国激情激起了她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这与只有象牙塔浪漫文艺情怀的余永泽形成了某种对比。道静对时局异常感奋，她在上课时给学生们宣传抗日，却触犯了国民党不准宣传抗日的禁则，她被开除了。道静去了北平，中途遇到南下示威的学生，再一次被进步青年奋起挽救危亡的魄力所震撼。到北平后，她找到了余永泽，但不愿意马上与他结婚，便四处找工作，但奔波许久未能就业；道静身心俱疲，余趁虚而入，与她完婚。
除夕之夜，林和余正在家里等候贵宾，这时余家的老佃农魏老三来求助，余对魏老三的嫌弃和吝啬使道静非常失望。余跑去赴胡适之约了，同公寓的白莉苹拉道静去参加东北学生的新年聚餐。在聚餐上，东北学生们悲歌家乡的沦丧，正当大家对民族前途感到迷茫时，卢嘉川来了，他向大家详细分析了时局，宣传了红军反围剿的胜利，指出未来出路就是反抗和斗争，使大家恢复了信心。在卢的帮助下，林道静阅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和苏联无产阶级名著，启发了她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可余永泽是一个崇拜胡适之流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者，只想过自己的“名流”生活，嘲讽道静接触马列主义和参加斗争运动，同时余认为卢嘉川是在破坏他和道静的婚姻幸福。道静对余感到非常失望，但还是和余凑合着过日子；政治观点和个人生活嫉妒的矛盾，使余对卢愈加敌视。在夫妻争吵中，余永泽逐步暴露了他想要控制道静为玩物的本质；不久，卢嘉川因余永泽的嫉妒排挤而很快被反动当局抓捕枪毙，道静终于决心与余离婚，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多次参与斗争、两次入狱和在农村的见闻，林道静逐渐成长起来，最终她如愿以偿地入党，并和同志们担起领导“一二·九”运动的重担，团结广大师生游行示威，反抗华北“自治”等卖国行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力地推动了党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电影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腐朽，生动表现了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共影响启发下走向革命道路的成长过程，同时也生动深刻地塑造了一些反面角色。基于优秀扎实的小说，电影把主要力量放在女主角林道静身上，砍掉了许多支线人物，集中表现了林道静的成长以及对她产生关键影响的角色卢嘉川、李孟瑜。另外秦怡扮演的林红虽然戏份很少，但却是本片中最深刻感人的角色。
总的来说，这部电影可以说是非常突出的优秀影片，主题、剧情、表演、摄影、音乐、美工都很突出。当然，在建国十七年电影里，它不是唯一一部优秀作品。
✄……作品影响力：中国革命文学的名片之一
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于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出版后，马上就成为当时的畅销书。1958年9月5日，作者杨沫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青春之歌》已出九十四万册了”，这仅是七八个月时间里的印数；第一版出版后一年半时间里，小说累计售出了130万册。依据《全国新书目》能够找到的10个版本印数累计，《青春之歌》自1958年出版至2015年12月的57年间，累计印数已经超过1000万册。《青春之歌》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
自1958年至今，《青春之歌》被译为20多种语言，最早的日文译本（島田政雄、 三好一译）由至诚堂于1960年出版，到1965年印刷了12次，累计发行数量达20万册。1977年，日本青年出版社又再版了该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三个版本的《青春之歌》广泛分布于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10个国家，尤以美国馆藏量最多，达27家。从美国27家图书馆分布来看，27家图书馆广泛分布在18个州及特区，占美国51个州及特区的三分之一以上，并集中分布于美国东北部高校汇聚的地区。从图书馆性质来看，40家图书馆中大学图书馆为32家，占到80%。这些数据表明《青春之歌》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欧美社会，主要是被用来进行学术研究，其读者群、传播受众以高校学者和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为主。
