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绿叶

《红花绿叶》也不是完全看不出“第五代”的影子。回过头去细想，发现不少手法其实像“第五代”。比如电影开头那几个高原风光的空镜头，我在看的时候便油然而生一种《黄土地》的味道，后者正是”第五代”的开山之作。还有镜头调度、剪辑方式其实都非常学院派，而且能看得出来功底很扎实。

另外在表达真实上，虽然过度艳丽的色彩和僵硬的表演会让部分观众感觉失真，这是为何有观众觉得这是一部电视电影。但我的观点是《红花绿叶》不是电视，是真正的电影。它懂得设置“情境”，而情境正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用来区别电视还是电影的关键要素。

这些情境表现在角色的心理冲突上，尤其是男主角。他所遭遇的正是拥有貌美妻子与自己身有疾病间的心理矛盾，电影反复表达他内心的纠葛、困惑和两难。同时妻子也有类似的困惑：以为丈夫知道自己有过未婚夫，但实际上并不知道。两个人都隐瞒了自己难以启齿的过去。

这是电影能向观众传递丰富情感体验的原因，并表达出了当今中国电影所稀缺的真挚纯真的感情。不是说没有中国导演想要去表现美好的情感（“第五代”尤其爱表现），而是在他们的镜头前，这些感情被表现得虚假做作。关键在表达者已经发生本质的变化，即便他能认知到，却再也不能表达出来。

导演刘苗苗，我觉得与其它”第五代“导演不同。至于不同在哪？看电影就可以了。导演的个人色彩会自然而鲜活地流露在电影中，即便他想隐身，也藏不住（就像《罗马》中阿方索卡隆）。作品永远是最好的发声者，比导演在日常生活中的谈话与举止更能呈现异样的人格。

我更愿意将《红花绿叶》看成是”反现实美学”思路下的作品，这是我在分析《米花之味》提出的概念。两部电影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均涉及民族、乡村和情感话题，都有富足的幽默，看完之后让人身心舒畅，更重要的是两者所使用的美学不再是一种重构的写实美学，而是以迂回的方式抵达真实。

在映后交流中，刘苗苗表达了自己对大师的倾慕：“我最喜欢的导演是意大利的费里尼，他对他的电影有一个定位：仁慈，我也是我想在这部电影中想做的。”有哪位“第五代”导演会说自己最爱的导演是费里尼呢？或者说他想拍一部“仁慈”的电影。默默地，我已经在心中和导演握过手了。

男主自小得病，当地没有姑娘愿意嫁，没办法娶了个刚死掉丈夫的小寡妇。竟然两个人最终甜蜜的生活在一起，电影似乎在告诉大家，我们找不到对象听媒婆的话也很好，我们要结婚，要生孩子。

美化了乡村。不管是大姑娘还是小伙子，还是林林总总电影里的人，没有一个真的是农村人。家里比酒店还干净，脸上的粉涂得比墙上的漆还厚，身上的衣服干干净净哪像干农活与土地打交道。

希望能看一部真实的回片。

又见西海固。阿西叶赌气回娘家后，古白偷偷去看她，在阿西叶搭麦垛时导演给了为数不多的慢镜头，我们随着镜头和古白一起又一次爱上阿西叶，而后是在绵延的沟壑间一遍遍喊着她的名字，群山没有回应，回应只在古白心里。 整个影片缓缓展开，平淡如未经翻炒的葵花籽，也像阿西叶和妹妹在炕上打毛衣时直白的清唱，歌中求学的满拉（阿语，学者的意思）已逝，阿西叶想起的是尓里吧，但正如她所说“我不能这样对你（指古白）”，善良与忍耐是她的底色，逝去的人已逝去，活着的人说“我要好好个活一哈里”。古白意识到自己不能像堂哥那样有钱，经济的窘迫让他在深夜里恸哭，这是他第一次在影片里哭，那种无力感被弟弟突然打断，这里没有劝慰，只有抱怨说大半夜嚎（哭）什么嚎（哭）。温情的一面也有，在蔬菜大棚里是现代医学和宗教的冲突，妈妈说“人家说的个大夫话”，是啊，立场不同，观念不同，你有你的看法，我也托靠真主。这里展现了宗教式的神性的爱，“我从没觉得你哥是累赘”，无论你是什么样子，我都觉得那是神的造化，我接受你残缺的样子并将毫不怀疑的爱你，这里的确让我感动，我也想爱每一个不完美的人，也想被爱。另一处宗教式的爱来自影片后半部分，古白和阿西叶历经无言的磨合，暂且让我们认为他们相爱了，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古白这样一个宗教徒最虔诚的祈祷：真主慈悯，你把你的考验放在我身上，你把你的疼顾给阿西叶。 穆斯林生活和精神世界中的献身意识和牺牲精神，我愿把我献身给苦难，只希望把同等量值的祝福给对方，如果神应允的话。 影片失语的部分也很多，对古白隐瞒病情一事导演只给了阿西叶离去这一动作语言，而没有更为直白的语言争吵之类的实质话语，质疑与解答也是由医生和婆婆完成的，这势必让阿西叶这一女性人物失去了主体性，也在被总结中变得单薄，那么，她该失去吗？接着是古白的独白，不断强化着一个西北男人自卑、淳朴、真诚的形象。

古白独白用的的确有点多，故事情节推进都用独白代替，导演在偷懒。好几处的钢琴声缓缓流淌，正给人宁静之余大提琴的声音进来了，大提琴太像人声了，像一个人在悲咽。 最后的雪景很假，跳戏。 我们不仅仅只满足于导演给我们的，例如一个西北男人的心路历程，一段婚后爱情故事，一次不同立场的争辩，我们也应该对那些略过的部分产生好奇，阿西叶为什么回来了？迫于压力吗？那又是什么压力？生活惯性吗？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惯性？她呢，作为女性的阿西叶怎么想？而她又为什么这么想？妹妹开头那句充满敌意的话“妈妈已经把嫂子打算顶在头上了，就看你的了哥。”不瞒你说，我从这里面看到了一种女性对女性的敌意，争夺注意力也好，争夺生存资源也好，厌女也好，问题真实存在，希望对这方面有所表现。其实妹妹这个人物的复杂性表现出来了，前面她有敌意，后面虽是为了故事推进才有了打毛衣 挑花样 唱花儿的场景，但一个人物的复杂性有了，虽然远远不及生活的复杂程度，但起码有说表现。

民族题材，尤其是回族题材太少了，无论如何我都会给五星，其中一星是空镜头时清真寺喇叭里似有似无的诵经声，我好久没有听过这种环境音了，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了，但生命有痕。

《红花绿叶》：地理电影与神性光辉

文：王小鲁

我认为《红花绿叶》是一部伦理片，也是一部地理片。当然我觉得它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拍出了生命的内在性。两个存有罅隙但心存善意的人在日常生活互动中，让爱在心灵深处源源不断地流淌了出来。那种流淌超越了利益计较，是一对年轻男女在心灵世界沉静下来后，所展现的一种存在的必然性。这种展现在国产片中十分少见。

刚在电影院坐下来的时候，电影中出现的浓郁色调、大量自然外景空镜、黄土高原的场景选择，以及一段抒情色彩较强的音乐，都让我担心这部影片是不是又陷入某一代的美学窠臼和艺术惯例。但影片开始不久后，这种担心就消失了。

它开始描述一对男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局部的细节，他们的情感互动和身体动作中有着微妙的可信的逻辑。这就是影片最难实现也最难评价的部分。这是一种整体的协调感。

阿西燕和古柏

我说这部影片是伦理片，因为它从开始就提供了一个伦理困境，给出了一个反道德的生活事件。古柏年幼时疑似得了癫痫症，自己也不打算结婚，这出于自尊，他不希望拖累别人。但古柏的母亲让媒婆张罗，利用隐瞒古柏病情的手段，为他找到了漂亮女孩阿西燕。两人成婚不久事情就败露了，古柏母亲不仅欺骗了女方，也向儿子隐瞒了女方的恋爱史……

两位无辜的年轻人一开始就要面对这个被给予的污损的生活格局。如何处理这一切构成了这部影片的真正起点，也构成了一则文化寓言，而且在叙事上具有某种难度。因为电影必须处理这个伦理问题，所以我说这是一部伦理片。但这里的伦理不是我们所通常遭遇的都市伦理，要讲清楚它，必须要讲述它所在的地理位置——宁夏西海固，以及这个地理位置的特殊精神背景。