由于小说的成功，改编成电影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为此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还有过纷争。上影厂导演蒋君超是著名女演员白杨（艺名）的丈夫，而白杨就是《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亲妹妹，蒋君超是第一个向杨沫提出把这部小说改编为电影的，可北影厂也正有改编的想法。蒋君超很着急，两个电影厂争执不下，最后由中央领导决定由北影厂负责创作电影版。由于北京市委的大力支持，影片只用了五个月就拍摄完成了，但是这却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耀眼的革命文艺经典。电影上映后，和小说一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但很多人为了看这部电影，饭也不吃了，就拿钱去买票看这部片子，许多影院不得不24小时不停播放这部电影。
影片在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也引起了轰动。1960年5月至7月，《青春之歌》在日本东京、仙台、札幌、大阪、京都、广岛、福冈和名古屋等地放映达36场，受到日本青年观众的热烈追捧。1960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青春之歌〉在日本》，专门介绍了这部影片在日本受欢迎的情况，一些日本青年人纷纷将林道静作为自己选择生活道路和未来事业的榜样。
以下为《人日》1960年8月24日的相关文章的全文内容。
1961年，扮演林道静的演员谢芳访问日本时，街上的人们立起了一层楼高的林道静海报，许多日本男青年追着谢芳坐的车喊道“林道静”“林道静”。
由此看来，中国革命文艺经典的影响力远不是现在人们被刻意误导所致的偏见印象中的那么单薄的。这个课题，还有待我们去不断地研究发掘。
本文参考资料 李先慧、何明星：《青春之歌》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力研究http://m.fx361.com/news/2016/1018/2850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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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打卡作业
我是不喜欢这部电影的开头——林道静遭受挫折，便跳海自尽。“自尽”这个行为在我看来是十分大同时也非常懦弱的一个动作，是一个人内心本质对于事情所做的最消极的抉择。同时也因为，她的母亲旧女性已经这样离去了她这个新女性却仍盲目效仿。我认为应当把开头改为：林道静眺望大海想自尽但又想到了自己的母亲，犹豫不决不明白生命的意义，然后不小心脚滑掉进了海里被余永泽所救。这样带有偶然性的“英雄救美”，使影片更具有戏剧张力。让林道静这个人在后来所听“秦怡”所讲的故事，心里所受的冲击力更强更能明白自己过去的不成熟，同时也让观众感受到她从幼稚到成熟发生的蜕变。
其中有一个表演细节我很喜欢，校长不允许她公开在学校宣讲爱国活动，并拿开除威胁她。她一气之下便要离开学校，可是在她这么冲动的情况下，她仍不忘走时回头了一下，她所回头的地方正是学生们的位置，不经意间流露出了她的不舍，同时导演也没夸大这个细节没有给学生们忧伤的面部来个特写，就很真实很自然让人心涌感触，这个细节的处理让我接受了林道静。
林道静这一路上曲曲折折，有幼稚有冲动有任性，但同时对这个世界这个国家有着无限的热血和期望。那我们“青春”是不是缺乏一种“态度”？
4 ) 林道静的成长史