我认为凡是要加上地理特殊性才能准确释义的影片，可以将之称作“地理片”——古柏和阿西燕的奇特的婚姻，还有，阿西燕虽然和前男友有一段深刻的恋爱史，但前男友车祸去世了，这感情终结于她和古柏认识之前，古柏得知后反应如此之大，也许我们必须借助于西海固这个地理名词来解释。

如前所言，在那个困境或者说戏剧情境搭建起来之后，非常有趣的是，导演从这里开始着力展现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互动。两个年轻人都怕自己被对方嫌弃，分开来睡，但深夜光景，两人还是凑到了一起。他们仍然被对方所吸引。当古柏有病的消息被阿西燕知道后，古柏以为阿西燕逃离了，他虽然失落，但仍然喃喃自语，认为阿西燕做的对，并未将过错推到对方身上。事实上阿西燕并未离开。

这对年轻夫妇来到阿西燕家，阿西燕前男友的家人来请客，阿西燕母亲代为拒绝，但父亲却认为他们必须去，阿西燕在前男友家为他上香。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主动败露的，片中的父亲（以及电影创作者）其实是让大家直面生活，生活不能总是在回避当中。

阿西燕的一次离家出走，主要也并非来自于利益被损害，而是她发现古柏对她的不满。古柏去岳父家接阿西燕，却拙于表达情感，只能远远看着，电影用慢镜头呈现了劳动中的阿西燕，那里有古柏的情感投射。

阿西燕是自己回来的，她回来的场景被电影镜头表现得美丽无比，田野中的树叶金碧辉煌。古柏没有直接去迎接，而是去小商店买了很多吃的等着阿西燕。阿西燕回到房间里不经意的对话，让观众听出，她是在月经结束之后自行回来了，而且她说，我昨天刚洗干净——这也许是女性书写的细腻之处，不知道原著中是否存在这个情节。 电影并没有回避情爱的暗示，这是这对年轻夫妇日常生活互动的重要环节。 当天晚上，在古柏妹妹的房间，女孩为嫂子唱了一首民歌，内容是一个男子无常后，女孩对他的思念。这个段落里有人性之美，在很多层面发散着光芒。

从这里可以看到创作者对于生活的理解，以及对于这种理解的含蓄的表达。影片展现了人们之间的善意以及伦理的恰当性。在前门某影院的首映式上，主持人例行了采访了很多电影人，所有人都在说，这部影片朴实，温暖，善良。这些话都很普通，但事实上，让善良表现在人物关系上，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只有王小帅导演说到了电影中的伦理处理——古柏是否应该出于善意向阿西燕隐瞒另外一个秘密？电影最终还是让古柏说出了这个秘密。这让观众觉得释然。 阿西燕怀孕后，大夫爸告诉古柏，他的病可能会遗传，暗示应该打胎，家人都告诉古柏不要告诉阿西燕，但在最后一场戏中，两人走在大雪纷飞的田间道路上的时候，古柏还是告诉了阿西燕。阿西燕说，这种事，谁知道呢。电影和电影中的人物都没有以现代知识来断绝生活的希望。

电影在这个很小的情节上戛然而止，出乎所有人意料。我觉得这是高明的，在这个非常小的情节里结束说明了导演认为到此已经具有了影片的完整性，而那些日常生活的琐碎的情感细节和话语，被赋予了观众意想不到的重要性，这就是这部影片的哲学。 对于这部充满这些琐屑情节的影片，一般人会认为《红花绿叶》是一部小品式的电影，但其实影片中包含了一个特别完整的文化结构，它也非常含蓄地暗示了西海固这个空间的精神性。 电影中的“大夫爸”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这人没有子女，和妻子在村子里开诊所，诊所同时是一个小商店，他经常给予古柏一些建议，比如说古柏的病不适合过性生活，按照医学知识，不适合生育。 我们可以通过电影的情节设定来感知这个“大夫爸”，它被设定为某种意义上的反面人物。通过人物对话，我们知道古柏的病可能是因为小时候被大夫爸打了青霉素，他还和古柏争低保，而事实上他非常富裕。因此，他身上所具有的因素都是需要被超越的，这些因素包括商业的、知识的…… 这可以说是电影中明确的思想表达。电影中还有隐约存在另一个维度的介入——城市。从人物的对话中，我们知道古柏以前在兰州打工，他后来因为妻子离家出走而打算再次去往城市，却在中途折返，他在山坡上有一段画外音，说了他对城市的印象，他曾经在城里买过彩票，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 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城市的表态。那段画外音讲述的时候，使用了山对面的城市空镜，偶尔叠化出一个类似于清真寺的建筑。而电影中时常出现的大自然的空镜头，则仿佛为神性的降临提供了空间。

这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是整部电影大结构中的一个支柱。我不知道电影生产过程和后期处理时做了怎样的调整，但我仍然能从一些地方感受到其中的宗教意识。比如开头时空气中隐约传来的诵经声，还有对话时大家偶尔所提到的真主。电影人物时常引用经文来否定大夫爸的断言，他们说，你又不是真主。 其实这些因素被隐去一部分，电影也仍然具有叙事上的完整性。那个在善意谎言撮合下结合的家庭，对于这对西海固青年来说，是一种前定，一个先验的存在，那是别人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要处理这一切。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平等和爱，与上一代家长不同，上一代人的生活中，女性的被动性时常在电影中被体现，而现在电影表达的是西海固新一代农村青年，他们具有着坚定而自省的生活态度，我在上面已经描述了他们生活互动的一部分，我惊讶于他们在日常生活的肃静当中所发展出来的自然而美好的关系。

阿西燕怀孕之后害喜，想吃生瓜子。古柏夜间两次去野外偷向日葵。两人的互动让人深感生命的美好。扮演古柏的演员罗克望是非职业演员，他的木讷和内在激情都演绎地很准确，他让我们认同这个人物并进而认同整个故事。阿西燕和其他演员的表演也很好。 电影作者显然对于西海固以及作为象征的西海固的一代新人，有着非常美好的印象与期待。 这也正是电影所力图证明的，他们并不需要借助于外在的东西，或者说超越了那些外在元素——商业的、知识的、现代文明的，他们才更能够通过回到内心、回到生命的本质和内在性上，来实现真正的幸福。

电影提供了那样的一个空间，西海固的一个普通的村落，一个安静的房间里面的一张土炕，生命似乎在这个静默的空间中生长出自己的花朵来，这里似乎具备着解决一切问题的精神源泉。虽然影片也时常借助于经文的提示，如古柏所引用的“哪怕一个残缺的麻雀，它的指望也是全美的。”但这种观念和信仰，完全也可以从人的生命内在中发展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部“小电影”的伟大之处，在于拍摄出了一种日常生存中的神性光辉。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独特，令人难以忘怀。编剧阿美说这部影片是一部寓言式的电影，我也觉得很有道理。

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之后又一部小说改编影视作品《红花绿叶》，书本专访了导演刘苗苗。

Q：

这个电影改编自石舒清的《表弟》，所以想请问您是什么时候读到这个小说的，然后是怎么跟他联合改编成剧本的？

A：

我和石舒清认识很久了，最早读他的小说是14年前，当时我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我就请我当时在西海固的一个老师帮忙找一点当地的作家写的书，老师给我带回来十几公斤。

那段时间我开始一本一本地看，饿的时候就吃一点切片面包，喝一点白开水，读完了他的作品以后，突然我就觉得好像更有力量了。我一个特别喜欢文学的朋友，现在是宁夏自治区考古所的所长，说恰好认识这个作家，然后我们就联系上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读他的作品，曾经想改过他其他作品，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做成。

他的《清水里的刀子》前两年获了奖，我打电话祝贺，因为他合作的第一个电影导演就是我，我想我没有帮他圆梦，总归有人帮他圆了，那就行了。他说没有，我在等你。当时我很震撼，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包括电影市场，甚至是我自己的年龄和生活境遇，使得我都有点想放弃了，并非不爱这个事业，而是或许可以换一种方式和电影产生联系：比如从事教育，比如写剧本，而不一定非要在第一线，也可以做做评论。

但是他的一番话让我决定开始重读他所有的200多万字的作品，从中选择了《表弟》，因为我从中看到了一句话电影梗概，就是一个身患某种疾病的青年男人完全放弃了婚恋的愿望，但是没想到他娶到的是一个年轻俊美的，能力远远超出他的女人，他们能走下去吗？