林道静由开始的对生活绝望， 到被余永泽救下，当上教员然后辞职去北京。 去了北京后夫妻两人出现巨大分歧。 林道静被卢嘉川所代表的共产主义吸引。 （在当教员时认识的卢嘉川） 后与余永泽分道扬镳，卢嘉川被余永泽逼出门被捕死亡。 林道静去往定县避难，还是当教员，并与江华接头，组织农民运动。 后又回北京，因为电影明星的邀请等一系列事件……被捕 在狱中遇见郑姐和小女孩。 郑姐死，林道静被放、入党。 期间还有胡的不断纠缠。 影片展现了林道静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全过程。
回答了了旧社会知识女性由单纯的反叛旧社会，脱离封建道德后。接下来该怎么走的问题。答案就是只有在共产主义的引导下，把个人的得失与为国家、民族、人民的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女性的解放与独立自主。
有对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政策的批判，也有对余永泽等个人主义知识分子的讽刺。
林道静的变化代表的正是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抗日救亡时期前后，知识分子由追求个性解放到追求民族解放的过程。
也是知识分子意识到个人的单打独斗是无法改变国家、个人的命运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广大群众，才能够打倒封建统治，实现民族解放和个人的独立自主。
5 ) 他者中的女性与时代的烙印——《青春之歌》林道静角色分析
一、男性的符号与被放逐的女性主体
林道静身边的三个男人在《青春之歌》的文本中仅作为一个单一的符号出现，它们分别象征着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新的革命势力、更进一步的革命导师。在众多的评论中，不难见到类似于“只有当男人作为政治符号出现的时候，才能使她觉得有了投奔的方向”这样的话语论述。对于林道静的出身问题，其父母的对立阶级结构成为了她半黑半白骨头的佐证，而一份“是她生存的合法性的证明”[1]。这样的一份认同，也显然是他者观我的眼光，革命的形式构成了林道静最终的认同体系。更有论者道，这是一种从“私领域”到“公领域”的转变。可见，在这个角度上，林道静的释放并不来源于自我主体的探索，而来于将自己置身于大主体的归从。
林道静对于三位男性的情感流变，从实际意义上对于原生家庭中父的反抗开始，走向社会，进行了平等的爱的义务，而后却“爱而不得”，最终重新回到了一个话语中，即对于父的确认。隐藏在其中的仍是女性叙事中关于“回归”的冲动，那种战友情歌颂了一种社会形态，也同时是一种“恋父”的表征，父作为历史的背景而存在。
这种符号化，不仅是对于男性的塑造，同样也是对于林道静的塑造。从一开始的起幅镜头，林道静便是处于一个符号化的视觉位置。在国际歌的旋律尾声，林道静从油画一般的画布中走来，站到激流拍打的礁石上，在一个经典的仰拍镜头中，纵深向大海跃下。激流退下，紧接着便是一个慢慢推进的远景镜头，镜头取景到一个中式庭院的窗子，窗子“紧锁着”余永泽和林道静，林道静面向画面，而余永泽背向画面，这亦是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这样的程式无独有偶，康泰饰演的卢嘉川从军队占领校园现场的环境现场空镜头中一跃而出，一个大仰拍特写构建了康泰的第一个镜头，画面依然是油画一般。
从阶级的维度看，林道静的出身便是一种阶级“毒草”的产物。她是地主的女儿，而当父一辈的资产阶级将母亲驱赶出家门后，子一辈（余永泽）的资产阶级人士还要将林道静收编，那么这时，摆在林道静眼前及其刻意且明显的问题便是与这样一种历史决裂的工作。虽然林道静的出身是地主家庭，但是她在成长的环境中是与其断裂的，因为她过着“丫头一般的生活”，那么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引起观众的共情，并放弃这一项关于出身历史的清算任务。