我问石老师说你觉得成立不成立，他说成立。

Q：

请问你们对这个小说做的最大的改动是什么？

A：

这个小说是2005年的作品，那个时候宁夏西海固是很苦的，我们决定把它写在当代，十几年过去了，生活经历产生很大的变化：修了很多公路，引了好多水，而且还把一部分很贫困的老百姓，移到了有水有路的地方去。片子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老乡也有车开了，也都有手机，甚至由于穆斯林的习惯，他们经常要做礼拜，必须洗澡，过去像《清水里的刀子》，是在桶里面，现在老百姓家里都有淋浴室了。

我们觉得不要刻意消费苦难，就写一个当下的故事，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核心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能发生，不仅在这个西海固，哪怕是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可能，所以第一我们确定的最主要的观念就是撇开原著里头苦情的部分。

第二个定位就是不要端架子。他是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我也是一个所谓的第五代导演，于是我们两个人达成了一个共识：要做一部让观众容易解读的电影。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对伊斯兰教的问题的处理，在这个电影里，我们不是生硬地宣教，而是把伊斯兰教正面的那种对于真善美的追求的精神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融入到人和人的情感关系中，这是第三个最重要的定位。

Q：

请问拍摄时有哪些影像上的考量？还有跟非职业演员的合作是怎样展开的，有哪些幕后故事？

A：

首先我们用的全都是非职业演员，如果一边要完成那种过于复杂的调度，一边还要表演，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都追求简单，镜头不会去特别地逼近演员。因为周期很短，没有时间磨演员，当时预计的周期只有35天，成本预计也只有三百万，但后来我们是27天拍完的，把省出来的周期的钱做了最后那场戏的特技雪。我们的电影与《清水的刀子》相比，他们人物少，就方便更好地控制，而在这里难度则明显地加大了。

当然现在成片看起来，我们在镜头语言上还应该做一些更精准的设计，这和整个影片的筹备流程有关，因为成本较少，再一个就是我们受季节的限制特别大：比如说从3月份就开始拍，但是我很想拍麦收，但是因为时间问题你拍不了，如果我能有六个月的周期，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影片目前从视听语言角度上讲，并不是我认为最理想的，这也是我感到遗憾的地方。

Q：

您跟胡维捷导演是联合指导，请问你们是怎样合作的？

A：

他是学摄影的，同时是个优秀的纪录片导演，还是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的总编导，我们俩是老朋友了，在我最糟糕、处在精神的地狱里的时候，他一直在支持我！所以我们之间的合作很顺畅，没有什么较劲的地方，通过有理有据有节的讨论，最后能够达到一致，而且有他还节省了好多体力上的事情，我在监视器边上待的时间长，他在镜头前面交流得多一点，当然我们的执行导演还有摄影师也都是很优秀的。

Q：

你刚才说到跟非职业演员合作比较困难，因为时间少，而且他们确实没有接触这个东西，训练排练也很难，所以我想问一下信任的问题。

A：

这次合作可以说是侥幸，不能说幸运。这些演员，几乎全是我的发小，还有发小的亲戚、发小的朋友，他们都来帮助我，他们全是穆斯林，全是回族，从不同的地方到这里来帮助我，所以信任问题基本上没有。

刚才说过，我曾经和石舒清老师在13年前就准备合作的另外一部电影，由于三起三落没有做成，那个时候有一个小演员，当时只有12岁，十几年了，他长大、结婚、生子，我们一直有联系，后来我介绍他到剧组去学摄影助理，他熟悉了现场，直到我要拍这部戏了，我发现12岁的时候我想跟他合作，现在他25岁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依然可以和我合作，而且最好的就是他已经有了现场经验，完全不怕摄影机和周围的氛围，这确实是缘分。

Q：

这个爱情会走到哪里？因为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两个人一开始是没有爱情的，到后来可能有点感情，然后到再到后来可能真正生成爱情，您觉得这个故事会是这样的走向吗？

A：

我宁可相信会走向爱情，而且我也愿意让更多的人相信，因为我也遇到过，一开始可能是陌生的，但是慢慢改进，慢慢地走向爱情。然后在这个片子会看到很多温暖的东西。

导演刘苗苗

采访：tom 整理：北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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