在相对故事发生年代而言的新时期，一种旧的爱欲被新的崇高之爱而取代，一种小我之恋爱被大我主体的同志之爱所规避。新的同志之革命友情固然有根正苗红的合理性（无论从出身还是语境），而旧的爱欲则被指认为一种以“你是我的！”（余永泽语）的男权视角的封建余孽。在这样一重推倒重建的背后，影片同时也隐含着且有意遮蔽着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新的权利秩序也是一种“此间不仅潜在的性别秩序”男人/女人、尊/卑、高/下、启蒙者/被启蒙者、领路人/追随者。[2]这种潜在的权力结构依然为故事提供着不言自明的合法性。与之对立的是，余永泽相当顺理成章地扮演了“当代胡适”的角色，成为了历史语境下胡适的大弟子。周荣和孟繁华指出：“修改后的版本中，作家赋予各色人物以阶级身份，如余永泽与胡适联系在一起，这种敌我二元对立模式的划分，固然强化了小说的政治定位，但也损害了作品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小说彻底变成知识分子的改造‘手册’”。事实最终呈现为：余永泽正如胡适一样，作为一个文学者、一位诗人，便成为了同样历史语境下一个容纳旧社会的贬义性的“顽固堡垒”。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保留了一定的爱情话语。当江华的角色由林道静的导师变为了求爱者时，林道静经过复杂的思想工作后接受了这样一份“无产阶级”兼有个人爱情印记的感情。然而正是这样一份兼有，让影片在之后的岁月中蒙尘许久。可见得，虽然崔嵬和杨沫在创作和改编、修改、定稿的过程中做出了许多让步，但最终只能叹得退避三舍而仍不够。
这样对于女性和男性，男性和社会阶级象征的论述，实际上延续到了今天众多的女性主义电影中。正如戴锦华在关于《青春之歌》的评析中对身体放逐的论述：“以历史暴力剥夺的表象，完成对‘爱情’欲念对象的放逐。”[3]类似于中国电影《我的姐姐》中女主人公安然的爱情面临的也是阶级差异与家庭观念矛盾，这是表层的宏观历史困境，但当影片使亲情之爱和爱情之爱形成二元对立，以取舍的姿态塑造安然的个人形象时，其对于“欲念对象的放逐”便不言自明。《我的姐姐》中安然与男朋友的分手是被激烈议论的矛盾剧作点，它的动机模糊，效果并不明确。我们可以比对《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和卢嘉川的爱情借助于“葬身雨花台”而完成了禁欲的表达。许多影片实际上借助女主人公略显突兀的分手作为关键的剧作点，同样完成了看似历史原因下的禁欲表达，这是一种自觉性的处理。更重要的是，其完成对于欲望的放逐时，爱情话语可能具有的颠覆性与个人性也一并被放逐，被压抑与放逐的身体成功地服务于一种社会整合的需要。
二、时代的烙印——被拉扯的欲望
社会对于《青春之歌》的评价，实际上经历了漫长的跌宕历程。“1959年上半年才有系列讨论, 也并非全势攻击而是存有争端, 否定者认为小说存在小资情调过于浓郁, 林道静与“工农”结合不足等等问题”[4]在当时，社会对林道静的批评声并不少见，并且都基本上都指向了林道静的出身问题与恋爱问题。对于1958、1959年的环境而言，文学改编剧本其本身就是一种相对“保险”的方式，正如夏衍所述：“包括我自己改编的电影，都是鲁迅、矛盾（当时他是文化部部长）的作品，这就比较保险了。”[5]相对于原版小说，电影《青春之歌》已经删减了大量的林道静与小资情调相关的恋爱情节，极大地强调她与工农兵相伴的叙述，让影片成为了一部“林道静工农兵成长史”。拍摄过程中, 也曾有人提出“导演把林道静对卢嘉川的感情删去是一种遗憾,损失了人物多方面的色彩”时,林道静的扮演者谢芳一度动摇，而崔嵬明确表示:“为什么非得要找些不健康的情绪,寻找些矛盾和痛苦的感情呢?尤其作为艺术加工,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主人公更加理想化呢?”[6]
事实上，当电影在建国十周年之际一炮而红后，杨沫本身也真对林道静这一角色做了一系列的改变，他将林道静的许多行为习惯、话语以及生活场景都对标了电影，并且添加了八万字的林道静在农村的章节。与人们常常认为的杨沫先改稿而后崔嵬拍摄的历史记忆不同，事实上是电影的爆红与大讨论的在场促使了杨沫修改了《青春之歌》的文本。
[1] 侯东晓.“执拗的低音”：20世纪50年代银幕女性形象的异质性表述——以《青春之歌》《柳堡的故事》为中心.电影评介. 2020,(18),28-32 DOI:10.16583/j.cnki.52-1014/j.2020.18.007
[2] 戴锦华.《昨日之岛》.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05.98页.
[3] 戴锦华，《雾中风景》[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1.01:38
[4] 王杰.文学叙事与电影叙事的缝合与裂隙——以《青春之歌》电影改编、小说修改为考察中心. 文学评论 2018,(01),212-221
[5] 夏衍.《新的跋涉》,《夏衍十七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249.
[6] 杨沫:《林道静的道路---杂谈电影〈青春之歌〉的改编》.《中国青年》1959年第21期
6 ) 几点感慨
1. 别人说风就是雨，女主角全程情绪主导、永远热泪盈眶，没有一点独立思考。道德直觉和同理心是有的，脑子呢？更别提办事毛毛躁躁不周全，常常累及他人，自己倒总能脱身。可能是圣光附体总遇贵人吧。
2. “种地的人没饭吃，织布的人没衣穿”的反经济常识逻辑确能呼唤人的朴素情感。基层自治、自给自足、阶层平等的神话虽美，但幻灭时真是伤痛。不知道今天是否有人敢说，农民工没房住，富士康工人没iPhone，所以我们要如何如何。
3. 当反抗者变成当权者，“不得不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威权的逻辑和手段，今昔对比，讽刺地相似。
4. 没有火车实名制和各类联网登记系统的时代，搞革命难度真低。放现在抓她林老师真是手到擒来。
5. 想当党员要做牺牲，单这一点就是最有效的过滤器。在当党员赢面独大的今日，再谈纯洁性有点可笑。或许也只能标志出“与现实是否和解”吧。
6. 胡适一拨人被黑出翔。不过即使如此，也让人感觉到“为和平时代的文化传承做功课”是值得尊敬的。为当下，或是为未来，都是值得尊敬的选择。余少爷所说的“少谈主义，多做具体问题”反讽般地中肯，至少读了两本苏联小说就自认马克思门徒的女主是该好好受受教，把脑子清醒一下的。念及此就想到本科时遇到的一些善良有余思考缺位的毛左同学。
每个热心爱国献身革命滴文艺女青年你都伤不起~
女角当然是最强点！谢芳光彩夺目自不必说，连居配的秦怡也有感人至深名场面。至于三位男性，康泰和于洋的角色对女主影响极大可对观众而言缺乏感染力，因为正义凛然地过于单维雷同。反倒是性格趋贬的余永泽，因于是之那话剧范十足的演法而显得十分别致突出！虽然于自己后来表示不够满意，感觉塑造的有些过火。此角原型是杨沫前夫张中行。其本人倒是颇为坦然大度，“五十年代她出版了《青春之歌》因而出了名，不少知道我的读者认为其中有些事是影射我；我的室中人则更进一步。说是意在丑化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却没有在意，因为一，影射是高位人的常有想法，我无位，就不该这样想。二，可能也见于小说教程，是为了强调某种教义、是可以改造甚至编造大小情节的。最重要的是三，要明确认识，这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与入史部的著作是不同的。”
其实林道静这样的角色是很自私，很不靠谱的。高中毕业，单纯地想在旧社会寻找独立。遭遇挫折，就退回余永泽的温暖怀抱。只读了几部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小说，就以为了解了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的门生。听了几句卢嘉川的鼓动，看到学生运动，连和余永泽商量都没有便参加地下工作。根本没有想过家人的想法和安危。当然，余永泽本身也有问题，典型的小资想法，处处钻营，只想保全自己，也不是什么好鸟。当然，这只是针对影片的前半部而言。林红的登场，让整个影片飞升了一个层次。尤其是踏着国际歌，走向刑场之前的那一段，让人对共产党员心生敬意啊……
近三小时的片长，场面宏大人物关系复杂，但也因此显得冲突不够集中。谢芳的第一次惊艳亮相，主观展现一群青年奔走呼号逼蒋抗日的革命热情，塑造了多个血肉丰满的银幕形象。在林道静的成长道路上先后出现多个对她有着深刻影响的男人，所幸影片并未全然回避其中若有似无的情感纠葛。@资料馆
《青春之歌》里面的余永泽拒绝革命,阻止革命,给革命带来损失,他虽然令人反感,但是还不能定性为敌人;而戴愉在被捕之前是个极左分子,被捕之后不久就叛变革命,给革命造成严重的危害,它才是凶残的敌人,它后来得到可耻的下场,是必然的。
像林道静那样的女青年还有吗？像这样的电影还能拍出来吗？还敢拍出来吗？个中人物选择，概为彼时青年各自取舍，却值得当下大学生做一番重新解读。形势不同，环境不同，人也变了，精神面貌更变了。何去何从，何舍何得，仍需仔细辨量。
放到现在就是一部大女主的我戏啊。红色革命在抗日情绪和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背景之下蔓延开来的个体化。也是意识形态驾驭整部片子的呈现，真的太单调了。
#资料馆留影#近3h的修复版，属于那个特定年月的革命浪漫激情，关于那个早已消逝的老北平，以及理想主义女战士林道静的成长道路。动人的故事，诗意的画面，精彩的编导演（谢芳的眼睛太灵光了），出场人物真实可信……堪称一部无可挑剔的红色电影，青春成长与革命人生衔接得如此清新自然。尽管时代每天在变，但有些宝贵的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无论哪个时代的年轻一代，都该勇敢走自己的路，坚定自己的信仰，不惧怕而心向光明希望，以一腔敢性的青春热血去抗争压迫，照亮腐朽与黑暗。ps，致敬老一代影人，缅怀今年去世的秦怡老师，《五月的鲜花》和她的林红真是全片的点晴之笔。20220629
当年没把小说看完，实在读不下去，以为看电影会好点结果也一样，如今总算是把它都看完了，感觉更像是一部打了鸡血的伪成长小说。问：林道静怎么能在群众中脱颖而出成为后备党员？答：她是女主！
孔庆东说：满街甫志高 遍地余永泽。可是林道静，你还记得未名湖畔的张中行吗？
开头和余永泽聊天水打过来浸湿脚的镜头很惊艳，看得俺精神一振，结果三小时后发现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开场10分钟的那个镜头=。=
可以说是很真实的小资GM自传了，放在新民主主义GM背景下怎么看怎么有点不对味，如果不是农村戏份的存在可就真是全员小资了：利己的小资醉心享乐，自Y派小资只管读书，狂热型小资直接变节，至于GM的小资，GM文学读过，GM口号喊过，然后GM行动就是散步、贴标语……
拍的理想化了吗？现在看是的，可是过去看不是。如今谈理想，谈牺牲，谈追求，好像是在扯淡，是我们聪明了，还是内心不再纯净了？那个年代的青年有叛徒，有汉奸，但是也有一批可爱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也正因为此，新中国才有这批人建立起来。谢芳演的一板一眼，貌似话剧感、脸谱化，可是我认为，那个时代的他们就是如此。林道静的成长与进步，是每一个受压迫者在迷茫中获得重生的过程，这是林道静的青春之歌，同时也是许许多多中国人觉悟的青春之歌。在狱中林红讲的那段故事，可歌可泣，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从容与豁达，是那些苟且偷生者不理解的。有人信仰神，所以他认为生命可以永恒；在那个年代，信仰共产主义，所以这些可爱的人永恒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战无不胜的。
大场面调度纯熟，革命题材的大跨度体现在时长和面面俱到的共革命。把时间聚集在抗战时期的几年，空间横向扩展延伸，按照共的革命路线为线索，铺垫了女性意识和革命意识的觉醒，展开城市和乡村的多个空间革命反抗。建国后的三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电影的书写的明显区别，鲜明的视角主题和精神，长时间铺垫树立人物，让目的明确的人物不单薄。从建国十周年献礼来看实在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林道静的眼睛，北京大学。个人身世的悲惨境遇和英雄主义的浪漫想象，如何变为对社会和时代洪流的体认与自觉，描写得不算细致，但前面的年轻与稚拙倒刻画得很好。大时代的动人心魄，需要回到现场去体认，这个现场却也是双重的（讲述神话与神话讲述）。经由这部超级文本，我们也许能回到这个双重现场。
在那个年代应该算是一场浓厚的革命励志大作吧，林道静给我们提出了在战乱的年代怎样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样一个命题，那就是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叫做信仰的东西。
片子由于年代感，自然不能被我们这个时代真切了解，那就从硬件去看，一是画面，构图没得说，舞台剧范式，算不上惊艳，但是厚重；二是人物，片子两个半小时，流浪汉叙事模式，一个人连起一批人，不枯燥，这就是本片当下的本体价值。
革命比当姨太太刺激。意识形态色彩太浓，角色脸谱化，选演员也是。极多地方太拖沓。
“你参加革命，是为了人民大众，还是为了摆脱你小资产阶级平淡无聊的生活”
虽然难免带着时代政治色彩，但是林道静为了理想不断成长的经历还是让人振奋。老胶片的色差很有feeling~ with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